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宋代國家遭遇著異族的嚴重威脅，內政則黨同伐異，但是宋代也是一個非常有民族意識的時代。中國的詩歌傳統到了宋代，衍生出了宋詞這一藝術史上的一朵豔麗的奇葩，在蘇東坡、辛棄疾等豪放派領袖的努力下，

而宋代社會現實中飽受的屈辱，讓熟讀詩書的士大夫們倍感悲哀，他們需要在宋詞的領域尋找安慰，抒發自己反抗壓迫的志向。這一創作傾向在宋詞中，以俠客文化為題材的詞作特別有代表性。

當時，收錄了各大詞壇名家作品的《全宋詞》中提到“俠”的作品，大致有108首。而創作較多的有辛棄疾、賀鬼頭賀鑄、劉永、陸游等人。宋詞受到了司馬遷在《史記》中，繼承了俠客的三種重要定義。

這三種定義分別為在人格上做到“言必行，行必果，已諾必誠”，在精神上實現“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品質上具備“不矜其能，羞伐其德”。

而其實宋人對俠義的精神也有自己的發展，這也是《全宋詞》中表現的四大俠客特徵中最後的“結識朋友，出遊天下，恣意追求享樂”。這是由於宋代社會內部比較安定，人民生產力得到恢復。貿易經濟發達所打下的物質基礎。

也正是因為這樣的條件，加上宋代推行的“重文輕武”國策，國家供養著一堆可以閒暇度日的文人，進而這一現實影響了創作者對俠客文化的改造。

一．“言必行”的武俠人格 與“不矜其能”的武俠品質之結合

首先，“言必行”這一重要概念，是俠客們的基本人生觀，也是俠客精神的基礎，更是不可能缺少的。

在秦漢交際的歷史時期，楚國流傳著“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諾”的說法。季布本人出身不好，是社會底層的小人物。但是季布為人講義氣，喜歡為人打抱不平，因而贏得了世人的讚譽。而同時期的韓信儘管年輕時貧賤無名，甚至受過胯下之辱，但是他卻對自己的恩人許下誇張的報答諾言，最終留下了“一飯千金”的美名。

“少年俠氣，交結五都雄。肝膽洞，毛髮聳。立談中，死生同。一諾千金重。推翹勇，矜豪縱。”這是人稱賀鬼頭的賀鑄寫下的《六州歌頭》上闕中的詩句，從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諾”這一重要精神。

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含義在於，俠客行事不是為了謀取自己的私人利益。俠客們之所以能留名，不是他們刻意為之。

再看《六州歌頭》中下闕中的“笳鼓動，漁陽弄”，“漁陽”是指安史之亂時安祿山起兵叛亂的地方，此處代指威脅大宋王朝的北方少數民族。“笳鼓”則是在代指軍隊。

當年意氣風發的少年俠客，如今已經垂垂老矣，卻恨不能為國家上陣殺敵。由此我們不難看出，這個時期的俠客不再是強調平時逞兇鬥勇的亡命徒，而是抵禦外族欺侮，除暴安良的正義化身。少年時期的個人義氣，最終還是讓位於成熟後的家國大義。這也表現出作者對俠義精神本質的思考。

其實，這也是宋人的俠客意識的反映。畢竟國難當頭，個人的利益必須讓利於整個民族的生死存亡。大俠們也自然而然地開始講“忠義”了。

另一個著名的詞人辛棄疾，不僅熱衷於描寫俠義，他本身就是一代豪俠。辛棄疾出生在被金人統治的區域。但是他從小就接受了愛國的教育，對大宋王朝忠心耿耿。青年時期的辛棄疾參與了耿京起義，舉起了義軍的大旗，親自率領50騎兵衝進金人的軍營，把叛徒張安國抓出，將其押送回南宋朝廷，正式歸順南宋。

“烈日秋霜，忠肝義膽，千載家譜”,辛棄疾曾經在《永遇樂》中這樣寫到。儘管國難當頭，故土淪落，不少宋人也未曾敢忘記“忠義”，這在尤其是風雨飄搖的南宋時充當了民族的精神脊樑。

需要提到的是，《永遇樂》的思想內容跟文人創作的詞區別是很大的。因為剛才已經提到，辛棄疾本人本來就是一代大俠，是反抗金人統治的義軍領袖之一。所以《永遇樂》其實可以算作是在追憶一個俠客的豪族的。

在辛棄疾中，他對自己家族的自豪感更多的是在“忠義報國”的大義精神上，而不是誇耀自己的家族的實力。在後面，辛棄疾又說“艱辛做就，悲辛滋味，總是辛酸辛苦。”他認為，他和家族的使命在於貢獻自己的力量，正是說明了宋代俠客形象中“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品質。

而站在政府對文化的態度上，我們也可以發現另一件事情。特別是在南宋之後，開國皇帝宋高宗趙構本來就是通過渾水摸魚成功上位的，自己當了皇帝后，對於營救自己的父親宋徽宗宋徽宗和哥哥趙桓並不上心。

害怕被人質疑正統是宋高宗心中的一塊心病。而南宋這時更加不具備北宋的實力，根本無法直接和金人抗衡，雪恥也就無從談起。因而為了鞏固自己的帝位，宋高宗更是加大力度推崇“忠義”，並且把“忠義”和維護君權緊密的聯繫在一起。

