大將軍、東魏的實際掌權者高澄在準備禪代的前夕，突然被廚子蘭京刺殺，倒在了離皇位只有咫尺之遙的地方。高氏掌權者與勳貴的關係如何處置，東魏的政局再度變得暗流湧動起來。
一、高洋篡位，魏齊禪代
高澄突然遇刺身亡，對高氏家族的統治來說情況十分危及，因為這一突發事件不僅使進行中的魏齊禪代被迫暫時中止，更為致命的是它極有可能導致高氏家族失去勳貴共主地位，自高歡起建立的霸府統治遭到反對勢力的顛覆，以至於高氏家族性命難保。正如孝靜帝聽聞高澄遇刺，不禁對左右竊喜道：“大將軍死，似是天意，威權當復歸帝室矣”[1]，然而魏帝親政的願望很快便化為泡影。高澄遇刺不久，時任京畿大都督的高洋便迅速帶兵誅殺了刺客，平息變亂，對外則宣稱“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也”[2]，穩定了局面。高洋留高嶽、高隆之、楊愔和司馬子如等人留守京城，其後親赴晉陽，安撫勳貴，恢復秩序，維護了高澄先前創造的代魏條件。在這種情況下，即便高洋本人暫時不推動魏齊禪代，東魏皇帝也無法改變自己作為傀儡的命運。有鑑於此，魏帝元善見只好依前例加封高洋為丞相、齊王，不久又“進相國，總百揆······加九錫，殊禮”[3]。顯而易見的是，此時的高洋意圖已是司馬昭之心，其代魏之勢已經不可阻擋。
齊顯祖文宣皇帝高洋（劇照）
公元550年五月，即高澄遇刺的第二年，高洋逼迫孝靜帝禪讓，改國號為齊，建元天保，東魏至此壽終正寢，北齊建立。接續高歡高澄前期的奠基，至高洋終於完成了魏齊革命，但是這一過程並不順利，因為在這之前高洋並非高歡屬意的接班人選，其功績也遠不如高歡高澄，因此首先反對高洋稱帝的並非其他外人，而是自己的母親婁昭君。作為高歡髮妻，婁昭君跟隨高歡南征北戰，在勳貴中具有崇高的威望和地位。高洋在稱帝之前曾赴晉陽徵求婁昭君的意見，不料婁昭君詰問道：“汝父如龍，兄如虎，猶以天位不可妄據，終身北面，汝獨何人，欲行舜、禹之事乎！”[4]而後高洋又請親信段韶去詢問勳貴另一代表斛律金的意見，斛律金也同樣答覆高洋不可篡位。此外，婁昭君的侄子婁叡、長史杜弼、擁護高歡的河北大族高隆之等高歡時期的親信重臣都以各種理由反對高洋稱帝。相反，只有高德政、楊愔、徐之才、宋景業等高洋的少數親信幕僚支持他。這種不利的局面使得高洋深感壓力。對此，高洋在回到鄴城前的九個月都呆在晉陽，試圖說服勳貴支持自己的行動，但收效有限，最後他不得不依靠高澄派系的士族才強行結束東魏國祚，榮登大寶。[5]因此，高洋在繼位伊始，便汲取經驗，著手對勳貴採取了軟硬兩手的策略。一方面，高洋通過加封勳貴王爵來拉攏他們以獲支持：
“詔封厙狄幹為章武王，斛律金為咸陽王，賀拔仁為安定王，韓軌為安德王，可朱渾道元為扶風王，彭樂為陳留王，潘相樂為河東王。”[6]
同時，高洋還親自通過領軍征戰、建立軍功在崇尚武功的勳貴面前樹立威望：
“帝露頭袒膊，晝夜不息，行千餘里，唯食肉飲水，壯氣彌厲。”[7]
當然，在“軟”的一面之外，高洋還採取了“硬”的一面，他：
“以法馭下，公道為先。或有違反憲章，雖密戚舊勳，必無容舍，內外清靖，莫不袛肅。”[8]
南北朝後期北齊北周南陳三國對峙局勢
除了對勳貴採取權宜之計予以安撫外，高洋延續了高澄時期的做法，試圖將權力中心從晉陽轉移到首都鄴城，他打造忠於自己的官僚集團，通過文官政治加強皇權的統治。當然，這些文官集團也深孚眾望。高洋在位前期勵精圖治，展現出了有為君主的風範。他不僅使北齊繼承並擴大了東魏時期趁侯景之亂向南拓疆到梁朝淮泗之地的戰果，而且親自率軍北擊契丹、庫莫奚、山胡、蠕蠕等遊牧民族政權，取得作戰勝利，暫時消除了北患，並且繼續保持對西魏的戰略優勢，使得西魏在宇文泰逝世後“常為度隴之計”[9]，一時間北齊國力達到最盛。對此，初唐宰相魏徵在《北齊書·後主紀》末評論道：“觀夫有齊全盛，控帶遐阻，西苞汾、晉，南極江、淮，東盡海隅，北漸沙漠，六國之地，我或其五，九州之境，彼分其四。”[10]但是自天保六年以來，高洋耽於酒色，殘暴昏聵，肆意刑殺。但即便如此，北齊的中央政府並未因皇帝的個人原因陷入混亂，高洋前期苦心培養的鄴城官僚集團在此發揮出了重要的作用。在楊愔的領導下，北齊中央政府在高洋愈發昏暴的同時依然能做到司馬光美譽的“主昏於上，而政清於下”[11]，實在難能可貴。因此北齊的政治總體上依然保持在較為穩定的狀態，但是這一總體穩定的政治格局很快在高洋死後、高殷繼位時發生了變化，並且最終以政變的形式表現出來。
