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中写到了很多历史人物，其中，不乏苏轼、范仲淹这样的文学大家，他们在北宋诗坛词坛都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然而，施耐庵并没有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去展示书中的人物和他们的精品力作，“水浒传”中只有宋江留下几首诗词，及时雨宋公明仿佛是《水浒传》中唯一的词家、诗人。
民国学者唐圭章先生主编的《全宋词》，收录了宋江的两首词作，一首是在江州浔阳楼粉壁上题写的《西江月·自幼曾攻经史》；另一首则是在汴京名妓李师师家中索笔写下的《念奴娇·天南地北》。
其实，“水浒传”中宋江不止填了这两首词，“菊花之会”上，有一首招致武松反感的《满江红·喜遇重阳》。征王庆凯旋途中，因感燕青射雁，填了一阙《解连环·楚天空阔》。除了这几首词外，宋江还留下了五首诗。其中，以江州浔阳楼那首“敢笑黄巢不丈夫”最为著名。
然而，《水浒传》中的宋江并没有留下如此丰富的诗词作品，属于宋江的诗词只有两首，就是他在江州浔阳楼题写的“反诗”。
那么，唐圭章先生为何收录宋江的两首词进《全宋词》，《水浒传》中宋江题写的反诗又有什么寓意呢？
唐圭章先生为何只收录宋江两首词
唐圭章(1901-1990)，曾任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兼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中国韵文学会会长，中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词学》主编。1940年，唐圭章先生完成《全宋词》编辑工作，并由商务印书馆在长沙出版。在这部堪与《全唐诗》媲美的宋词大观中，就有宋江的两首。宋江的词能入选《全宋词》，却是令人感到意外。但是，“水浒传”中宋江明明有四首词，唐先生为何只收录了两首呢？
从“水浒传”宋江的诗词中比较，我认为，写得最好的是《楚天空阔》这首。这首词的词牌，有人标注为“解连环”或者“减字解连环”。按照《唐宋词格律》所举《解连环》变体，宋江的这首词也不在此范围之内。词牌都没弄明白，作为韵文学大师的唐先生没有收录这首词，是有道理的。
之所以《楚天空阔》这首词的词牌没搞明白，是因为“宋江”的这首词涉嫌洗稿。《全宋词》中，有一首宋代张炎有一首《解连环·孤雁》，上半阙前有这样几句：“楚江空晚。怅离群万里，恍然惊散。自顾影、却下寒塘，正沙净草枯，水平天远。写不成书，只寄得、相思一点。 ”续书作者涉嫌抄袭，难怪唐先生没有收录这首词。这样的事情，施耐庵先生是绝不会干的。
“菊花之会”上的《满江红·喜遇重阳》这首词，却是符合词牌格律的，词作的水平也不是很低。假若摆在特定的意境中，加以诠释注解，同样不失为一首佳作，不会比《念奴娇·天南地北》水平低。但是，唐先生却将这首词舍弃了。
号称《全宋词》则必定是要应收尽收的，唐先生又承认宋江的词属于“宋词”范围，但却为何没有收录“菊花之会”上的这首词呢？其中恐怕还涉及到《水浒传》与“水浒传”的问题。
宋江在浔阳楼题写的《西江月·自幼曾攻经史》毫无疑问，就是施耐庵《水浒传》宋江的“原作”，施公借人物之手，留下了这样一首“宋词”。当然，宋江也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也有可能写过这样的诗词，唐圭章先生以宋人之作邀其入辑，大道理上也讲得通。
另一首《念奴娇·天南地北》则不是宋江的“原作”了，说得更直接一点，肯定不是出自施耐庵的手笔。这首词与书中的故事一样，都是续书作者所为。因而，绿野老道用引号说话，称这首词是“水浒传”中宋江的作品。