比如這個時候的關羽，因為其“千里走單騎”的歷史事蹟，更是成為官方說教忠義的重要教材。因而在社會中，民眾也特別強調重諾言，講義氣的重要，

這樣，本來就很強調“言必行，行必果，已諾必誠”的俠客精神，自然也被時人所推崇。而這個時候的俠客形象，表現在宋詞中，自然更是儘量彰顯其“重諾”和“守信”。

以上，我們不難看到宋代武俠中人格和品質的結合體現。

二．“結交朋友，恣意享樂”的武俠行

由於經歷過五代十國時期的動亂，繼承了中原正統的宋朝，特別警惕武人的力量，嚴格推行“重文輕武”的治國理念。根據史料記載，當時如果產生了新的文狀元，皇都市民至少慶祝一個月作用，文狀元備受推崇、地位極高。而如果出了武狀元，則只會象徵性在街上游行一天表示祝賀。文與武的地位極其懸殊。

在《水滸傳》裡，林沖空有八十萬禁軍教頭的威名，卻被一個紈絝的高衙內打壓得毫無還手之力。宋代的武人地位到了前所未有的低級，這就包括了以“武”行事們的俠客們。同時，中央政府還及其提防地方武裝力量，一支軍隊往往不停地在換駐紮地，生怕他們起兵造反。

所以，這個時期的俠客不可能像以往那樣瀟灑，到處打抱不平。因而，俠客們的社會活動大多數情況下，就不再是“劫富濟貧”、“見義勇為”，轉而變成了出遊，拜訪朋友，追求享樂。

這更加具體的表現在遊俠多為“少俠”，上面提到的賀鬼頭賀鑄的《六州歌頭》開篇就是“少年俠氣”。

其實，我們現在多講武俠，在古代的俠客身上，武當然是俠客安身立命的手段，但是人們稱呼俠客，或者說以他們為題材的文學作品中，並不會直接說“武俠”。

這是因為武作為一種輔助手段，並不能代表俠客身份的全部，那些被認為是俠的人往往不一定真的武藝高強，而是他們的精神超越了世俗，做到了“義氣”。

而現在會被忽略的“遊俠”其實多用在古代的說法中。“遊”其實是俠客生活中的重要成分，這到了宋代就變成了“少俠遊”的常見文學慣例。

因為年輕人更需要出去外面雲遊歷練，俗話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而在宋代這樣特色的環境限制下，俠客們更加重視出去遊歷。

這樣一來，以前俠客傳統中那些暴力、殘忍的部分所受到壓制，無法做到的事情，就轉而在遊歷中找到了替換的方式。

所以，宋代的俠客不需要“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少俠”們可以人、馬、劍，遊歷山河，這是宋代行俠的主要方式。

也正是宋代社會追求安逸享受、推崇自由的風氣推動了武俠傳統的新轉變。

而描寫俠客事蹟和生活的，又往往是文人們。一方面，宋代的文人往往受到過很好的教育，學問比以前高得多。另一方面，他們很多人可以享有俸祿，卻又不必整天忙於案牘之中，於是便有空進行大量的文學創作。

而在其中，遊俠題材是詩歌創作的重要素材。這樣一來，文人們筆下所書寫的俠客們，自然也就開始多是遊歷山水、策馬縱歡的形象。

這就是宋代俠客的一大生存特色。

三．“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的武俠精神

雖然宋朝通過求和，給金、夏“歲給貨幣”，達到了相對的穩定，整個社會相對安定，算不上是一個亂世。但是驕傲的漢人是不可能真正忍受這種臣服於蠻族的屈辱的。

尤其是宋代的知識分子，除了一些純粹的求和派，宋代的民族意識、愛國精神在這樣一個大環境下，是非常高漲的。

而俠客精神中的“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則在這個時期被視為拯救萬民於水火中的良方。儘管詞人們以自己強大的詩學傳統而自豪，但是他們也看到了如此危難的社會背景下，光靠幾條筆桿子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所以豪放派因此崛起。本來的文學界中，就連許多詞宗大家都認為詞不過是用來調劑生活，抒發自己不便言說的情思的東西。但是以蘇東坡和辛棄疾這兩大豪放派領袖為首的愛國詞人深深地體會到家國之難，並且通過流行於宋代的詞這一詩歌體裁，譜寫救亡圖存，以武救國的政治抱負。

這樣的精神自然感染了不少人，後來的傳奇名將岳飛身上便具備著這樣的強烈精神。岳飛身體力行的推行以戰爭奪回故土，他背後刻著的“精忠報國”的傳說家喻戶曉。而岳飛本人，也留下一首《滿江紅》為他的一身正氣作證。

《滿江紅》中“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是很具有時代意義的，當時的金人作為入侵者，已經在北方站穩了腳跟。再一味求和以求苟且下去，收復故土就更加不可能。

所以，岳飛像喚醒人們上陣殺敵，不要貪圖安逸的創作主旨，其實這跟俠客精神中的犧牲自己的肉體成就大義在內涵上是暗合的。

而在宋代的社會現實中，儘管中央政府對敵人處處忍讓退步，卻興起了不少地方的義軍，他們自發地反抗金人的暴虐統治，希望能夠得到宋朝政府的支持。上面提到的辛棄疾就曾參與過義軍的活動。

這些義軍不懼生死，拉起反抗的旗幟，也是宋詞中那些為國為民犧牲的俠客的真實化身。

小結

總的來說，宋代確實是一個特殊的年代，而這樣一個時期的俠客，自然也被時代的需要而改造成跟以前很不一樣的形象。以往更像是一種較為純粹的理想化的人格象徵的俠客在這個時期受到了民族危機、社會經濟、其他思想潮流的深刻影響，漸漸變得比較世俗。所謂世俗並不是一種壞事，哪怕是在今天被視為高雅藝術的宋詞在宋代其實也是一種通俗的形式。

所謂通俗，指的是俠義這一思想在宋代變得更加貼切生活的述求，並且在政治、文學、社會生活中發揮著很大的影響。或者說，雖然以前的詩也有不少在描寫俠客的，但是更偏於浪漫化的想象，而到了宋詞中雖然也是接納了俠客文化，但是其實質更具有社會意義。更有為時事而“用”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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