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宋代国家遭遇着异族的严重威胁，内政则党同伐异，但是宋代也是一个非常有民族意识的时代。中国的诗歌传统到了宋代，衍生出了宋词这一艺术史上的一朵艳丽的奇葩，在苏东坡、辛弃疾等豪放派领袖的努力下，

而宋代社会现实中饱受的屈辱，让熟读诗书的士大夫们倍感悲哀，他们需要在宋词的领域寻找安慰，抒发自己反抗压迫的志向。这一创作倾向在宋词中，以侠客文化为题材的词作特别有代表性。

当时，收录了各大词坛名家作品的《全宋词》中提到“侠”的作品，大致有108首。而创作较多的有辛弃疾、贺鬼头贺铸、刘永、陆游等人。宋词受到了司马迁在《史记》中，继承了侠客的三种重要定义。

这三种定义分别为在人格上做到“言必行，行必果，已诺必诚”，在精神上实现“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品质上具备“不矜其能，羞伐其德”。

而其实宋人对侠义的精神也有自己的发展，这也是《全宋词》中表现的四大侠客特征中最后的“结识朋友，出游天下，恣意追求享乐”。这是由于宋代社会内部比较安定，人民生产力得到恢复。贸易经济发达所打下的物质基础。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条件，加上宋代推行的“重文轻武”国策，国家供养着一堆可以闲暇度日的文人，进而这一现实影响了创作者对侠客文化的改造。

一．“言必行”的武侠人格 与“不矜其能”的武侠品质之结合

首先，“言必行”这一重要概念，是侠客们的基本人生观，也是侠客精神的基础，更是不可能缺少的。

在秦汉交际的历史时期，楚国流传着“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诺”的说法。季布本人出身不好，是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但是季布为人讲义气，喜欢为人打抱不平，因而赢得了世人的赞誉。而同时期的韩信尽管年轻时贫贱无名，甚至受过胯下之辱，但是他却对自己的恩人许下夸张的报答诺言，最终留下了“一饭千金”的美名。

“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肝胆洞，毛发耸。立谈中，死生同。一诺千金重。推翘勇，矜豪纵。”这是人称贺鬼头的贺铸写下的《六州歌头》上阙中的诗句，从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诺”这一重要精神。

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含义在于，侠客行事不是为了谋取自己的私人利益。侠客们之所以能留名，不是他们刻意为之。

再看《六州歌头》中下阙中的“笳鼓动，渔阳弄”，“渔阳”是指安史之乱时安禄山起兵叛乱的地方，此处代指威胁大宋王朝的北方少数民族。“笳鼓”则是在代指军队。

当年意气风发的少年侠客，如今已经垂垂老矣，却恨不能为国家上阵杀敌。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这个时期的侠客不再是强调平时逞凶斗勇的亡命徒，而是抵御外族欺侮，除暴安良的正义化身。少年时期的个人义气，最终还是让位于成熟后的家国大义。这也表现出作者对侠义精神本质的思考。

其实，这也是宋人的侠客意识的反映。毕竟国难当头，个人的利益必须让利于整个民族的生死存亡。大侠们也自然而然地开始讲“忠义”了。

另一个著名的词人辛弃疾，不仅热衷于描写侠义，他本身就是一代豪侠。辛弃疾出生在被金人统治的区域。但是他从小就接受了爱国的教育，对大宋王朝忠心耿耿。青年时期的辛弃疾参与了耿京起义，举起了义军的大旗，亲自率领50骑兵冲进金人的军营，把叛徒张安国抓出，将其押送回南宋朝廷，正式归顺南宋。

“烈日秋霜，忠肝义胆，千载家谱”,辛弃疾曾经在《永遇乐》中这样写到。尽管国难当头，故土沦落，不少宋人也未曾敢忘记“忠义”，这在尤其是风雨飘摇的南宋时充当了民族的精神脊梁。

需要提到的是，《永遇乐》的思想内容跟文人创作的词区别是很大的。因为刚才已经提到，辛弃疾本人本来就是一代大侠，是反抗金人统治的义军领袖之一。所以《永遇乐》其实可以算作是在追忆一个侠客的豪族的。

在辛弃疾中，他对自己家族的自豪感更多的是在“忠义报国”的大义精神上，而不是夸耀自己的家族的实力。在后面，辛弃疾又说“艰辛做就，悲辛滋味，总是辛酸辛苦。”他认为，他和家族的使命在于贡献自己的力量，正是说明了宋代侠客形象中“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品质。

而站在政府对文化的态度上，我们也可以发现另一件事情。特别是在南宋之后，开国皇帝宋高宗赵构本来就是通过浑水摸鱼成功上位的，自己当了皇帝后，对于营救自己的父亲宋徽宗宋徽宗和哥哥赵桓并不上心。

害怕被人质疑正统是宋高宗心中的一块心病。而南宋这时更加不具备北宋的实力，根本无法直接和金人抗衡，雪耻也就无从谈起。因而为了巩固自己的帝位，宋高宗更是加大力度推崇“忠义”，并且把“忠义”和维护君权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比如这个时候的关羽，因为其“千里走单骑”的历史事迹，更是成为官方说教忠义的重要教材。因而在社会中，民众也特别强调重诺言，讲义气的重要，