续书是明代中期，最早大约是嘉靖年间起，由不知名的文人陆续写成。即便是托名“宋江”，但此宋江非彼宋江，可以说是明代文人塑造的另一个宋江，与历史上的宋江并不是一个人。唐圭章先生大概缺乏对《水浒传》版本的考证，稀里糊涂的就把这首词明代文人写的词收进了《全宋词》。
那么，“菊花之会”上乐和唱的那首词又是怎么回事呢？其中的一种可能是，上世纪四十年代之前，“水浒传”的版本与现在的不一样，这个故事是稍后或者更稍后时补写进去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宋江坐实为投降派，而武松、李逵、鲁智深等人则是坚定的造反派，梁山从此划分为两大阵营：招安与反招安。既然没有文本，唐圭章先生便无从辑录宋江这首《满江红·喜遇重阳》了。
“菊花之会”这一段故事显得很古怪，与前后文本一点都不搭调。而且，武松等人最后还是招安了，不仅招安了，还追随宋江东征西讨，玩命的打仗，弟兄们的心并没有冷。这个故事等于白讲了。关于这个问题，下文还要进行探讨。
《楚天空阔》这首词牌不明的词，除了这个原因没有收录进《全宋词》外，同样还涉及“水浒传”版本问题。
最早的“水浒传”版本，应当是没有征辽、征田虎、王庆这三个故事的，只有招安、征方腊这两大段。辨析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水浒传”中就有非常明显的线索证据。
梁山好汉大破辽国，辽国主臣耶律辉上表宋徽宗投降，标注的日期是“宣和四年月日”。宋江剿灭方腊，先锋使宋江，副先锋卢俊义上表报捷，奏表上落款日期是“宣和五年九月日”。期间，大约就是一年时间，梁山好汉如何去打田虎、王庆？
以历史的真实而言，宋江被张叔夜战败投降，招安后先去打方腊，然后北上攻打幽州。继而，又投入到抗金战斗，根本就没有征田虎、剿王庆这样的事。
早期的续书先写了招安、征方腊故事，此时，梁山好汉伤亡大半，后来的续书者假若接着征方腊的故事写征辽，又如何把这场令北宋颜面扫尽且导致亡国的战争写成神剧呢？于是，只好不顾时间逻辑，硬生生的将征辽故事插在了最前面。至于田虎、王庆的故事就更不用说了，已经坐实是余象斗等人充斥进来的。这样，“水浒传”就膨胀成一百二十回本了。以绿野老道之见，早期的“水浒传”大概与梁山一百单八将一样，只有一百零八回。
从《全宋词》来解析《水浒传》的版本问题，也能识破续书之作伪。因为续书太假，无论从哪个角度去分析，都能“提明真相，破他伪言（余万春语）”。
从《全宋词》收录宋江的两首词来看，《水浒传》的版本问题可以在一定层面得到解析。唐圭章先生辑录宋江词的时候，是依据容与堂百回本，这个本子没有征王庆的故事，也就没有《楚天空阔》这首词。“菊花之会”这段故事原本没有，增补的时间也最迟，唐圭章编纂《全宋词》时，也没有这一段。
很多读者乃至学者认为，《满江红·喜遇重阳》、《楚天空阔》这两首词预示了梁山好汉招安以及悲凉的结局。那么，这两首词原本就不是《水浒传》，也不是“水浒传”的作品，又如何谈得上预示梁山好汉故事及其结局呢？
那么，《水浒传》中梁山好汉的结局又是如何的呢？施耐庵又将如何安排《水浒传》的终局？这些问题，还得从《全宋词》中宋江在浔阳楼题写的《西江月·自幼曾攻经史》这首词，以及同时题写的那首七绝反诗说起。
宋江在哪里题写的反诗？
贯华堂本《水浒传》第三十八回“浔阳楼宋江吟反诗，梁山泊吴用传假信”中明确交代，宋江是在江州城浔阳江边的浔阳楼题写的反诗。浔阳江原本是流经江西一段的特称，浔阳楼就坐落在江西九江的浔阳江边。因而，《水浒传》中的江州似乎应当就是江西九江无疑了。
但是，绿野老道反复阅读了书中的细节，以江州附近的揭阳镇、无为军两个地名来印证，施耐庵笔下的江州是一个为故事服务的半虚拟地名。为何是半虚拟呢？因为浔阳江、浔阳楼确实指的就是九江。白居易曾经任江州司马，《琵琶行》清楚的写着是因为在浔阳江上听到了琵琶女的琵琶声而写下的，江州即是九江。
