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高翔，陕西渭南人。
过年的时候我在老家。大年初四早上睡醒的时候，看见火神山医院正在建设。当时我也不知道有多严重，想法非常简单，就是想过来支援武汉，我自己立马收拾行李就来到武汉了。
我妈以为我去不了武汉
包了饺子等我回家吃饭
我走的时候，在我家门口拍了一张照片，我妈让我别去，挺危险的，我跟我妈说我已经长大了，要拿出一个男人的样子。她跟我说，你去不了的话，你随时可以回来。我妈还以为我上不了高速，下午的时候给我把饺子都包好了，等我回家吃饭。我走了之后我爸知道了，给我说如果你走了的话，我就没你这儿子了。我心里也挺难受的。
我从来没有来过武汉，对这座城市也没有任何的了解。等我来到武汉之后，我觉得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当时我走到武汉的时候是晚上，大街上一个人都没有，我想一座省会城市也不可能这么安静。没有下雨，路上到处都是水，我打开车窗，一闻原来是84消毒液的味道，给我的感觉就好像是演生化危机的电影。路上几乎没有车，能走的车，要么是警车，要么是公务用车、救护车。
到火神山那边也已经晚上11点多了，所有的工人都特别的忙，我问了几个负责人，他们都说不缺人。我通过网络加了一个QQ群，然后我到红十字会那边报名，一直在那边装货、卸货。
队里有个50岁大姐
我叫她“山东飞毛腿”
红十字会那边的志愿者大多我都认识，有一个叫小胖，他在武汉土生土长，他爷爷奶奶都得了新冠肺炎。奶奶在重症监护室，他爷爷前两天刚刚去世，他又过来做志愿者了，我对小胖说，你爷爷去世了，你还出来做志愿者？他跟我说，因为他爷爷奶奶生病的时候，别人也帮助了他。
在红会还有一位山东济宁的大姐，50多岁了，是一个退休的司机。都晚上11点多了，她跟我说祥子，我现在在雷神山，我有A2的驾照，我开救护车开什么车都可以，只要能帮助得了武汉这边的疫情，我都愿意。大姐跟我说，我带了10天的干粮，我就住在车里。这大姐真的挺伟大的，抱着一腔热血来的。她干的活跟我们一样，特别舍力气。25公斤的酒精，一手拎一个，跑的特别快，我给他还起了个外号——“飞毛腿”，呵呵，“山东飞毛腿”。
我们在一起干活，没有说谁干的多谁干得少。你一下子可以搬一箱，我就想搬两箱。虽然说志愿者每天都有不同的面孔，但是大家干活就好像在一起工作了很多年，有一种默契。无论是你做到十二点也好，半夜也好，大家都没有怨言，只想赶快把活干好就行了。
我到武汉来了第7天的时候，我父母、我的朋友，每一个人都劝我让我回老家，哪怕隔离14天也好，至少生命安全。当时我的思想一直在犹豫不定，到底是回还是不回？最后坚持了，不回家。我要是回去了，我就是一个逃兵。我的行为可能会影响很多志愿者和我身边的朋友。
在红会大概做了十几天之后，我们的活也少了，就接送医护人员。
我不能倒下
不能给武汉添麻烦
我们有一个专门接医护人员的微信群，突然有一个求助的信息发过来了，她是一名护士，在中医医院工作，她是第一批倒下的护士。她说她在医院已经呆了23天，现在已经康复出院，问我愿不愿意送她回家。当时我心里确实犹豫了。因为我的防护措施没有，只有一个普通的一次性口罩，还不是N95的。护目镜、防护服根本想都不用想。我也怕。因为她是一个确诊的，治愈的，我也不知道她身上再带不带病毒。
那天我记得清清楚楚，武汉下大雪，下了一天一夜，我犹豫了三秒钟，我还是答应了。因为我想帮助更多的人，我不能让她心寒。出院的那一幕让我惊呆了，她竟然是一个人走出来了，没有一个同事，没有一个朋友，她拿了几个塑料袋，还拿着她的片子出来了。我赶紧上前接住，放在后备箱。我问她，你隔离出来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她竟然跟我说，她想再回前线，和她的战友一起奋斗。当时我突然感觉我自己特别的渺小，微不足道。
大家都是不求回报的，在这里为武汉奉献着，为疫情奉献着。大家都是伟大的。
我这个人比较乐观，我不喜欢哭，我只喜欢微笑。你害怕病毒也没用，我每天都会尽可能让我的身体运动，吃好盒饭儿，把我的免疫力增强起来，我才有能力去做更多的事情，和病毒在这里抗争。我不能倒下，我不能给武汉添麻烦。
或许说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大家走在一起，团结一致，我相信会更快地让这场疫情早点结束，我也想让他们早点回家。
1月31日，总台央广记者在武汉红十字会遇到了正在搬运物资的高翔。听说记者来自中国之声，高翔连说自己从初中就开始听姚科的节目。在现场，高翔和中国之声主持人姚科，有了一番通话……
护送医务人员和病患，我义不容辞，
守卫社区防控一线，我传递爱的温暖，
疫情之下，逆行而上，
没有统一的服装，却有共同的身份，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我是志愿者。
感谢中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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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渭南人记住这位英雄
记者：郭静、肖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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