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往往是由牛人教出來的，李鴻章當年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曾國藩門下時，曾國藩已位居兩江總督，文章也是公認的一流。
其實，李鴻章與曾國藩的緣分，在投帖之前就開始了。1843年，李鴻章的父親李文安從北京來函，讓其入京，準備來年的順天府鄉試。利用這個機會，李文安帶李鴻章拜見了曾國藩，算是認了門。1845年，李鴻章參加恩科會試，曾國藩是主考官，依科舉時代的規矩，曾可算是李的座師。考試失利，李鴻章正式拜曾國藩為師，學習如何寫詩作文，兩年後李鴻章金榜題名。曾國藩對李鴻章不僅在學問上循循善誘，在事業上也步步提攜。李鴻章在家鄉辦團練失敗，想投奔曾國藩，曾國藩滿口答應，並寄去三百兩銀子給他做安家費。李鴻章入幕，曾國藩又將自己的治軍心得一點一點教給他，希望培養其統兵之才。1860年，太平軍二破江南大營，劍指上海，曾國藩親擬奏稿，推薦李鴻章擔任江蘇巡撫，同時派他在合肥一帶招兵買馬，組建淮軍，援救上海，李鴻章自此平步青雲。
李鴻章沒有忘記老師的恩情。1864年，曾國藩與曾國荃包圍天京，久攻不下，李鴻章率領的淮軍時在常州，朝廷諭令淮軍會攻天京。李鴻章知道曾國荃想獨佔收復天京的頭功，於是致函曾國藩，稱自己的部隊想休整一下。朝廷見李鴻章按兵不動，下旨催其動兵。李鴻章先是謊稱生病去了蘇州，接著又提出部隊疲勞，需休息兩個月才能出戰；實在找不到理由了，就繞道浙江，說要從湖州對天京形成包圍。曾國藩明白李鴻章的良苦用心，湘軍攻克天京後，李鴻章去看老師，曾國藩出城迎接，拉著他的手動情地說：“我兄弟倆的一點面子，全是你給的。”曾國藩辭世，李鴻章寫了一副輓聯：“師事近三十年，薪盡火傳，築室忝為門生長；威名震九萬里，內安外攘，曠代難逢天下才”，表達了對老師的深深懷念。
然而，李鴻章的矛盾也正在這裡，一方面他非常尊敬自己的老師，另一方面他對老師傳授給他的東西，又更多地只是吸收其“術”（具體的技巧），不顧其“道”（做人處事的根本理念）。
曾國藩一生以誠為本，李鴻章則喜歡撒謊。在湘軍幕府時，某天李鴻章謊稱頭疼，不願參加曾國藩主持的早會（集早餐與議事於一體的聚會），曾國藩幾次派人去叫，說是“人不到齊不開飯”。看到老師生氣了，李鴻章只好披上衣服，匆匆前往。曾國藩板著臉沒說話，待李鴻章吃完飯，丟下一句“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處所尚，唯一誠字耳”，然後拂袖而去。
在用人上，李鴻章與曾國藩也有極大差異。曾國藩提拔將領，除了軍事素質，還很看重其操守和學問，湘軍的主要將領都是書生，有科名者竟達30多人。曾國藩曾得意地對別人說：“我的這些部下，可以白天打仗，晚上講學。”李鴻章用人只看打仗的能力，注重用利益籠絡人心。他覺得讀書人想法多，誰都不服誰，在戰場上很難協調，相反，那些四肢發達、大腦簡單的“武夫”卻可以唯主將之命是從。
曾國藩固守原則，李鴻章則看重權變。19世紀70年代初，天津發生搗毀教堂、殺害洋人的教案，曾國藩受命處理。曾國藩經過仔細調查，發現所謂洋人教士殺嬰兒的事，純屬謠傳，在談判中，他先是向洋人道歉，並當即決定將天津道、天津府、天津縣的官員全部撤換。洋人不同意，非要將這些官員殺了抵命。幾經協商，達成協議：判死刑20人，流放25人，天津知府、知縣革職並流放黑龍江，支付賠款49萬兩白銀，並派政府特使到法國賠禮道歉。協議一出，國內物議沸騰，有人甚至指責曾國藩是“賣國賊”。在此種情況下，朝廷只得命令李鴻章複查“天津教案”。李鴻章一接手，立即表現出了與乃師全然不同的做事風格。他一面與洋人討價還價，一面暗地裡與俄國溝通，因為俄國只要賠償“經濟損失”，不要求人命相抵。李鴻章趁機改動判決，將原來的20名死刑改為16名死刑、4名緩刑，又令丁日昌從監獄裡找來16名死刑犯殺了，忽悠外國人說已經行刑完畢。那些流放的官員，在避過風頭之後，李鴻章又將他們一一招了回來。
李鴻章只學老師的“術”，無視其“道”，並非學不到，而是不想學。曾國藩來自交通極不發達的湖南中部鄉下，他的價值觀是儒生的；李鴻章來自自古以經商著名的安徽，其價值觀是商人的。前者講精神堅守、講誠信、講名譽，後者講物質利益、講計謀、講機變。在正常時代，道可以戰勝術；在晚清那種非正常的時代，術往往打敗道。
從曾國藩與李鴻章身上，我們不難看出一個時代流變的軌跡。
閱讀更多 長安驛站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