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嶽霖，字龍蓀（1895—1984），湖南長沙人。1911年，考取清華學堂高等科。1914年，畢業並考取官費留美的賓夕法尼亞大學，攻商業；1917年，考取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改學政治學；1920年，取得政治學博士學位；1920—1921年，在喬治城大學任教；1921年底起遊學了英、德、法和意等國；1926年7月，回清華大學任教，創立哲學系。
提起金嶽霖，當下的無數文藝青年，耳熟能詳的是他與民國才女林徽因的一段情場糾葛，金亦因此被戲稱為“中國備胎教父”。然而，對於他的文化貢獻、為人品德和思想精華，當世之人卻知之甚少。一旦改變這種“才子佳人”式的淺層次審美目光，悉心探究金嶽霖的學術成就和教育思想，才會發現他真正的價值。
學“萬人敵”
金嶽霖1895年生於湖南長沙的一個官宦之家。其父金珍，早年曾投身洋務運動，追隨張之洞、盛宣懷創辦洋務，並擔任過晚清的地方鐵路總辦和金礦總辦。母親唐淑賢，出身“詩禮人家”，乃是一代理學大師唐鑑之的孫女。
金嶽霖自幼年時代就博聞強記，顯示出高人一等的天分。他六歲上私立學堂，留下了在睡夢中背誦《四書》的佳話；12歲進入美國教會學校讀中學，提早完成學業；16歲考取北京清華學堂；19歲以官費留學美國。他22歲得到商學學士學位，一年後再獲政治學碩士學位，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之時，也不過25歲。
金嶽霖早年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學商學，對於能帶來巨大現實利益、讓人趨之若鶩的工商管理類專業，他卻視作“簿計小技”，稱：“俺長長七尺之軀，何必學此雕蟲之策。昔項羽之不學劍，蓋劍乃一人敵，不足學也。”是故他在學業完成之後，考取了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院，潛心研究他眼裡“萬人敵”的大學問。
金嶽霖無意於仕途之路，卻對中國的政治體制及民主進程懷著巨大的責任感與使命感。他曾經設想，“若有一部分不被政府利用的優秀分子或團體，費個幾十年的功夫，獨立地去監督政府，改造社會，中國的事或者不至於無望……”金嶽霖血脈裡流淌的是天真、率性且過於理想化的因子，然而，遊學歐美的閱歷，以及對學識的通達，讓他機敏地察覺到真實的政治與學術方面的巨大差異，從而漸漸放棄了這種宏偉又註定幻滅的個人抱負，轉而專注於學術與教育。
紳士教授
1921年，金嶽霖去了英國留學。在倫敦大學經濟學院聽課的過程中，他被羅素的《數學原理》和休謨的《人性論》深深吸引。尤其是休謨的懷疑主義和知識論，使得金嶽霖專心走上了哲學研究的道路。在英國劍橋大學，金嶽霖聆教於羅素與穆爾兩位哲學大師。他從讀羅素的書中接觸到邏輯，並極為欣賞分析哲學與分析哲學所使用的邏輯工具。到了1931年，他輾轉回到美國學習邏輯學。這一切的經歷，都為他日後潛心科研、創新教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25年，金嶽霖學成歸國，先後在清華大學、西南聯大和北京大學任教。由於邏輯思維中國數千年的傳統文化並不佔重要地位，有些學生起初並不喜愛這門枯燥難懂的課程。巴金的夫人陳蘊珍（蕭珊）曾是金嶽霖的學生，她問金先生為什麼要去搞邏輯？言下之意是邏輯學讓人苦悶，難有興趣，金嶽霖則乾脆利落地回答：“我覺得它很好玩。”