同时，《水浒传》中宋江几次与戴宗、李逵、张顺喝酒，到过琵琶亭、浔阳楼，场景与九江高度接近。
但是，宋江反诗的第一句“心在山东身在吴”，就否定了这个虚拟的江州必定指的就是江西九江。古代文学作品中，吴，指的是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地区，是古“吴”地。所以，施耐庵的本义写的就是江苏镇江。为何就是镇江，而不是“吴”的其他地方呢？
这回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可以从旁佐证，《水浒传》中的江州实指镇江，此人就是蔡九知府。书中交代，蔡九知府是蔡京的第九个儿子，这可是历史上可以查到的实名制人物。
查阅《宋史·蔡京传》可知，蔡太师总共有八个儿子，显然，蔡九知府这个形象也是以虚写实的手法。在蔡京的八个儿子中，蔡翛就曾经做过镇江留守。
宋江的反诗与蔡翛的虚写实指，都能说明，《水浒传》中的江州应当写的是江苏镇江。浔阳江、浔阳楼、琵琶亭不过是施耐庵移花接木的障眼法。那么，施耐庵为何要搞这些名堂，直接写镇江岂不是更明了，何必多费笔墨呢？
原来，施耐庵这是在隐伏笔制造悬念。这个伏笔应当是《水浒传》中最大的伏笔，预伏了梁山好汉的结局，宋江之死便与此有关。同时，镇江还涉及到另一段历史，施耐庵有意做了隐写。
却说宋江在浔阳楼上独自一人饮酒，书中写道，宋江只喝了“一杯两盏”，便回想起往事。自己年及三旬，却只做得个学吏，虽然结实了很多江湖好汉，但却是徒有虚名。如今，“名又不成，利又不就，倒被文了双颊，配来在这里；我家乡中老父和兄弟，如何得相见？”
想到这里，宋江不觉酒涌了上来，潸然泪下，悲从中来。于是，叫过酒保，索取笔墨，在粉壁墙上题写了《西江月》一首：
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雠，血染浔阳江口。
前面几句，讲述了宋江自己的志向、遭遇，非常的准确。然而，最后两句则纯属无病呻吟，小题大做，与前文意境“违和”了。
宋江落到这步田地，怪谁呢？自幼攻读经史，有没有天赋？用功了没有？是不是有人徇私舞弊，故意不录取？在科举仕途这件事上，宋江只能怨自己。宋押司是猛虎这倒不假，打虎武松都在押司哥哥面前依恭服道的，岂不是比猛虎更厉害？宋江自己也没有忍受，给晁盖通风报信，便是他自招祸端，刺文双颊，发配江州也是自找的，能怨谁？
所以，无论从文理上讲，还是从事理上论，此时，谁也没有害过宋江。即便是清风寨刘高夫妻加害过他，这个冤仇早就报了。除此之外，宋江跟谁有这么大的仇恨啊？
词中道得很明白，他要血染浔阳江口，那就是跟江州有仇了。宋江在江州跟谁结仇了吗？因为吴用唤醒了江州卧底神行太保戴宗，宋江又肯花银子，虽然是个配军，但却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无案牍之劳形，岂不是神仙般的生活？他哪来这么大的冤仇，要让江州血流成河？
写罢这首词，宋江还嫌不过瘾，便又挥笔题了一首诗：
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嗟吁。他年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这首诗点明了江州所在，不是在赣州境内，而在吴地。飘蓬江海，这倒一点没错，但是，谁又招惹于他了，竟然要超越黄巢，做个造反皇帝。
稍微回顾一番宋江的经历，刺配江州路上，晁盖、吴用派刘唐等人在梁山下等到了宋江一行三人。刘唐要杀防送公人，救宋江上梁山入伙。宋江坚决不答应，夺过刘唐的刀架在脖子上，威胁刘唐。吴用赶来后，要打开宋江的行枷，宋江却说：“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
