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嘉賓
餘新忠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暨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教授，中國社會史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教育部首批青年長江學者，長期耕耘醫療史、明清史研究，著有《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一項醫療社會史的研究》《清代衛生防疫機制及其近代演變》等。
醫療史的異軍突起
記者：我們觀察到，近年來，醫療史和環境史逐漸成為國內歷史學界富有活力的研究領域，但以往這兩個領域似乎不為人重視，您深耕醫療史領域二十多年，能否請您介紹一下為何歷史學界開始重視醫療史，這背後有怎樣的關懷？
餘新忠：醫療史和環境史的異軍突起，日漸成為史學界關注的新興研究領域，可謂近二三十年以來，中國史學發展的重要特色之一。就醫療史來說，它的興起，大概不外乎內外兩個方面因素，是內動外促內外合力共同作用的結果，可以分三個層面來談。
首先就地域而言，是中國社會與學術自身發展需要與國際學術思潮匯合而共同推動所致。一方面，國際學術思潮對國內學術發展的影響日漸加深，而在國際史學界，自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醫療史早已成為主流史學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國內史學界也在對以往過於教條主義的史學研究進行反思的過程中，意識到“歷史血肉”的缺失，而主張更多地關注歷史上的“人”，而一旦關注到“人”，生老病死這樣直接關乎人的生存的議題自然也就被援入了研究者的視野。
其次，就學術的層面來說，則為學術界的內在衝動與社會的外在需求的結合。2003年的SARS事件，對於學界乃至社會對疾病醫療史的關注，起到直接促動作用，不過也應該看到，其實史學界對其的重視，並不完全與此有關，早在SARS之前，已有曹樹基、楊念群和李玉尚等人發表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而我對疾病醫療史的關注始於1997年，並在2000年完成了國內第一部醫療社會史的博士論文《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該論文還在2002年被評為“全國優秀博士論文”。
最後，就條件和根源而言，則是醫療史本身的價值適切地得到一些擁有較高學養的研究者的發掘利用。毫無疑問，醫療史之所以能夠興起，最根本的肯定還是這一研究本身具有其價值和意義，不過，有意義和價值的研究，也有賴高水平的研究者適時的關注和投入，疾病醫療史之所以能夠日益受到關注，顯然也與上個世紀末以來，有一批頗具實力的研究者投入到這一研究，發表了一系列高水平研究成果有直接的關係。
總之，這一研究的興起，既與當今社會整體發展狀況密不可分，即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世人對於個人的健康和生命的關注勢必日漸加深；同時也是國內學術研究不斷與國際學術潮流相融合的結果，對歷史的研究著眼點日漸從“國家”的歷史轉向“人”的歷史，開始擺脫宏大敘事，而從日常生活的角度關注具象的“人”。
清代江南地區的瘟疫以腸胃道傳染病為主
記者：您研究過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能否請您簡單介紹一下清代江南瘟疫的發生情況？
餘新忠：就我的研究，清代江南的瘟疫流行基本情況如下：
瘟疫的分佈基本與社會經濟的發展水平和人口密度呈正相關，在時間上，呈逐漸遞升的態勢；在空間上，則主要集中在以蘇、滬、寧、杭等大城市為中心的人口稠密、社會經濟較為發達的平原地區，並由東向西、由中間向南北兩端逐步遞減。這表明，在總體上，當時由社會經濟發展帶來的抑制疫病機制還無法有效地控制和抵消社會上因此而增多的疫病感染機會。
瘟疫的種類，以霍亂、傷寒和痢疾等腸胃道傳染病為主，並有增多之勢，特別是嘉道之際，真性霍亂傳入江南，使這一特點更見明顯。疫病多發於夏秋兩季。在各種瘟疫傳播途徑中，水傳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18世紀以後，隨著對外交往的增多，以及生態環境的變化，不時有諸如爛喉痧、白喉、霍亂等一些新的疫病在江南暴發流行，反映了清代疫病日趨國際化的一面。
清代，雖然江南的瘟疫頻數不斷增多，但殺傷力卻有所減弱。瘟疫對江南社會的影響可能更主要的是體現在心態、風俗信仰等方面。
記者：隔離是預防本次新冠肺炎的重要手段，在古人的預防觀念與預防措施中，是否也有隔離這一項？
餘新忠：檢疫隔離作為一種強制性的制度規定，是近代以來才出現的新事物，不過由於很多疫病的較強的傳染性很容易為人直觀感受到，所以在中國歷史上，很早就出現了單獨安置病人的舉措，比如，漢代元始二年（2年），發生瘟疫，“詔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宋代，國家還有在大疫之年設置安濟坊等機構收治病人的規定。清初，滿族入關後，出於對其原本較少感染的天花的恐懼，專門設置了“查痘章京”，來檢查民眾中痘疹患者並令其隔離居住，在瘟疫暴發時，也有安置病人單獨居住的事例。
