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中西功和汪錦元被捕後,中共再度打入汪偽軍政高層的情報員

1941年10月,日本特高課在東京破獲了一起被稱為今天諜戰史上赫赫有名的“紅色國際間諜案”的“佐爾格案件”。而該案件主角之一、日本近衛內閣顧問尾崎秀實被捕。由於尾崎秀實與中西功及西里龍夫是密友,日本警方隨即追蹤了尾崎與中西功、西里龍夫的這一關係。

1942年6月,中西功、西里龍夫兩人被捕。

1942年7月,李德生、陳一峰、汪錦元3人被捕,方知達喬裝改扮,潛回上海,呂一峰、阮毓琪等人也迅速隱匿起來,暫避風險。

這個諜案也成為中共情報諜戰史和日本侵華諜戰史上一個有名的案例,即“中共諜報團”案

抗戰,中西功和汪錦元被捕後,中共再度打入汪偽軍政高層的情報員

尾崎秀實

被捕的中西功等人隨即被押往日本,至此,中共直屬最高密級的南京情報組的活動完全停止。 經過一段時間的審理,東京地區法院判處佐爾格、尾崎秀實死刑,立即槍決。判處中西功、西里龍夫死刑。運氣不錯的是,時值日本對亞洲的窮兵黷武正是到了窮途末路之際,對此二人的判決尚未來得及執行,使二人得以倖免於難。

而中共特工人員李德生、汪錦元、陳一峰等人被判處無期徒刑。

1944年10月,日軍為和新四軍進行談判,釋放李德生(後化名為紀綱,通過審查後,繼續擔任新四軍情報系統的工作。解放後曾擔任內務部司長),讓他去找新四軍進行聯絡事宜。

抗戰,中西功和汪錦元被捕後,中共再度打入汪偽軍政高層的情報員

汪錦元 李德生 陳一峰

1945年4月,新四軍軍部指派楊帆來南京瞭解日軍高層人士意圖,並將汪錦元、陳一峰營救出獄。這一切都是後話,而在南京情報組被毀後,中共軍事情報系統則立即啟動了情報關係情報網重建事宜。

​1942年3月,八路軍總部參謀部派抗大參謀教官徐楚光(烈士,1948年犧牲於南京)赴南方淪陷區做情報工作。

抗戰,中西功和汪錦元被捕後,中共再度打入汪偽軍政高層的情報員

徐楚光烈士

徐楚光離開延安後,先是以商人身份往返於武漢、南京之間,以黃埔軍校同學(徐曾是黃埔軍校武漢分校生,1927年)的身份結交汪偽軍官。

1943年初,徐楚光打入汪偽中央軍官學校任上校戰術教官。彼時,八路軍總部根據到位情況,隨即派出馬蘊平到南京協助徐楚光工作。

根據情報網運轉實際情況,八路軍參謀長滕代遠(兼八路軍總部情報處處長)將徐楚光、馬蘊平的關係轉交中共華中局情報部領導。

1942年12月,徐楚光調任汪偽軍委會政治部情報司上校秘書,主任秘書兼督察長。

抗戰,中西功和汪錦元被捕後,中共再度打入汪偽軍政高層的情報員

徐楚光在揚州瘦西湖留影。

1943年6月,又進入汪偽陸軍部任第六科上校科長,同時在偽軍委會參贊武官公署掛上一個上校參贊武官的名,有了這些身份掩護,徐楚光在汪偽軍界上層如魚得水,多方活動,結交了大量汪偽實權派,蒐集了日偽大量軍事情報,及時傳遞給華中局、新四軍軍部,在短短几年內,不僅獲得了日偽的大量核心情報,並且還瓦解策反大批汪偽部隊。