如此看来，宋江当时是绝不肯造反的。因而，这两首反诗（词）文不达意，前后逻辑不通。是不是施耐庵诗词水平不够，写出了这样文理不顺的诗词呢？绝对不是，这两首反诗（词）讲的不是当下，而是处重大伏笔。要说《全宋词》中宋江的词预伏了《水浒传》及梁山好汉的结局，应当是浔阳楼题写的反诗，而绝不是“水浒传”中的那几首。
究竟这处伏笔将在后文呈现怎样的故事，且看下文分解。
宋江反诗隐喻了两段历史
从细节看，宋江题写反诗的时候，根本就没有醉酒。施耐庵说了，一杯两盏之后，宋江便题词写诗了。两首诗写完，“自歌了一回。再饮过数杯酒，不觉沉醉，力不胜酒”。
上文讲到，宋江这两首诗词文理不通，并不是因为酒喝高了的失言，而是在非常清醒的情况下进行“创作”的。因而，这两首反诗其实就是预言诗。
施耐庵写书很高明，在“梁山泊好汉劫法场，白龙庙英雄小聚义”这段故事前后，确实写到了宋江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的故事。书中交代，冤家仇人黄文炳被黑旋风李逵活活吃了，江州军民被杀死了五百多人。但是，这远远达不到“血染浔阳江口”的程度。而且，也没有兑现“敢笑黄巢不丈夫”的诺言。
不过，从这个“小试牛刀”的故事看，完全可以确定，宋江这两首反诗（词）就是对后来故事的伏笔、预言。宋江及梁山好汉将重回江州，演绎反诗。
然而，遗憾的是，《水浒传》腰斩之后，被弄成了“水浒传”。通过本文开头对全宋词，以及“宋江”词的分析解读，所谓的“水浒传”是由《水浒传》及续书构成的，七十回梁山聚义之后的故事，都不是施耐庵的作品了。因而，宋江在浔阳楼题写的两首反诗（词）所隐伏的预言，也就没有下落，没有故事照应了。
《水浒传》中有多处类似于浔阳楼反诗的预言，比如智真长老对鲁智深的预言，九天玄女对宋江“重登紫府”或者“罪下酆都”的预言，“二龙相戏”、“二龙戏水”的预言，等等，都被大明王朝一刀斩去，以拙劣的续书将真实的《水浒传》湮灭。
所谓“预言”，其实就是小说中制造的悬念与伏笔，将在后文以故事来揭晓答案。那么，结合施耐庵前七十回的文本，是不是可以对《水浒传》七十回之后的故事进行一番探轶，来为宋江这两首预言诗找到印证的故事呢？我想，大致是可以的。施耐庵写故事，架构严谨，不讲废话，逻辑性极强，梁山好汉的结局，《水浒传》故事的终结，都在前七十回书中完成了整体布局，留下了诸多可供探轶的线索。本文仅从宋江的两首反诗入手，来搜索一番原著中的线索，一窥宋江及梁山好汉们在七十回书之后，还会有哪些故事。
《西江月·自幼曾攻经史》把宋江报冤仇的地方锁定在了江州，上文简要的分析过，《水浒传》的江州实指江苏镇江。在历史上，这里曾经发生过两次大事件，几乎都带来了“血染浔阳江口”的严重后果。
这里先讲第一次与《水浒传》相关的大事件。
《水浒传》中，江州知府是蔡京的儿子蔡得章，这简直就是一条极为重要的历史线索。施耐庵著《水浒传》不仅本于《大宋宣和遗事》这个野史，还大量参照了《宋史》、《三朝北盟会编》、《挥塵后录》、《东都事略》等等史料。那么，既然提到了蔡京和他的儿子，就不妨以此为据，查一查曾经做过镇江留守的蔡翛做过什么大事。
《宋史·蔡京传》中，有一句交代蔡京几个儿子下落的话，是这样写的：
子八人，壝先死，攸、翛伏诛，绦流白州死，鞗以尚帝姬免窜，余子及诸孙皆分徙远恶郡。
在“伏诛”的两个儿子中，蔡攸是蔡京的长子，曾经拜少师，后改任太保，封英国公。蔡翛则做过担任礼部尚书兼侍讲，后来，蔡攸假宋徽宗诏书，放蔡翛出任镇江留守。那么，这兄弟二人都居高位，为何被诛杀了呢？
究竟是谁“敢笑黄巢不丈夫”？
《宋史·奸臣传·蔡攸·蔡翛》中有这样两条记载：
靖康元年，从上皇南下。及还都，始责为大中大夫，继而安置永州，连徙浔、雷。……寻遣使者随所至诛之。
会金破濬州，徽宗南幸，攸假徽宗旨，请翛守镇江，……流言至京师，谓将复辟于镇江。……攸之诛也，御史陈述且行，帝取诏批其尾曰：“翛亦然。”于是并诛。