記者：在清代防疫體制中，國家和社會的作用缺一不可。您在著作中提到，清代江南地區經濟與文化較為發達，民間醫療資源也較為充足，社會力量在防疫的過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那麼在疫情發生時，清代江南地區的社會力量有哪些因應之策？
餘新忠：從先秦到明清，隨著社會經濟和民間社會力量的日漸發展，民間的疫病應對也日漸豐富，不僅出現了大量臨時性、個體化的應對舉措，還出現了向日常化乃至制度性的防治方向發展的趨向。
這些舉措包括施送醫藥、刊刻散發醫方、懇請官府開展救療、建立留養所等收治病人、利用宗族義莊或行業公所等組織開展制度化的救治和創設醫藥局等專門的慈善機構進行疫病救治等。在當時，特別是清中期以降，鄉賢們藉助比較豐富的地方醫療資源和日漸興盛的慈善力量和組織，開展了形式多樣的疫病救療活動，並日漸增多地創設了醫藥局等日常救療設施。不僅如此，對瘟疫的應對，在經費來源、救療功能和慈善色彩等方面，也出現了若干重要的改變。開始依靠穩定而具有靈活性的經費來源（比如絲捐、鋪捐等），並通過收取號金的方式儘可能減少資金缺口，出現了由純粹的慈善機構逐步向經常、普遍地以診治疫病為主要目的方向發展的趨勢。
“衛生”內涵的轉型過程
記者：也許出乎很多讀者的意料，我們今天所說的“衛生”這個詞，雖然古已有之，但它獲得今天的內涵，其實是相當晚近的事，“衛生”這個詞的轉型過程是怎樣的？大概什麼時候起，我們有了公共衛生的概念？
餘新忠：衛生是一個古老的詞彙，《莊子》中即已出現，不過傳統時期，衛生主要的意涵為養生。近代意義上的“衛生”一詞，最早出現於明治初年的日本。由日本醫務局局長長與專齋於1874年，在翻譯Hygiene時首先採用。雖然近代意義上的漢字語彙“衛生”最早出現於日本，但中文中的新“衛生”卻不能簡單地視之為日源詞，它實際是在西方衛生知識的傳入、日本近代的“衛生”（eiseyi）用語與衛生制度的引介以及中國士人對傳統的重新闡釋和利用等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逐步、自然形成的。
在中國，衛生概念的變動，基本始於光緒初年，到甲午（1894年）以前，在某些個別語境中，“衛生”已經基本完整地包含了近代概念所應具備的內涵。不過，並未產生顯著的影響，基本表現為一股潛流。中日甲午戰爭以後，隨著日本影響的強化和中國社會對近代衛生事務的態度的日趨主動，“衛生”概念變動的潮流也開始由暗轉明，具有近代意涵的衛生概念開始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國人的著述中。1905年國家衛生行政機構的建立，進一步促進了“衛生”成為表示維護健康、預防疾病這一內容的社會標準用語的進程。
可以說，到清末民初，無論從概念的內涵、普及程度還是使用方式等方面看，近代意義的“衛生”概念都應該說已經確立。
瘟疫是影響人類歷史的基本參數
記者：疾病，尤其是規模較大的疫病，不僅影響個體的健康，也對人類文明帶來了多層次的影響，而事實是疫病緊密伴隨人類文明發展的歷程。從一位歷史學者的角度看，我們面對疾病、瘟疫時應如何自處？我們能從過往獲得怎樣的經驗與教訓？
餘新忠：鑑於生物樣態以及人與自然關係的極度複雜性，儘管我們可以通過各個方面的不斷努力大大降低瘟疫的危害，但恐怕很難征服疫病。著名的歷史學家麥克尼爾曾斷言，瘟疫“將會與人類始終同在，並一如既往，仍將是影響人類歷史的基本參數與決定因素之一”。所以面對瘟疫，我們首先需要更歷史和人文地加以認識，儘可能地少一些現代性的驕傲，多一些謙恭和敬畏，更多地去思考如何和導致疫病的病原體和平共存。不僅如此，通過梳理中國過往特別是近世以來的疫病應對歷史，還可以看到不少可資鏡鑑的經驗與教訓：
首先，歷史上瘟疫流行軌跡顯示，疫情分佈與人們通常的想象正好相反，人口越多，社會經濟越發達，瘟疫也就越多。這充分表明，對瘟疫來說，現代社會經濟發展本身就是一把雙刃劍，所以，疫病防治必須充分考慮到現代化的負面影響和現代醫學應對疫病的有限性，若現代醫學水平和衛生防疫措施不能及時跟上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現代化帶給人類的，極有可能不是福祉，而是災難。
其次，我們通過對各次疫情後果的探析，表明瘟疫對社會的直接破壞和影響，似乎並不像目前一些初步研究所揭示的那麼大。相對於那些直接表面的影響，瘟疫在人們心態和風俗信仰方面相對隱性的影響可能更為重要和關鍵。這種影響對社會歷史的作用是非常深遠和重要的。這也就是說，瘟疫的實際的破壞力並不見得如人們一般想象的那樣大，其更重要的影響可能在於給人們帶來的莫名恐怖和信心流失，以及對人們心靈的強烈震撼。如果能讓民眾充分了解這一點，無疑會大大有助於社會和民眾心態的穩定。在瘟疫面前，如何在信息公開的前提下，儘量地緩解和消弭民眾的恐懼心理當為政府首先必須面對的大事。不僅如此，瘟疫決不僅僅是疾病和醫學問題，而是關涉方方面面的社會政治問題，對突發性疫病的防治，完善的社會機制，在很多情形下，可能比單純的醫療更重要。
最後，古代特別明清以來，社會力量在疫病應對中發揮非常積極正面的意義，這充分顯示了社會力量在瘟疫的防治方面的重要作用，同時在顯示了充分發揮地方社會力量能動性的前提下，建立國家主導的現代衛生防疫機制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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