在其打入南京汪偽軍界任職初期,徐楚光結識了參贊武官公署中將參贊武官洪俠。洪俠是汪偽軍委會參謀次長項致莊的老部下,曾在項窮困潦倒時接濟過他,因此與項有一定交情。

1943年底,汪偽軍委會發布項致莊為蘇北綏靖公署主任,項在南京設辦事處並任命洪俠為辦事處主任。汪偽政府與軍委會等機關的公文、密件都經過辦事處轉遞綏署。由於有了和洪俠的關係,徐楚光派馬蘊平打入該辦事處,負責文件收發等事項。此後,這些日偽往來公文中,凡發現對我方有用的情報,則第一時間轉抄送往新四軍軍 部,甚至比該些文件到偽綏靖公署時間還要早。

徐楚光在此期間,發展了洪俠、朱亞雄和潛伏於南京的軍統南京區區長周鎬(烈士)成為中共情報人員。

抗戰,中西功和汪錦元被捕後,中共再度打入汪偽軍政高層的情報員

周鎬烈士和妻子吳雪亞在南京玄武湖。

1944年9月,項致莊調任偽浙江省省長、杭州綏靖公署主任、偽十二軍軍長。同時,洪俠也改任杭州綏靖公署駐京(南京)辦事處主任。

1945年初,徐楚光派情報人員樂偉平接替馬蘊平的工作,馬蘊平專任交通聯絡。

1945年2月,陳公博召集偽軍主要將領開會,密謀籌劃和國民黨聯合進攻華東華中地區的八路軍、新四軍所部。 1945年3月初,杭州綏署駐京(南京)辦事處收到兩份火漆加封的密件,一份寫“項致莊主任親啟”,一份寫 “速轉杭州綏靖公署”,當時已被徐楚光發展成為中共情報人員的洪俠拆信後發現是一本供剿共軍事計劃用的電報密碼和一份江浙日偽軍聯合清剿行動軍事計劃。洪俠和馬蘊平等人立即連夜抄錄,次日凌晨,由洪俠將兩絕密文件送往杭州,馬蘊平將抄件送往淮南新四軍軍部。除此之外,徐楚光還啟動了另一名中共情工人員、原汪偽參贊武官公署中校科員王宗良,彼時任剿匪總指揮部任上校情報科科長。進一步深入瞭解敵人這次行動的各方面準備情況,並及時轉報新四軍軍部,使我茅山根據地做好了充分的應敵準備。

1945年5月,日偽軍對茅山根據地發動了全面清剿,結果一無所獲。

在南京,以朱亞雄(抗戰前為上海水月華醫院院長,併兼上海法政學院、大夏大學校醫及惠生產科女醫學校教授)為山主的“大亞山正義堂”(洪門)與汪偽軍政、商界、報界及地方上一些頭面人物有著密 切的聯繫,是南京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為此,徐楚光請朱亞雄的洪幫兄弟金龍章出面介紹,於1942年秋加入南京洪門“大亞山正義堂”,以後又將一些情報人員(隱蔽戰線人員)加入了“大亞山正義堂”,使情報組又多了一條蒐集情報的渠道。

1944年,朱亞雄、徐楚光兩人先後結識了華中鐵道公司警務課課長木村,他們向木村提出由洪幫籌組“華中鐵道護路總隊”,經木村同意後,確定由朱亞雄任護路總隊總隊長,徐楚光任秘書主任兼督察長,具體負責護路總隊的一切事務,洪俠等人任督察,中共情報人員張冰任情報組組長。

護路總隊下設5個分隊,分駐下關、蕪湖、龍潭、鎮江、丹陽等地。各護路隊定期向總隊部報告所轄範圍內鐵道沿線的情報,這些情報由張冰負責彙總,及時送往新四軍軍部。

護路隊的成立,對中共開闢交通線、獲取各種情報,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中共在南京的情報組(隱蔽戰線)可謂歷經風雨,屢次被毀,屢次重建,而每一次重建,都比前次更具有殺傷性。

除了中共直屬,華中局的情報單位外,在1943年至1945年,淮南新四軍第二師情報人員戴賢中先後四次被派到南京偵察敵偽軍事情況,他在南京發展了鄒烈勳等情報人員,獲取了很多日偽軍事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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