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教育部 科技部印發《關於規範高等學校SCI論文相關指標使用 樹立正確評價導向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要求重新評估SCI論文在日常學術工作中的價值地位，筆者瀏覽了一下相關內容，發現"翟天臨事件"的餘震原來一直延續至今。
SCI（Scientific Citation Index）是美國創辦的科學引文索引，以影響因子評判刊物價值，期刊論文被引用的頻次越高，影響因子就越高。
此期刊自最初由南京大學引用後，逐漸成為各大高校和科研機構學術用於評價職稱和獎懲的標準之一。
同時，SCI論文也被用於判斷在讀碩士和博士是否具有畢業論文答辯資格。根據學校的不同，對碩士、博士生髮表SCI論文數量的要求也不同。在《學位與研究生教育》2019年第8期刊中，發表了一篇《博士學位授予資格論文要求的法理分析 ——以40所法學一級學科博士點院校為例》的文章，這篇文章統計了40所大學法學博士的資格論文要求，具體如下：
（注：表中C刊指CSSCI來源期刊，C集指CSSCI集刊，C擴指CSSCI擴展版。權威刊物、重要核心期刊、A級、B級，等
從表中可以看出，絕大多數大學對論文篇數要求超過2篇，半數以上學校以CSSCI來源期刊等級作為資格論文考核的中心評價因子。
SCI論文的發表數的確可以作為衡量在校生或教師的學習水平，但是一味僵化的把"數量"作為首要甚至唯一標準，必將導致"質量"帶來的反噬。
以表演專業為例，一個以演員為目標的研究生，比起其學術研究成果，其表演水平應該在評價系統中佔比更大。而且根據專業不同，該專業是否具備足夠的學術研究時間也是能否作出好的研究成果的影響因素之一。
因此，在根據SCI論文發表數評定職稱或獎懲時，需要更加靈活、定性與定量手段結合的方法，杜絕出現下一個"翟博士"和"只會抄襲的高產長江學者"，消除學術圈急功近利的浮躁氛圍。
《意見》中特別強調不是否定SCI評判標準，否定SCI論文的價值，<strong>而是否定"唯論文""SCI至上"的現象，以論文的創新水平和科學價值或實際成果為依據；完善同行評價，引導專家學者負責人的評判論文。
當然，把翟天臨作為本次《意見》發佈的直接原因未免言過其實。事實上類似於"資格論文"一事的弊端是大學慣行了幾十年的制度，儘管反對聲不斷，卻愈演愈烈。從十幾年前大學一般要求發表1~2篇全國中文核心期刊論文即有資格可能獲得學位，到近幾年大學普遍要求發表2~3篇CSSCI來源期刊論文才有資格可能獲得博士學位，學術研究開始逐漸變質。
此制度涉及學生、教師、大學、政府教育主管部門四方主體，儘管學生、教師群體反對強烈，在政府教育主管部門沉默中立態度下，大學作為這一制度的獲益者理所當然地大力推行。
不可否認的是，翟天臨學術不端事件，或多或少的引起學術界反思：學術研究的目的到底是什麼？翟天臨事件就像一個線頭，不明顯，卻暴露了一直以來存在的問題。只有把這個線頭扯出來，才能暴露出破洞。
另外，這次《意見》的導火線可以說是武漢新型冠狀病毒爆發後，一些科研人員利用獨有的研究數據搶發SCI論文，而沒有將研究數據更多共享或發表到國內，讓肺炎攻堅戰延誤了戰機。於是就有了呼聲"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
近來，有關部門組織也在嘗試通過提升優秀國內期刊的價值，形成中國學術論文的評價標準，將優秀的論文發表在中國的期刊上，提升中文在科研圈的"幣值"。由於國際範圍內，SCI論文仍是同行評價的通用標準，在結合SCI評價標準的基礎上，爭取形成國際期刊和中國期刊共存共榮的情景。
但不管政策今後如何變化，筆者想說，既然選擇了學術這條路，不管前路多麼艱難，還是要誠信的走下去，學藝先學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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