这样，本来就很强调“言必行，行必果，已诺必诚”的侠客精神，自然也被时人所推崇。而这个时候的侠客形象，表现在宋词中，自然更是尽量彰显其“重诺”和“守信”。

以上，我们不难看到宋代武侠中人格和品质的结合体现。

二．“结交朋友，恣意享乐”的武侠行

由于经历过五代十国时期的动乱，继承了中原正统的宋朝，特别警惕武人的力量，严格推行“重文轻武”的治国理念。根据史料记载，当时如果产生了新的文状元，皇都市民至少庆祝一个月作用，文状元备受推崇、地位极高。而如果出了武状元，则只会象征性在街上游行一天表示祝贺。文与武的地位极其悬殊。

在《水浒传》里，林冲空有八十万禁军教头的威名，却被一个纨绔的高衙内打压得毫无还手之力。宋代的武人地位到了前所未有的低级，这就包括了以“武”行事们的侠客们。同时，中央政府还及其提防地方武装力量，一支军队往往不停地在换驻扎地，生怕他们起兵造反。

所以，这个时期的侠客不可能像以往那样潇洒，到处打抱不平。因而，侠客们的社会活动大多数情况下，就不再是“劫富济贫”、“见义勇为”，转而变成了出游，拜访朋友，追求享乐。

这更加具体的表现在游侠多为“少侠”，上面提到的贺鬼头贺铸的《六州歌头》开篇就是“少年侠气”。

其实，我们现在多讲武侠，在古代的侠客身上，武当然是侠客安身立命的手段，但是人们称呼侠客，或者说以他们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中，并不会直接说“武侠”。

这是因为武作为一种辅助手段，并不能代表侠客身份的全部，那些被认为是侠的人往往不一定真的武艺高强，而是他们的精神超越了世俗，做到了“义气”。

而现在会被忽略的“游侠”其实多用在古代的说法中。“游”其实是侠客生活中的重要成分，这到了宋代就变成了“少侠游”的常见文学惯例。

因为年轻人更需要出去外面云游历练，俗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而在宋代这样特色的环境限制下，侠客们更加重视出去游历。

这样一来，以前侠客传统中那些暴力、残忍的部分所受到压制，无法做到的事情，就转而在游历中找到了替换的方式。

所以，宋代的侠客不需要“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少侠”们可以人、马、剑，游历山河，这是宋代行侠的主要方式。

也正是宋代社会追求安逸享受、推崇自由的风气推动了武侠传统的新转变。

而描写侠客事迹和生活的，又往往是文人们。一方面，宋代的文人往往受到过很好的教育，学问比以前高得多。另一方面，他们很多人可以享有俸禄，却又不必整天忙于案牍之中，于是便有空进行大量的文学创作。

而在其中，游侠题材是诗歌创作的重要素材。这样一来，文人们笔下所书写的侠客们，自然也就开始多是游历山水、策马纵欢的形象。

这就是宋代侠客的一大生存特色。

三．“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武侠精神

虽然宋朝通过求和，给金、夏“岁给货币”，达到了相对的稳定，整个社会相对安定，算不上是一个乱世。但是骄傲的汉人是不可能真正忍受这种臣服于蛮族的屈辱的。

尤其是宋代的知识分子，除了一些纯粹的求和派，宋代的民族意识、爱国精神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是非常高涨的。

而侠客精神中的“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则在这个时期被视为拯救万民于水火中的良方。尽管词人们以自己强大的诗学传统而自豪，但是他们也看到了如此危难的社会背景下，光靠几条笔杆子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所以豪放派因此崛起。本来的文学界中，就连许多词宗大家都认为词不过是用来调剂生活，抒发自己不便言说的情思的东西。但是以苏东坡和辛弃疾这两大豪放派领袖为首的爱国词人深深地体会到家国之难，并且通过流行于宋代的词这一诗歌体裁，谱写救亡图存，以武救国的政治抱负。

这样的精神自然感染了不少人，后来的传奇名将岳飞身上便具备着这样的强烈精神。岳飞身体力行的推行以战争夺回故土，他背后刻着的“精忠报国”的传说家喻户晓。而岳飞本人，也留下一首《满江红》为他的一身正气作证。

《满江红》中“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是很具有时代意义的，当时的金人作为入侵者，已经在北方站稳了脚跟。再一味求和以求苟且下去，收复故土就更加不可能。

所以，岳飞像唤醒人们上阵杀敌，不要贪图安逸的创作主旨，其实这跟侠客精神中的牺牲自己的肉体成就大义在内涵上是暗合的。

而在宋代的社会现实中，尽管中央政府对敌人处处忍让退步，却兴起了不少地方的义军，他们自发地反抗金人的暴虐统治，希望能够得到宋朝政府的支持。上面提到的辛弃疾就曾参与过义军的活动。

这些义军不惧生死，拉起反抗的旗帜，也是宋词中那些为国为民牺牲的侠客的真实化身。

小结

总的来说，宋代确实是一个特殊的年代，而这样一个时期的侠客，自然也被时代的需要而改造成跟以前很不一样的形象。以往更像是一种较为纯粹的理想化的人格象征的侠客在这个时期受到了民族危机、社会经济、其他思想潮流的深刻影响，渐渐变得比较世俗。所谓世俗并不是一种坏事，哪怕是在今天被视为高雅艺术的宋词在宋代其实也是一种通俗的形式。

所谓通俗，指的是侠义这一思想在宋代变得更加贴切生活的述求，并且在政治、文学、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很大的影响。或者说，虽然以前的诗也有不少在描写侠客的，但是更偏于浪漫化的想象，而到了宋词中虽然也是接纳了侠客文化，但是其实质更具有社会意义。更有为时事而“用”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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