二、高殷繼位，乾明政變
如前述，高洋在執政前期，“存心政事，風化肅然”[12]，展現出“英雄天子”的風範，此時北齊的國力達至最盛。但自天保中期以來，高洋開始沉溺酗酒，變得狂暴不堪，尚不論已經慘遭滅門之災的前朝元魏宗室近屬，連昔日佐力高洋甚多的舊臣高隆之、高德政、杜弼等人皆遭殺戮，甚至其同父異母弟永安王高浚、上黨王高渙二王也因得罪高洋而被殺，高洋大肆誅戮的行為雖然維繫了自己的權威，但導致統治集團內部人心惶惶，其“嚴斷臨下，加之默識強記，百僚戰慄，不敢為非，文武近臣朝不謀夕”[13]。此外，高洋二弟高演高湛在朝中的權勢以及在軍中的地位也使得高洋時刻擔心太子高殷能否順利繼位。
天保十年，高洋自知時日無多，在死前遺詔以尚書令楊愔、侍中燕子獻、黃門侍郎鄭子默以及領軍大將軍高歸彥四人為輔政大臣，輔佐太子高殷登基。在高殷的輔政大臣中，除掌軍權的高歸彥為高歡同族外，其餘皆為一路跟隨高洋稱帝並輔佐他的親信文官，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終至天保一朝，高洋雖然依仗晉陽勳貴對外攻伐，並從表面上拉攏、尊崇他們，與其維持良好的政治關係，但實際上始終對勳貴心存警惕，並不委以重任。另外一方面，高洋信任楊愔等人，大力提拔文官，苦心經營忠誠於己的文官政府，並且也只依靠鄴城政府施政，鄴城政府的文官們為了加強中央集權也為了保全自己，開始抑制勳貴，這樣就加深了鄴城官僚與晉陽勳貴的矛盾，以至於這一對矛盾就成了天保一朝的最大矛盾[14]，並且不久之後就集中爆發出來。
現藏河北博物院的高洋墓壁畫（局部）
諸王、眾勳貴雖然不服，但由於高洋有遺詔在，太子高殷得以在楊愔等輔政大臣的幫助下順利繼位，並改元乾明。高殷繼位，以楊愔為親信宰執，“大革其弊，風教粲然，縉紳稱幸”[15]。由於高殷幼年繼位，其位必然受勳貴窺伺，以楊愔、燕子獻、爾朱渾天、宋欽道以及鄭子默為領袖的鄴城文官集團便進一步打擊不法，削奪晉陽勳貴權力，引起了勳貴的嫉恨，也使得不法官員投靠二王陣營。不僅如此，鄴城政府還與同受遺詔輔政的高歸彥反目導致高歸彥叛變，將楊愔以常山王高演“威望既重，內懼權逼，請以帝為太師、司州牧、錄尚書事”[16]，長廣王高湛為“大司馬，錄並省尚書事，解京畿大都督”[17]的想法告訴二王。在這種情況下，二王自然擔心不僅會被奪兵權，甚至會被藉機除掉，於是密謀搶先發動政變。當然，二王的圖謀得到了勳貴領袖婁太后的支持。《北齊書·神武婁後傳》載：
“濟南即位，尊為太皇太后。尚書令楊愔等受遺詔輔政，疏忌諸王。太皇太后密與孝昭及諸大將定策諸之，下令廢立。”[18]
乾明元年三月，常山王高演和長廣王高湛披堅執銳，與平原王段韶、平秦王高歸彥以及領軍劉洪徽領軍衝入尚書省，將在座的尚書令楊愔、右僕射燕子獻、領軍可朱渾天和與侍中宋欽道一網打盡，又在中書省門口拿下了散騎常侍鄭子默，隨後將他們盡數殺害，此外二王一併誅殺了忠誠於高殷的武將娥永樂，控制住了京畿重兵，之後率兵包圍了皇宮。這時太皇太后婁昭君才出面告訴太后李祖娥和高殷高演沒有異志，“但欲去逼而已”[19]，這樣就將高演領導的政變行為合法化了。事到如今，高殷無可奈何，不得已下詔任命高演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20]，不久，高演又入晉陽，鞏固其餘勳貴的支持基礎，“有詔軍國大政鹹諮決焉”[21]。半年後，高演又奏請婁太后廢高殷帝位，降為濟南王，轉立自己為帝，之後高演又害怕高殷會復辟，便藉機加害。
