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高翔，陝西渭南人。
過年的時候我在老家。大年初四早上睡醒的時候，看見火神山醫院正在建設。當時我也不知道有多嚴重，想法非常簡單，就是想過來支援武漢，我自己立馬收拾行李就來到武漢了。
我媽以為我去不了武漢
包了餃子等我回家吃飯
我走的時候，在我家門口拍了一張照片，我媽讓我別去，挺危險的，我跟我媽說我已經長大了，要拿出一個男人的樣子。她跟我說，你去不了的話，你隨時可以回來。我媽還以為我上不了高速，下午的時候給我把餃子都包好了，等我回家吃飯。我走了之後我爸知道了，給我說如果你走了的話，我就沒你這兒子了。我心裡也挺難受的。
我從來沒有來過武漢，對這座城市也沒有任何的瞭解。等我來到武漢之後，我覺得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樣。當時我走到武漢的時候是晚上，大街上一個人都沒有，我想一座省會城市也不可能這麼安靜。沒有下雨，路上到處都是水，我打開車窗，一聞原來是84消毒液的味道，給我的感覺就好像是演生化危機的電影。路上幾乎沒有車，能走的車，要麼是警車，要麼是公務用車、救護車。
到火神山那邊也已經晚上11點多了，所有的工人都特別的忙，我問了幾個負責人，他們都說不缺人。我通過網絡加了一個QQ群，然後我到紅十字會那邊報名，一直在那邊裝貨、卸貨。
隊裡有個50歲大姐
我叫她“山東飛毛腿”
紅十字會那邊的志願者大多我都認識，有一個叫小胖，他在武漢土生土長，他爺爺奶奶都得了新冠肺炎。奶奶在重症監護室，他爺爺前兩天剛剛去世，他又過來做志願者了，我對小胖說，你爺爺去世了，你還出來做志願者？他跟我說，因為他爺爺奶奶生病的時候，別人也幫助了他。
在紅會還有一位山東濟寧的大姐，50多歲了，是一個退休的司機。都晚上11點多了，她跟我說祥子，我現在在雷神山，我有A2的駕照，我開救護車開什麼車都可以，只要能幫助得了武漢這邊的疫情，我都願意。大姐跟我說，我帶了10天的乾糧，我就住在車裡。這大姐真的挺偉大的，抱著一腔熱血來的。她乾的活跟我們一樣，特別舍力氣。25公斤的酒精，一手拎一個，跑的特別快，我給他還起了個外號——“飛毛腿”，呵呵，“山東飛毛腿”。
我們在一起幹活，沒有說誰幹的多誰幹得少。你一下子可以搬一箱，我就想搬兩箱。雖然說志願者每天都有不同的面孔，但是大家幹活就好像在一起工作了很多年，有一種默契。無論是你做到十二點也好，半夜也好，大家都沒有怨言，只想趕快把活幹好就行了。
我到武漢來了第7天的時候，我父母、我的朋友，每一個人都勸我讓我回老家，哪怕隔離14天也好，至少生命安全。當時我的思想一直在猶豫不定，到底是回還是不回？最後堅持了，不回家。我要是回去了，我就是一個逃兵。我的行為可能會影響很多志願者和我身邊的朋友。
在紅會大概做了十幾天之後，我們的活也少了，就接送醫護人員。
我不能倒下
不能給武漢添麻煩
我們有一個專門接醫護人員的微信群，突然有一個求助的信息發過來了，她是一名護士，在中醫醫院工作，她是第一批倒下的護士。她說她在醫院已經呆了23天，現在已經康復出院，問我願不願意送她回家。當時我心裡確實猶豫了。因為我的防護措施沒有，只有一個普通的一次性口罩，還不是N95的。護目鏡、防護服根本想都不用想。我也怕。因為她是一個確診的，治癒的，我也不知道她身上再帶不帶病毒。
那天我記得清清楚楚，武漢下大雪，下了一天一夜，我猶豫了三秒鐘，我還是答應了。因為我想幫助更多的人，我不能讓她心寒。出院的那一幕讓我驚呆了，她竟然是一個人走出來了，沒有一個同事，沒有一個朋友，她拿了幾個塑料袋，還拿著她的片子出來了。我趕緊上前接住，放在後備箱。我問她，你隔離出來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麼？她竟然跟我說，她想再回前線，和她的戰友一起奮鬥。當時我突然感覺我自己特別的渺小，微不足道。
大家都是不求回報的，在這裡為武漢奉獻著，為疫情奉獻著。大家都是偉大的。
我這個人比較樂觀，我不喜歡哭，我只喜歡微笑。你害怕病毒也沒用，我每天都會盡可能讓我的身體運動，吃好盒飯兒，把我的免疫力增強起來，我才有能力去做更多的事情，和病毒在這裡抗爭。我不能倒下，我不能給武漢添麻煩。
或許說一個人的力量是渺小的，大家走在一起，團結一致，我相信會更快地讓這場疫情早點結束，我也想讓他們早點回家。
1月31日，總檯央廣記者在武漢紅十字會遇到了正在搬運物資的高翔。聽說記者來自中國之聲，高翔連說自己從初中就開始聽姚科的節目。在現場，高翔和中國之聲主持人姚科，有了一番通話……
護送醫務人員和病患，我義不容辭，
守衛社區防控一線，我傳遞愛的溫暖，
疫情之下，逆行而上，
沒有統一的服裝，卻有共同的身份，
中國之聲特別策劃——我是志願者。
感謝中國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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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渭南人記住這位英雄
記者：郭靜、肖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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