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史與疾病史始終相伴，人類進化及社會發展實際上也是與各種疾病進行不斷鬥爭的歷史。在人類文明史正式誕生後的數千年間，有些傳染病甚至影響到了區域發展史乃至世界歷史的走向。
14世紀至17世紀，曾有過一次鼠疫大暴發。僅在1347年到1349年兩年間，2500多萬人為之喪命，歐洲人口迅速減少1/3。這場令人恐懼的瘟疫，被後世稱為“黑死病”。
據記載，1344年，蒙古大軍攻打黑海港口城市卡法（今烏克蘭的費奧多西亞），但三年未果。蒙古人自遠東地區調來數萬大軍，孰料援軍中正在流行鼠疫，短短數日上千人死亡，蒙古軍隊最後只得撤離。但在撤兵前，他們竟將染病者的屍體拋入卡法城內。此後，瘟疫經由難民和商人傳到意大利，不久席捲歐洲。
傳染病不僅危害人們的健康和生命，還使一些文明遭到滅頂之災。戴蒙德在《槍炮、病菌和鋼鐵》一書中指出，是傳染病而非武力征服了美洲。美洲的印第安人先後遭到天花、麻疹、傷寒斑疹、流感的傳染，死於這些瘟疫傳染的印第安人高達95%以上。戴蒙德認為，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歐洲人帶來的瘟疫摧毀了美洲地區的印第安文明。
令人印象深刻的還有1918年暴發的“西班牙流感”。這一流感的得名，並非說病毒源於西班牙，而是因為該國有約800萬人感染。最初，它暴發於1918年3月4日的美國堪薩斯州軍營，隨即傳播到西歐各國。
在1918年、1919年，共造成全球約10億人感染，死亡人口在2500萬至4000萬人之間。這場致死率較高的疫病，是人類歷史上第二致命的傳染病。某種程度上，它還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提前結束。
對船上人員進行40天觀察，用來預防流行病傳染
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疾病尤其是傳染病帶來了巨大的傷害。在有文字記載的世界歷史上，已經發生了十幾次重大瘟疫。20世紀以來，全球也有過數次重大疫情。其中，有四次被世界衛生組織給予確定，其間數億人感染、千萬人死亡。
在與疫病抗爭的過程中，人類探索總結了不少行之有效的辦法。比如，用隔離法抵禦瘟疫的流行，就有數千年的歷史。下面，簡單作一些梳理和介紹。
西方“醫學之父”、古希臘醫學黃金時代締造者希波克拉底的“誓言”，在1948年被世界醫學協會採納為影響後世的《日內瓦誓言》。作為職業道德的聖典，其規範作用遠超醫學界，成為人類社會抑制人性之惡的一個重要道德規範。《希波克拉底誓言》最早提出“不傷害原則、為病人利益原則和保密原則”，是開創性的原則，也為疫情的隔離遏制提供了指引。
在伊斯蘭世界，阿拉伯文化的繁榮很大一部分體現在醫學的發達上。其中，最著名的是在今天敘利亞大馬士革建立的“隔離醫院”。公元706年，為了遏制麻風病等疾病的傳染，時任帝國皇帝瓦利德一世（阿拉伯帝國倭馬亞王朝第六代哈里發）在首都建立了第一所伊斯蘭醫院，併為麻風病患者設置專門病區。當時，這種“群體隔離”制度可以說是較為先進的。
“隔離”一詞最初是意大利語，意思是對船隻及船上人員進行為期30天至40天的海上逗留觀察，以作為預防和遏制黑死病傳染的嚴格措施。歷經漫長的歷史時期和近代科學的實踐證明，“40日隔離期”對驗證、核實旅行者的健康狀況是有效的。
在隔離檢查制度確立的同時，歷史上首個真正意義上的“孤島隔離中心”——拉扎雷託也得以建立。當然，這一隔離中心主要是簡單的隔離防控，從技術含量上說並不是很高。
從大規模防禦和遏制的標準來看，較為統一且行之有效的舉措始於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當時，在疫情暴發期間，為遏制大規模地、迅速地傳播，相關國家採取了一個有效的措施——“非藥物干預”舉措。其具體內容包括：隔離患者和感染者，強制性關閉公共場所，提倡和執行良好的個人衛生行為和習慣，等等。
這些措施既有自上而下的強制性，又帶有非強制性的呼籲、倡導和宣傳，是符合應對疫情和社會發展實際的。
中國古代強調預防為主，提倡用中草藥消毒殺菌
對中國來說，與疫病的抗爭也是一段漫長的歷史，具體可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由最初的“隔窗而望”到有序的“隔離遏制”。
在中國，先秦時期就有隔離遏制疫病傳播的實踐記載，癧疫病疾中的“癧疫”就指的是傳染病。殷墟出土文物中，甲骨文字有“疾疫”“疾年”等字。可以推斷，上古時期已有傳染病方面的記載，甚至是應對防控的實踐。此外，各種文獻如《周禮》《呂氏春秋》中也有相關記述。
春秋時期，孔子探望得意門生顏回時，曾“隔窗而望病”。宋代朱熹等人認為，這是孔子因擔心傳染而特意讓自己與弟子處於隔離狀態，當然也可以認為是弟子主動與孔子隔離而望。
這種自我隔離的傳統一直流傳下來，《中國古代疫病流行年表》中就有不少隔離案例。例如，五代十國的後唐時期，湖北隨州與河南鄧州鬧瘟疫，許多人重度感染後為避免再傳給親人而緊閉房門，只在窗戶上開一小洞，以便傳遞飯菜和便桶。
清初，京城常鬧天花，朝廷嚴令“凡民間出痘者，移之四十里外，防傳染也”。順治帝還曾移駕到行宮，只讓太監送飯送炭，“惜薪司環公署五十丈，居人凡面光者（疑似患者），無論男女大小，俱逐出”。
第二，隔離中心及隔離制度逐步建立。