把这两则记载连起来读，说的就是靖康元年的时候，宋徽宗镇江复辟的历史。蔡攸、蔡翛兄弟谋划、参与复辟，先后被宋钦宗诛杀。这件事情，在《宋史》徽宗、钦宗本纪，以及《童贯传》中都有记载。
当时，蔡京死在了谪徙途中。蔡攸预感到蔡家即将破败，宋钦宗将不再庇护蔡氏一门。此时，恰逢童贯从抗金前线逃回汴京，宋钦宗命其为汴京留守，准备御驾亲征。童贯不愿承担这个职责，便与蔡氏兄弟策划，蛊惑裹挟宋徽宗南渡，前往镇江复辟。蔡攸预先布局，让宋徽宗下旨，任命蔡翛为镇江留守，为复辟打前站。
《宋史》对宋徽宗这次复辟说得遮遮掩掩的，而据《三朝北盟会编》等史料记载，复辟的主谋实际上就是宋徽宗。道君皇帝以前往亳州太清宫行恭谢礼为由，悄然出宫，直奔镇江。到达镇江后，连下《截递角》、《止勤王》、《留粮纲》三道“圣旨”，拦截公文信函，中断与朝廷的通讯联络，阻止北上勤王的军队，截留运往北方的粮草物资。
已经做了太上皇的赵佶，是没有权力再下圣旨的。此时，北宋王朝已经是赵恒做皇帝（宋钦宗），只有他才有资格下圣旨诏书。宋徽宗此举，绝不止复辟，而是明目张胆的谋反。
宋江反诗中有一句，“他年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说的并不是宋江，而是寓意宋徽宗的镇江复辟。
黄巢造反，与大唐争夺天下。广明元年(公元880年)，黄巢攻克长安，于含元殿即皇帝位，国号"大齐"，建元金统（与北宋被金国所统暗合），大肆屠戮唐朝宗室百官。宋江梁山聚义，在《水浒传》中确实是造反。但是，宋江造反没有推翻北宋王朝，更没有称帝，同样没有大规模的屠杀朝廷官员和皇室成员。黄巢造反，是“皇帝级别”的造反，宋江绝对达不到这个层次。因而，宋江的反诗，首先是写给宋徽宗的。镇江复辟，实际上是两个皇帝之间的皇权争夺。
宋钦宗得到镇江复辟的消息，立即采取措施，童贯、蔡攸、蔡翛先后被诛杀，遭到株连的官员也不在少数，宋江的“血染浔阳江口”预言成真。
因为这次复辟分裂朝廷，正是金兵大举南下，国难当头之际。宋徽宗在镇江五十天，于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阴历四月被宋钦宗迎还汴京。第二年二月，“金人胁帝北行”，父子皇帝都做了“坐井观天”的囚徒，汴京城则遭遇空前洗劫，血流成河自不待言。
《水浒传》中，除了宋江的反诗外，还以“二龙”这个符码，预演了靖康年间的悲剧历史。鲁智深在走投无路时，与杨志联手打下“二龙山”，宋江更是在九天玄女庙中亲眼目睹了发生在靖康年间宋徽宗与宋钦宗“二龙相戏”，然后“二龙戏水”的历史。“二龙”先是争夺皇权，是“相戏”。靖康之难爆发后，父子皇帝双双被押到五国城坐井观天，则是“二龙戏水”。施耐庵写书层次极其清楚，一个小小的细节，竟然隐含了北宋亡国之前的两大历史事件。
与宋江的反诗串起来解读，宋江及鲁智深、杨志、武松等，将参与到这两大历史事件中。按照九天玄女对宋江的预言，无论是“重登紫府”，还是“罪下酆都”，宋江及梁山好汉将归结于此。梁山好汉究竟是如何“血染浔阳江口”的，现在已经很难知晓。不过，《水浒传》中也留下了梁山好汉终结故事的几条线索，究竟如何，且容下文再讲。
还有一人报了冤仇，足以大笑黄巢不丈夫
梁山好汉将在镇江全部找到归宿，不仅是九天玄女对宋江的预言，《水浒传》中这样的线索实在是太多了。以下举几处最容易理解的文本故事，对梁山好汉的结局做一番探轶。
“小霸王误入锁金帐，花和尚大闹桃花村”这回书的开篇，写的是智真长老将鲁智深遣送到东京大相国寺，临行前，赠送给花和尚一则佛偈：遇林而起，遇山而富。遇州而迁，遇江而止。前面三句，绿野老道已经在其他文章中多次解读过，此处略去，单讲第四句。
“遇江而止”讲的就是镇江，或者说是《水浒传》中的浔阳江。鲁智深按照智真长老的预言，招安之后实现了“汝等皆不及他”的正果，做了东京大相国寺的住持方丈。然后，与宋江等梁山好汉来到了镇江。然后，便“遇江而止”。那么，鲁智深是因为保护宋徽宗而被宋钦宗诛杀的吗？绝对不可能。
