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偉大的行動和思想，都有一個微不足道的開始。
今天並沒有許多關於《加繆手記》這本書的很多語言，讓我們更加了解一些關於他人對加繆的看法和他的生平。
加繆在他的小說、戲劇、隨筆和論著中深刻地揭示出人在異己的世界中的孤獨、個人與自身的日益異化，以及罪惡和死亡的不可避免，但他在揭示出世界的荒誕的同時卻並不絕望和頹喪，他主張要在荒誕中奮起反抗，在絕望中堅持真理和正義。
“極少有作家像他一樣，作為一個為他自己的生命、也為我們的生命寫作的人，展現在我們面前。”
1960年1月4日，加繆乘坐汽車，從盧爾馬蘭返回巴黎，途中遭遇車禍身亡。他剛過完46歲的生日，就以這樣讓人難以置信的方式告別了世界。
追溯加繆的一生，可以說他浸透了絕望的困境，但即使在最絕望的時刻，他也從未停止希望，他始終相信荒誕能被超越，愛才是最後走向的歸途。
幼年喪父，母親耳聾，他和母親寄人籬下，跟脾氣暴戾的外祖母和殘疾的舅舅在貧民窟長大。貧窮扼制著他的咽喉，他的貧窮可以說一直持續到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但極度貧窮的經歷並沒有使他人格扭曲，相反他看到了生活的困境不是一種終結，而是一個開端。
他曾在散文集《反與正》序言裡說說到：“貧窮對我來說從來不是一種不幸：光明在其中播撒它的財富，甚至我的反抗也被照亮了。”
“我所經歷的貧窮未教會我怨恨，相反，他教會了我某種忠誠和無言的堅忍。”
加繆生活的時代，苦難是不可忽略的背景，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蜂擁而上。現實裡到處都是戰爭侵略、極權統治、政治屠殺、暴力革命、毀滅、貧窮.......那一代歐洲人看不見上帝，只看得到世界的殘酷與不可理喻和人類的渺小與絕望，但是加繆超越了生命贈與他的苦難。
據傳他曾經寫下一張紙條，上面標註著“1951 年3 月—1953 年12 月”，他列出了他所摯愛的十個詞：“世界、痛苦、大地、母親、人類、沙漠、榮譽、苦難、 夏日、大海”。這些詞組合在一起所蘊含的振奮人心的文字力量以及他對人間與人類的悲憫情懷讓筆者深受觸動。
加繆離世後，歐美學界許多要人都對他致以極高的評價，包括曾經反目成仇的朋友薩特也致以沉重哀悼。筆者記憶最深刻的是美國作家蘇珊·桑塔格對加繆的悼詞：“卡夫卡喚起的是憐憫和恐懼，喬伊斯喚起的是欽佩，普魯斯特和安德烈·紀德喚起的是敬意，但除了加繆以外，我想不起還有其他現代作家能喚起愛。
他死於1960年，他的死讓整個文學界感到是一種個人損失。
蒂巴薩有一塊為加繆而樹的紀念碑，碑上鐫著加繆說過的一句名言：“在這兒我領悟了人們所說的榮光，就是無拘無束地愛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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