儘管如此，在當時的西南聯大，凡金嶽霖主講邏輯學，前去聽課的人除了哲學系的學生，外系的學生也紛紛加盟。他們總將偌大的教室塞得座無虛席——這跟金嶽霖的淵博學識相關，也得益於他幽默風趣、充滿個性的教學風格。
金嶽霖進課堂，經常不拿課本和講義，只帶著一支粉筆。他講課講得興起，有時會在講臺上走來走去，有時就坐在教桌上面對學生侃侃而談。然而一堂課講完，黑板上鮮見板書。他不喜歡讓學生通過用囫圇吞棗、死記硬背的方式去學習。而是愛用講故事的方式讓學生們瞭解到邏輯學與現實生活密切相關。怎麼樣怎麼樣的情況屬於合乎邏輯，什麼樣什麼樣的情況又屬於自相矛盾。他曾借河南地方戲為例，講述唱詞中的不合邏輯之處。戲中一名大將為赴潼關，在原地轉了幾個圈子，嘴裡唸唸有詞：“此地已是潼關，到此已是潼關，這是什麼地方？待我下馬看看，唉呀！上面有三個大字：潼關。”金嶽霖藉此分析道：大將既然口出“此地已是潼關”，卻又不知“這是什麼地方”，“潼關”明明是兩個字，怎麼在大將嘴中成為了“三個大字”？這個情況就屬於不合邏輯。金嶽霖將教學案例講得生動有趣，學生們無不聽得津津有味。
金嶽霖對學生提問，既不按照名單，也不根據成績好壞，而是“分門別類”地選擇回答者。他有段時間曾專門向身穿紅衣服的女學生提問，導致聯大的女生們在藍陰丹士林的旗袍外罩件紅毛衣的穿法一度流行成風。
金嶽霖也會在課堂上跟學生開開無傷大雅的玩笑。在西南聯大，有個學生叫林國達，提出了一個邏輯無誤卻又意思不對的問題，想刁難金先生。金嶽霖則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反問道：“Mr．Lin-guodaisperpendiculartotheblackboard（林國達君垂直於黑板），這是什麼意思？”這句話在邏輯角度並無語病然而又不知所云，面對金先生的反問，林國達自然無話可說。
除了“極道鮮師”般的教學特色（《極道鮮師》是一部日本電視劇，裡面的老師比較“麻辣”，讓人覺得新奇另類），金嶽霖的個人形象，也與那些蓄著四角平頭、一身長袍馬褂的學者教授區別頗多，堪稱是“潮男”一枚。金嶽霖出門經常是持手杖，戴墨鏡，西裝革履，腰板筆挺。他的皮鞋油光可鑑，鮮見灰塵。若是夏天則會穿西式短褲，還要像西歐紳士一樣配上長筒襪。由於視力不佳且畏光，出門要戴鴨舌帽來保護眼睛，他會在每一學年開始，對著新生們作出解釋：“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並不是對你們不尊重，請原諒。”
紳士教育
多年後，曾與金嶽霖在清華大學共事的馮友蘭回憶這位老朋友時說道：“金先生的風度很像魏晉大玄學家嵇康。”嵇康是“越名教而任自然”，金嶽霖的性情流露，更多源於他在國外所接觸到的自由主義教育價值觀，包括紳士教育的理念。
金嶽霖早年留學英美，又在歐洲各國遊學近十年，他深受西方現代文明的洗禮，非常反感中國傳統的老式教育，對於封建社會灌輸的“學而優則仕”“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之類理念深惡痛絕。
在金嶽霖眼裡，中國若要建設和培育現代文明，需要的不是一群死讀書的人肉機器，而是具有德行、智慧、禮儀和學問的現代公民。而中國早期高等教育的創辦理念，具有很強的國家功利主義色彩。那些高校舉辦者，多是舊學出身的紳商和知識分子，側重於為富國強兵而培養專業人才或通才。隨著南京國民政府的建立和對大學教育的干預，國家主義、權威主義的價值觀逐漸高漲。尤其到了1930年代日軍全面侵華時期，教育界內部經常圍繞為如何制定新的“戰時教育方針”而展開論戰。其是最主流的意見是認為教育應該完全服務於抗戰，不但學科要調整，變為以軍事課為主，如“化學師生可從事軍用品製造”。此外，主流意見認為，教育對象也要調整，須“以民眾為對象”，“高中以上學校與戰事無關者，應予以改組或即停辦”。