晉陽勳貴的代表、齊神武皇帝高歡皇后——婁昭君（畫像）
高殷在位不足一年便被推翻，不久又因受到高演猜忌“有復辟之象”而被害身亡，而高演高湛二王對以楊愔為首的鄴城官僚集團開展的大肆屠殺，不僅導致高澄高洋一代苦心打造文官政治、削奪勳貴權力，實現國家正常化的努力付之一炬，致使北齊中央政權重歸勳貴之手。正是在這層意義上，谷川道雄評價乾明政變後北齊的政治重歸復古主義。[22]儘管高演通過政變殺戮上位，但是其仍不失是北朝末年難得的明君，但遺憾的是在位一年便死，沒來得及將諸多良策付諸實施。高演臨崩前，害怕太子高百年遭遇高殷一樣的命運，於是遺詔長廣王高湛入繼大統，並囑託高殷“宜將吾妻子置一好去處，勿學前人也”[23]。由此乾明政變中的二號人物高湛繼位，是為武成帝。由於高湛深知自己上臺得益於勳貴的支持，但也意味著皇權會受到勳貴的掣肘，於是高湛開始大肆啟用恩悻勢力來對抗軍權，開啟了北齊後期陷入不斷內鬥和政爭的閘門，並且又重蹈高演覆轍，殺害高百年。正如現代史家呂思勉評價的那般——“大壞於武成”[24]。而高湛子、後主高緯秉政時更是將政爭推向高潮，他任用不同的政治勢力，並先後誅殺了打退北周來犯、為北齊立下汗馬功勞的勳貴斛律光[25]和功高震主的高孝瓘[26]，雖然使得北齊朝廷再沒有威脅皇權的勳貴勢力，但是也自毀長城，解構了國家支柱，最終使北齊亡於北周武帝發起的討伐戰爭。
三、總結與討論
作為中國歷史上承魏末亂世、下啟隋唐大一統時代的重要過渡時期，作為割據政權的東魏-北齊因北魏內戰分裂而形成，在立國之初又處於與政治宿敵西魏的戰爭壓力之下，在政治上形成了鮮明的特徵。具而言之，在長期處於戰爭和軍事對峙壓力的情況下，勳貴在國家內部具有崇高的政治地位，但也因此成為國家實現文官統治、走向正常化的障礙。更為致命的是，它還對皇權的獨尊構成了嚴重威脅。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對軍權的直接掌握是北齊政治最核心的要素，能否駕馭軍隊也是兩魏周齊皇權政治可以維繫正常運轉的關鍵”[27]。
第一代權臣高歡早年結交豪傑，南征北戰，終起於行伍，在長期險惡的戰爭歷練中成為魅力型領袖並執掌東魏朝政，因此能憑一己之力協調各方複雜的利益，暫時壓制多方矛盾，從而獲得勳貴的支持，成為六鎮武人的共主。因此，高歡秉政，尚能維護霸府統治和各個政治精英群體的向心力。但在高歡之後，第二代權臣高澄高洋先後因為資歷、威望、人脈等多種原因都受到了勳貴的掣肘和挑戰。高澄繼位伊始便面臨勳貴侯景的叛亂，政治局勢一度可能出現重大變故，而高洋則在推動魏齊禪代時受到了包含自己母親婁太后在內的眾勳貴的普遍反對。有鑑於此，他們採取的措施都是一邊從表面上拉攏並安撫勳貴，另一方面大力組建輔佐自己的親信文官集團，依靠文官政府對勳貴進行削權，著力將自己統治的霸府轉化為新的朝廷。經過高歡高澄兩代奠基，至高洋終於完成代魏建齊。天保一朝，高洋高度依靠鄴城官僚施政，國力一度達到當時的巔峰，高洋雖然大規模肅清潛在政敵，暫時維繫了政局的總體穩定，但付出的代價卻是進一步激化了潛在的矛盾。因此，高洋一死，擺在幼帝高殷面前的是暗流湧動的局面。他試圖積極有為地推行善政，在楊愔為首的輔政大臣的輔佐下試圖進一步削弱勳貴的權力，加強中央皇權，但這引發了勳貴的反叛，最終引發常山長廣二王的政變，導致高洋苦心經營的文官系統遭到大規模屠殺，北齊國家正常化的進程被逆轉。高殷自己也在位不滿一年便被廢黜，不久被害。可以說，乾明政變是東魏-北齊政治變遷過程中的重大轉折點，它標誌著在多重對立的政治格局下，東魏-北齊前期累積的政治矛盾的一次總爆發，代表著勳貴對文官削奪權力的反撲，通過血腥的殺戮重新控制了北齊皇權，更對後期北齊的政局走向產生了重大影響。