宋江也来到了镇江，因为，梁山好汉江州劫法场之后，宋江在白龙庙中派病大虫薛永进城打探消息。薛永回来后，一味的为蔡九知府开脱，把陷害宋江的责任全部推倒黄文炳身上。这也是一处伏笔，预写宋江还将在镇江与蔡九知府（历史上的蔡翛）有关联。但是，宋江绝对不是与蔡翛勾结，帮助宋徽宗复辟。
此处，还得提一提宋江在还道村受三卷天书的事。按照《水浒传》的描写，九天玄女殿其实就是皇宫，给宋江下“法旨”的其实不是别人，就是宋徽宗。
九天玄女当时以“罪下酆都”威胁宋江，要“替先子行道”，并以三卷天书暗喻“圣旨”，责令宋江遵旨行事。但是，施耐庵却在宋江此后的故事中，明确的写了宋江完全背离了九天玄女的“旨意”，把“保境安民”作为“替天行道”的目标，梁山好汉继续反对宋徽宗。
书中说，宋江曾经两次翻看天书，“然而并没有x用”。九天玄女交代：“此三卷之书，可以善观熟视，只可与天机星同观”。宋江并没有遵照执行，两次翻看天书都是临时抱佛脚，根本就没有“善观熟视”。两次遇难，天书都是“然并卵”，宋江干脆就不看了。大名府晁盖显圣，告诉宋江，“江南地灵星”可以救治背疮，宋江、吴用都不明白晁盖所指何人。这两个被九天玄女指定“善观熟视”天书之人，竟然在最要命的时候把天书忘到脑后去了。
宋江、吴用暗中晁天王的指引，派张顺前往建康府去请江南地灵星神医安道全，果然就是晁盖所说之人，药到病除，宋江又活蹦乱跳的，继续与朝廷为敌。
这个故事表明，宋江绝不会与宋徽宗妥协。晁盖是佛家大护法“托塔天王”，也就是毗沙门天王，或称北方多闻天。而宋江家中则供奉着“三世佛”，宋江避难就躲在三世佛下的地窨子里。佛道合一，相互庇护，宋徽宗则是崇道抑佛的，宋江焉能与他苟且？
从这几条线索来看，宋江及梁山好汉至少是在镇江与试图复辟的宋徽宗干架了。宋徽宗谋反，分裂国家，宋江便“替天行道”，再次造反，找宋徽宗算总账。如此，才能印证“敢笑黄巢不丈夫”这句话，也因为此，才有“血染浔阳江口”这样的悲壮场景。
梁山好汉绝对是反宋徽宗的，施耐庵通过几场梁山战争，表明了这一主题。其中，攻打青州府，秦明棒杀慕容太守，便是一次间接的挑战宋徽宗。慕容知府的妹妹是宋徽宗的贵妃，那么，宋江连国舅都敢杀，难道不是反皇帝的吗？挑起青州之战的，是桃花山、二龙山、白虎山好汉，那么，这几个山头的人马，将在镇江浴血而止，同样照应了智真长老“遇江而止”的预言。
梁山好汉这样的结局，似乎只演绎到“二龙相戏”，那么，“二龙戏水”又是怎么回事呢？难道宋江在镇江没死，又回到汴梁继续与金兵作战，然后殁于靖康之难了？
这样的可能是有的，梁山好汉有可能在镇江并未全军覆灭，宋江回到汴京，继续与金兵作战“保境安民”。但是，北宋毕竟是灭亡了，宋江也应当在“二龙戏水”之前，就殁于王事。
也有一种可能，就是梁山好汉下镇江时，只是一部分人马，还有一部分在靖康之乱时才终结。这一部分人中，大概以青面兽杨志为首，留在北方不断与金兵作战。《三朝北盟会编》中，杨志是留在了这部史册之中的。“招安巨寇”杨志虽然屡遭白眼和排挤，但却始终跟随《水浒传》中的老种经略相公种师道、小种经略相公种师中伐辽和抗击金兵。杨志作为“选锋首”，作为先锋敢死队首领，冲锋在前，屡立战功。但是，却被《三朝北盟会编》不断贬斥。
名臣李纲出面住持公道，几次为杨志辩护、请功。在其《梁溪集》中，李纲写道：
武节郎杨志昨随种师中先次收复榆次县，大兵旣溃，志不免退师。诸将散逸，志独收集残兵，保据平定，屡次立功，杀退敌马，理须激赏 。
施耐庵作《水浒传》大量采信历史，杨志汴京城卖刀杀牛二的故事中，就点明杨志将去边上一刀一枪的搏杀。因而，《三朝北盟会编》中的招安巨寇，以及李纲笔下的武节郎杨志，应当就是《水浒传》中的青面兽。
从以上探轶可知，梁山好汉在阻止镇江复辟、靖康之难这两大历史事件中，完成了自己“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的使命，集体终结了传奇故事。