然而，金嶽霖對此是持反對意見的。他於1943—1944年訪美期間，在芝加哥大學發表了題為《當代中國的教育》的演講。針對抗戰時期中國教育體制存在的問題，金嶽霖精闢地闡述了教育的內在目的和教育改革的基本思路。金嶽霖認為教育不僅僅是傳授知識技能，讓學生得以掌握一技之長，其內在目的是培育有健全人格的人才和實現人類優秀文化的傳承，是為了“鼓勵青年人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選擇，使他們能夠明確地說出自己的價值觀念是什麼，並確信自己無愧於天地”。這既是他本人讀書治學的感悟，也是遍觀中外社會弊端之後開出的處方。
金嶽霖的教育理念，來自英國的“紳士教育”。
“紳士教育”是英國17世紀教育思想家洛克提出的。洛克認為教育的重點是培養有德性、有學問、有能力、有禮貌的Gentlemen，即具有上層社會所理解的身體健康、進退得宜，具有純潔情操、高尚道德和判斷能力，通達世故、善於處理實際事務的社會活動家。為了實現目標，洛克提出了一系列與之相適應的教育內容和教育方法，比如強調理智、堅韌、勇敢、公道、慷慨、誠實等是一個人的美德，而塑造這些美德的教育要在兒童時期就及早進行。在涉及社會意識和公民意識的方面，教育要明確社會對個人的要求，讓受教育者知道個人的權利、義務和責任……這些觀點在當今英國政府執行的《英國學校道德素質教育》中都有所繼承。洛克還非常重視老師對於學生進行紳士教育的重要性。“導師的重大的工作在於養成學生的風度，形成學生的心理，使學生養成良好的習慣，懷抱德行與智慧的原則”。要求導師以身作則成為榜樣來影響周圍的學生，進而提高人與人之間的文明程度，提高整個社會的道德風尚，這些觀點用現在的眼光來看，也是極其適用的。
金嶽霖借鑑洛克的教育思想，多次強調中國教育要重視基礎教育，學科不宜分得過細，學生應該文理兼修……他堅持用自己的教育思想來指導個人的教學實踐。在學術領域，金嶽霖似乎喜歡採用一對一的溝通方式。他每天到辦公室上班，要麼和教師們談心，解決其思想問題；要麼跟學生們談話，聽取他們的要求和意見。他氣度雅緻，休休有容，哪怕是對學生說理與教誡，也總是態度溫和，耐心誘導，從無聲色俱厲之勢。金嶽霖向學生們輸入了大量的人文主義精神和自由主義理念，他的課堂充滿了互動探討、民主開放的氣氛。
金嶽霖在28歲的時候，發表過長文《優秀分子與今日的社會》，對熱衷於參政的知識分子們提出了四點希望：其一，希望知識分子能在經濟上獨立，“與其做官，不如開剃頭店，與其在部裡拍馬，不如在水果攤子上唱歌。”其二，希望知識分子不做官，“不做政客，不把官當做職業的意思。”其三，希望知識分子不圖發財，“如果把發財當做目的，自己就變作一個不折不扣的機器。”其四，希望知識分子能有一個獨立的環境，要與一群志同道合者在一起。
對比將參政當作謀幹祿、獲名利、光宗耀祖的渠道的讀書人，金嶽霖關注得更多的是現代知識分子的使命與祖國的前途。1948年底，國民黨大勢已去，蔣介石特派專機接北大清華的教授名師赴臺，金嶽霖不為所動，斷然拒絕……金嶽霖的學生張遂五（今四川大學哲學系教授）曾經回憶：“（金嶽霖）首先是在品德和人格方面給學生以感染。”殷海光（臺灣學者、李敖的老師）也曾經深情地評價恩師：“他不僅是一位教邏輯和英國經驗論的教授，並且是一位道德感極強烈的知識分子。昆明七年教誨，嚴峻的論斷，以及道德意識的呼喚，現在回想起來實在鑄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論他本人，他是那麼質實、謹嚴、和易、幽默、格調高，從來不拿恭維話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際一點也不含糊。”