乾明之後上位的政變主角孝昭帝高演雖然勵精圖治，但僅在位一年便病死，沒有留下更多的有益政治遺產。而後繼位的政變二號主角、武成帝高湛深知奪位成敗全在勳貴，開始大規模啟用恩悻勢力對抗勳貴，鞏固皇權，由此開啟了持續政爭的局面。複雜的權力網絡和政治鬥爭在後主高緯統治時期達到高潮。這些激烈的政爭雖然顯著地抑制了勳貴的權力，但壯大了另外一派勢力，面對這種情況，皇帝又會啟用另一派去壓制崛起的勢力，這樣雖然使得沒有北齊統治後期再無任何一個可以單獨威脅皇權的勢力，但付出的代價確是統治集團乃至整個政治精英群體的全面分裂，這種累積性的結果最終導致北齊國力由盛轉衰，進而在持續的政爭和內耗中走向敗亡。
因此，從乾明政變這一歷史事件可以看出，對缺乏大規模政治參與的前現代社會而言，政治精英在推動中古國家政治變遷的過程中發揮著引領作用，而不同政治精英群體的聯合則對國家的興衰產生了決定性影響，但是政治精英之間聯合與否的根源需要追溯到產生他們的社會結構和所處的外部環境（壓力）。在統治集團內部結構性矛盾無法調和的情況下，政治精英的聯合通常無法得以有效實現，相反可能會流於普遍性的分裂和政爭。
[1] [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二·梁紀十八》，第5027頁。
[2] [唐]李百藥：《北齊書》卷三，第38頁。
[3] [唐]李百藥：《北齊書》卷四，第44-45頁。
[4] [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二·梁紀十八》，第5027頁。
[5] 王怡辰：《東魏-北齊的統治集團》，第241頁。
[6] [唐]李百藥：《北齊書》卷四，第52頁。
[7] 同上書卷四，第57頁。
[8] 同上書卷四，第67頁。
[9] 同上書卷四，第67頁。
[10] 同上書卷八，第116頁。
[11] [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三·梁紀十九》，第5042頁。
[12] [唐]李百藥：《北齊書》卷四，第69頁。
[13] 同上書卷四，第68頁。
[14] 王怡辰：《東魏-北齊的統治集團》，第278頁。
[15] [唐]李百藥：《北齊書》卷六，第86頁。
[16] [唐]李百藥：《北齊書》卷六，第80頁。
[17] 同上書，第80頁。
[18] 同上書卷九，第124頁。
[19] [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八·陳紀二》，第5200頁。
[20] [唐]李百藥：《北齊書》卷六，第81頁。
[21] 同上書，第81頁。
[22] 谷川道雄在這裡提出的“復古主義”指的是北齊一改高洋時期文官掌權的局面，回到勳貴控制的局面。參見[日]谷川道雄：《隋唐帝國形成史論》，李濟滄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247-248頁。
[23] [唐]李百藥：《北齊書》卷六，第85頁。
[24] 呂思勉：《兩晉南北朝史》（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631頁。
[25] 斛律光是勳貴斛律金之子。
[26] 即歷史上著名的蘭陵王。
[27] 曾磊：《北朝後期軍閥政治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3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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