然而，宋江的冤仇仍然没能得报，北宋亡国、靖康之难的屈辱，令施耐庵难以释怀。于是，这段“冤仇”依旧留在了宋江的故事中，施耐庵又以大明王朝的一段历史，继续解读“血染浔阳江口”、“敢笑黄巢不丈夫”这两句诗词。
《水浒传》为何被腰斩，“水浒传”为何得出笼
《水浒传》以洪太尉、朱武，以及伏魔大殿反复出现的“朱”、“红”描写，隐喻了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朱洪武。同时，又以骑在黄牛背上的小牧童张天师，隐射曾经做过放牛娃的朱元璋。因而，“洪太尉误走妖魔”，不仅是宋仁宗嘉佑三年的事，也有隐喻朱元璋放走了妖魔的潜台词。“楔子”这段故事中，完全是张天师闹的妖，安排上清宫真人引诱洪信，放走了伏魔大殿地窖中的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
那么，朱洪武放走的是什么样的妖魔呢？这件事，要从施耐庵的生卒年来讲起。
现在的“结论”认为，《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生于元元贞二年（公元1296年），卒于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我觉得，这个结论是错误的。研究施耐庵，必定不能脱离《水浒传》。既然是《水浒传》中隐喻了朱洪武，施耐庵一定是看到了这个新的王朝在运行一段时间后，出现了大麻烦，有“妖魔”出世。
假如施耐庵洪武三年就去世了，他能看到什么？即便是看到了一些端倪，也来不及修改几十万字，甚至近百万字的著作了。别说修改，就是用毛笔一个个字抄写一遍，也来不及了。因而，施耐庵绝对不可能死于洪武三年，他一定是看到了朱洪武放出了“妖魔”。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妖魔呢？
《水浒传》中，三十六天罡是有蓝本形象的，施耐庵再创作时基本上没有空间了。但是，七十二地煞中，只有孙立、杜迁两人在《大宋宣和遗事》中有“原型”，其他人物基本上是施耐庵虚构的，这就大有有发挥的余地了。
洪太尉在龙虎山上，曾经遇到过一只白额锦毛虎，金圣叹说这只虎“楔”出了跳涧虎陈达。绿野老道却认为，这只虎所“楔”出的梁山好汉，应当是燕顺。燕顺绰号“锦毛虎”，恰是龙虎山上的那只“锦毛虎”。
燕顺之下是“王英”，这两个人物凑起来，岂不是“燕王”吗？再加上个郑天寿（真天授），难道，《水浒传》中暗喻了大明王朝的“靖难之役”？这是大有可能的。
孙立无论在《大宋宣和遗事》、《宋江三十六人画赞》中，都是三十六人之一，标准的三十六天罡系列人物。施耐庵在《水浒传》中也以此给读者出了道难题或者谜题，他把孙立的武艺、战功都按照天罡系列人物来写。但是，却在排座次时，把这个人拉进了地煞行列。在孙立之前，有一个几乎没有什么大作用，只得个“镇三山”虚名的黄信。孙立为什么会被排进地煞系列呢？
地魁星朱武领衔地煞，此人原本就是隐射朱元璋的，那么，中间一个黄信便到孙立，则隐喻的是朱元璋违背历代礼律，把皇孙朱允炆立为皇帝，这就是“孙立”。
前文讲过，“宋三郎”、“黑三郎”是施耐庵在抨击北宋王朝违背礼律，选择了一个王国之君。“朱洪武”则变本加厉，越过儿子辈，直接让孙子做了皇帝，比“宋三郎”这件事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难道不是放出了“妖魔”吗？
因此，施耐庵认为，燕王辈做皇帝，才能“顺”礼律，避免北宋那样，招致亡国之祸。既然如此，“孙立”便只好退居地煞系列，他总不能排在爷爷前面吧。中间夹着一个“黄信”，又与“洪信”照应，还是在写《水浒传》误走妖魔之事。黄信的兵器是“丧门剑”，朱洪武违背礼律的结果，就是让朱标这一脉变成了背井丧家，不知所踪的逃亡者。