隔離的同時，防護理念也在同步發展。中國傳統醫學強調預防為主，講究個人衛生，提倡用中草藥進行消毒殺菌，並對衛生防疫進行了理論總結和實踐指導。例如，葛洪的《肘後方》主張祛除“氣疫”，裡面就有六種針對空氣消毒的藥方。
值得一提的是，關於隔離觀察治療的明確記載在《漢書·平帝紀》中就有出現：“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這一“舍空邸第”，可以說是最早明確記載的“隔離醫院”。
南北朝時期，為了遏制疫病的傳播，隔離方式已成為正式推行的一種制度。距今1500年前，北魏太醫署“於閒敝處別立一館，使京畿內外疾病之徒，鹹令居住”。南朝齊的“六疾館”更是為隔離遏制和防護而建立起來的專門機構，不僅收治患者，而且將病人與健康者進行有效隔離。
明末江南醫學家吳又可的《瘟疫論》，是中國首部傳染病學的專論。其防治觀點和救助方法包括：遮掩口鼻加以防護（可惜未能就此發明口罩）；焚燒已死患者的屍體，避免傳播；對患者進行隔離，等等。第三，綜合性抗疫機制得到建立與完善。
古代抗疫機制在隋唐時期已基本成形。這一時期，醫學逐漸發展並走向繁榮，醫學、醫科、醫署、醫藥等空前發達。當時，為應對突發疫情，朝廷建立了三大應對機制：及時醫療，遏制傳染，賦稅減免。
至兩宋，這一“古代抗疫史的高光時刻”取得了更大發展，抗疫機制進一步完善。宋代超越隋唐的“太醫署”，設立更高規格的“太醫院”，並增設太醫局等醫療、醫學機構，日常多為朝廷服務，特殊時期翰林醫官則應詔赴疫情暴發地區巡視和防治。
此外，朝廷還設置惠民和劑局，在疫情暴發時對中草藥實行降價。眾多慈善機構，如宋代的安濟坊、居養院等，加上民間救助團體，在防止疫情的過程中共同發揮積極作用。
科學治疫才能戰勝病毒，公開透明才能安撫人心
19世紀前，人類對抗黑死病、鼠疫、天花、流感這類疫病採取了一定措施，但更多的時候只能聽天由命。個體能否存活下來，幾乎完全依賴“運氣”。
20世紀以來，人類終於逐步走出陰霾，在抗疫鬥爭中越來越佔據主動。結合世界經驗和中國實踐，主要啟示有以下三點：
第一，克服消極和被動狀態，積極預警與應對。
在這方面，既有失敗的教訓案例，也有成功的經驗。1952年，世界衛生組織創立“全球流感監測網絡”，隨後監測到1957年的“亞洲流感”（H2N2亞型），這是世界衛生組織監測到的第一次流感大流行。當年5月，世衛組織確認新型流感病毒後，即向全球各國預警。然而，當時新中國尚未加入這一組織。因此，從疫情發現到全球預警，時間延遲了兩個多月，導致了較高的死亡率。
2009年，甲型H1N1流感在世界衛生組織宣佈後，中國政府第一時間確立由衛生部牽頭、33個部門參與的防控機制，採取了一系列應對措施：最初幾個月，通過系統隔離疑似患者及接觸者，對可能出現的輸入型病例進行防控，並擴大“哨點醫院”、強化實驗室網絡，加強主動監測；迅速完成疫苗研發，到年底前以“知情同意、自願、免費”原則接種近5000萬例甲流疫苗；中國衛生部門及時與世衛組織和其他國家通報疫情，並在國內媒體上及時通報最新疫情……
第二，理性應對，科學為先。
2003年非典疫情的教訓之一，就是關於疫情信息的透明度和及時性發布的問題。當時，最初是五天通報一次疫情數據，引發了公眾的焦慮和恐慌情緒。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我們可以看到，疫情信息發佈基本上是每天一次，遇到重要節點或事項甚至會臨時增加一次。
信息發佈的公開透明，避免了各種恐慌情緒，讓各種謠言無法“滿天飛”，從而為防控工作提供了較好的社會環境和輿論氛圍支持。
總的來看，面對疫情，必須倡導科學和理性。只有科學治疫，才能真正戰勝病毒；只有公開透明，才能安撫人心。
第三，充分發揮制度優勢。
這一條啟示具有較強的“中國特色”。在此次應對新冠肺炎疫情中，很多人都談到制度優勢。制度優勢能發揮什麼作用？我舉兩個例子：
新中國成立伊始，在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下，以北京和上海為中心，集中對“黃賭毒”進行整治和改造。短短數年，就徹底消滅了全國性的“黃賭毒”經營。這一偉大成就，獲得了包括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內的一致稱讚。
上世紀50年代，血吸蟲病疫情在一些區域暴發，對江南地區尤其是兩湖地區的農民傷害極大。在黨中央集中統一的領導、部署下，我們最終消滅了這一大疫病。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報》向全世界宣告，血吸蟲病重點流行區域之一的江西省餘江縣完全獲得新生。毛澤東同志為此特意撰寫了《送瘟神》詩。
充分發揮制度優勢，就要發揮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嚴格落實中央各項部署，做到政令通暢，執行不走樣；就要發揮自上而下的決策執行力，責任到人，落實到人；就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依靠人民群眾，使病毒陷於“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唯有如此，才能堅定信心、同舟共濟、科學防治、精準施策，打贏這場疫情防控的人民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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