金嶽霖還主張學生在學術領域擁有獨立的思想和見解，拒絕盲從權威，不要人云亦云。據金嶽霖的學生馮契回憶，金嶽霖經常在他朗讀休謨的專著時，提問發難，然後詳詳細細地分析休謨的思想。“從這方面解析，從那方面探討，又從第三方面考慮，等等，不一定得出結論，但把內容引向深入。”馮契感恩地說，“金先生給我的嚴格的思維訓練……那真是對我一生影響至深的。”
哲學與愛情
金嶽霖在清華大學，憑一人之力開創了哲學系，同時將現代邏輯學引入大學課堂，目的是為中國培養出具備嚴格的思維訓練的哲學家——即具備正確的懷疑態度和批判精神，擁有科學論證和邏輯推理的高素質專業人才。
金嶽霖是中國現代邏輯學的奠基人，他編寫的《邏輯》講義，於1936年被列入“大學叢書”。金嶽霖還著有《論道》和《知識論》，其價值在中國現代哲學研究中罕見其匹。國學大師馮友蘭評價他的著作是“道超青牛，論高白馬”；哲學家張申府曾讚譽道：“如果中國有一個哲學界，金嶽霖先生當是哲學界的第一人。”
金嶽霖一生未婚，沒有家庭和子女，著述與教學之外，他將更多的愛心投放在了所教的門徒身上。有個叫榮晶星的學生，窮得連冬天穿的棉襖都沒有，金嶽霖親自將自己身上的中式棉袍脫下來送給他；殷海光曾因家境貧困難以支撐學業，寫信求助，金嶽霖一度負責過其生活費用。1937年爆發“七七事變”，清華大學需要對在校生進行疏散，金嶽霖自掏腰包取出50元錢助殷海光歸家。抗戰期間，不少學生家鄉淪陷，經濟困難，金嶽霖具體資助了多少學生，他自己從不記得，也從不計較別人還沒還過他錢……
尤被人稱道的是，金嶽霖還曾以“哲學”的方式挽救過一位周姓學生的性命。這位周同學曾因失戀欲圖自殺，金嶽霖前去探望，幾度開解，並通過自身的情愛感悟，讓其放棄了輕生之念。二人通過探討，還得出了一個哲學認識：“（一）戀愛是一個過程。戀愛的結局，結婚或不結婚，只是戀愛全過程中的一個階段。因此，戀愛的幸福與否，應從戀愛的全過程來看，而不應僅僅從戀愛的結局裡衡量。（二）戀愛是戀愛者的精神和感情的昇華。戀愛的對象，在一定程度上，是戀愛者的精神和感情的創造物，而不真正是客觀的存在。因此，只要戀愛者的精神感情是高尚的、純潔的，他（她）的戀愛就是幸福的。不應從世俗的‘戀愛——結婚’公式看問題。”周同學後來還補充說：“上述兩點，可以叫做過程的、美學的戀愛觀。”金先生挽救過的這位周姓學生，後來成為了邏輯學家和哲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的研究員和博士生導師。
表面看來，金嶽霖對林徽因的痴戀是傳奇式的。實則不然，他一生的為人，無論是對於戀人，或是對於朋友和學生，都是秉承著樂施精神。也正是因為他的這種心甘情願、毫不計較回報的奉獻，使得他的門下弟子，終身紀念著他的恩情，也紛紛承擔起以德為本的社會責任。比如說殷海光，曾於1938年秋在金先生的幫助下考入西南聯大哲學系，後進入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求學。殷海光終生秉持金嶽霖灌輸的科學民主自由理念，1949年到臺灣後，寫出大量文章抨擊時政，成為了一位傲骨嶙峋的批評家和思想敏銳的學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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