朱允炆登基后，与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卿黄子澄商议削藩，先后有五位藩王被废。其中，朱棣的同胞兄弟周王朱橚被褫夺亲王爵位，迁往云南蒙化。燕王朱棣也遭遇严重威胁，不得不装疯以掩人耳目，暗中谋反。燕王谋反，最终做了皇帝，这岂不就是“敢笑黄巢不丈夫”吗？
《水浒传》中宋江题写反诗后，为了逃避惩罚，在蔡九知府面前装疯。朱棣反心已露，同样以装疯的方式来遮掩。这是巧合还是施耐庵就是这么写的呢？
靖难之役打到第四年，也就是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六月初六，朱棣占领镇江，以此为据点，迅速进击南京。六月十三，金陵城破，朱棣在拜谒孝陵后，登基称帝。然后，清算旧账，诛杀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数十员朝廷文武，多人被族灭。据说方孝孺一人就涉及873人死难，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诛十族”惨案。
朱棣所发起的“靖难之役”，才最符合宋江浔阳楼题反诗的“预言”，《水浒传》故事非常深刻的潜藏着这样一段血腥历史。这，难道不是“妖魔”中的“妖魔”吗？梁山好汉杀人放火又算得了什么？只有“二龙相戏”，其后果才如此悲惨。朱棣、朱允炆叔侄联手导演的这场“靖难之役”，何尝又不是一场“二龙相戏”的闹剧呢？这一切，都是朱洪武一手造成，违背礼律的结果便是“血染浔阳江口”。金陵就在长江之畔，以“浔阳江”喻长江，没有什么说不通的。
施耐庵借宋江“吟反诗”，指责朱棣的“靖难之役”就是造反。所谓“靖难”，是朱元璋担心朱允炆皇位不稳，便立下一条规矩，只要有人威胁皇位，藩王就可以率兵进京勤王靖难，以请君侧。但是，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应当得到皇帝的诏书，非诏则不得进京。朱棣打着“靖难”旗号，根本就没有得到建文帝的诏令，实质上就是谋反。
无论朱棣谋反有没有理，明成祖是否比建文帝更适合统治大明王朝。但施耐庵的站在历史公正的立场上，在《水浒传》中客观的评价了这段历史。施耐庵寓意，朱洪武让孙子继位，就是放出了妖魔。只有燕王这一辈人做皇帝，才能合乎礼律，顺乎“天道”。
但是，却以宋江江州题反诗，指责朱棣以“靖难”为名，造反谋夺皇位。这样的行为，简直比黄巢之祸还惨烈。
施耐庵秉笔直书，大明朝是有人能看懂的。所以，《水浒传》成书之后，便一直被严禁刊行。直到嘉靖年间才有初刻本，此时，至少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嘉靖时期的初刻本，据说现在已经是残本了。现存的“水浒传”则是在万历三十年左右所刊的“容与堂本”或冠有“天都外臣本序”的石渠阁补本。此时，又过去了几乎百年时间。
施耐庵的《水浒传》“楔子”有洪太尉误走妖魔，影射了朱洪武，大概朱棣的后人也这么认为，“孙立”就是放走了妖魔。但是，照应宋江江州题反诗的故事，便不能让它流传，一刀腰斩了事。
施耐庵到底是谁，是一个很难解开的文坛死结。但是，《水浒传》的故事告诉我们，此人掌握着大量的历史史料，对大明王朝的政局非常了解。因而，说“施彦端”就是施耐庵，恐怕《水浒传》也不会不认可。而且，以《水浒传》的文本推断，施耐庵至少活到了明成祖完成“靖难之役”之后，其卒年不会晚于公元1406年。
本文从《全宋词》入手，探轶《水浒传》七十回之后的真故事，大概也是提纲挈领的讲个线索。其中的细节，以及与史料的印证，还需要花更大的力气去仔细解读，小心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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