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時期，為了向西方學習，清廷曾先後派出“蒲安臣使團”前往歐美出洋訪問。
“蒲安臣使團”是清廷派出的第一個外交使團，在“洋欽差”、美國退休公使蒲安臣的帶隊和攙扶下，晚清官員們首次集體出洋，在走向國際社會的道路上，其搖搖晃晃、小心翼翼之狀，完全可以想象。
當然，雖說是情勢所迫，但外國人擔任中國使臣畢竟不是什麼光彩的事，由此事例也可看出奕訢等人對國際外交的懵懂與隔膜。
反觀當時的日本，在走出國門的問題上則要勇敢開放得多了。早在明治維新前，幕府即已開放造船並聘請荷蘭人教習航海術，並組織有洋槍隊等。
1858年，幕府設立“外國奉行”，負責管理與外國的交涉事務，這比總理衙門還要早3年。
之後，幕府又於1860年2月派遣以“外國奉行”新見正興為正使的使節團乘美艦“波哈丹號”訪問美國，以完成《日美修好通商條約》的換約工作；
在美方的指導下，勝海舟等駕駛幕府軍艦“鹹臨丸”首次橫渡太平洋，後為明治時期知名思想家的福澤諭吉也在這條船上。
爾後，薩摩等西南雄藩也都紛紛派遣武士前往歐美取經，如長州藩即於1863年5月秘密派遣伊藤博文、井上馨等5名年輕武士從橫濱赴英國留學。
倒幕戰爭勝利後，明治政府在選擇什麼樣的國家道路問題上仍處於不確定的狀態，正如大久保利通說的：
“打倒幕府，建立天皇政治，這種事業大體已完成。但是以後，就實在為難了”，“政務上應施何種方略？外交上應以何為標準？”
1869年，在荷蘭傳教士威爾貝克的建議下，明治政府決定派出一個高規格的使團前往歐美考察其文明與制度，為日本的發展提供參照。
由於《日美友好通商條約》也即將到期，明治政府也想通過這次的訪問修改之前的不平等條款，並爭取與各國重新議定關稅。這就是對日本近代史影響至深的“巖倉具視考察團”。
巖倉具視是當時政府的“右大臣”（協調行政統一的政府副首腦），考察團成立後被天皇特命為全權大使，其他成員則包括：
“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參議”木戶孝允、“工部大輔”伊藤博文、“外務少輔”山口尚芳等，使團成員共48人，另有隨行的留學生59人（其中女留學生5人），其規格之高，陣容之大，為日本史上罕有。
1871年12月，巖倉具視考察團從橫濱出發，首往美國。按計劃，考察團行程為6個月，但隨著考察範圍的不斷擴大，最終延長至1年9個月，並前後考察了美、英、法、比、荷、德、俄等12個主要西方國家。
在近兩年的時間裡，考察團廣泛接觸了各國政要及各階層人物，並對西方議會、法院、工廠、礦山、港口、兵營、學校等進行了認真細緻的考察與學習。
在繁榮而強盛的西方物質文明與制度文明面前，時以留學生身份隨同考察的日本民主主義者中江兆民忍不住感慨地說，“目睹彼邦數百年來收穫蓄積之文明成果，粲然奪目，始驚，次醉，終狂。”
首訪美國時，考察團要求修改不平等條約的提議被美方無情拒絕，而英國更是提出比現行條約更苛刻的修約方案，法、比、德等國在這些問題上也是寸步不讓。
無奈之下，考察團只得放下修約的要求而將重點轉移到西方文明與制度的考察之上。
同為資源缺乏的島國，自然條件相似的英國成了考察團的重點考察對象。在四個多月的行程中，考察團成員反覆思考這樣一個問題：
“英國其形勢，位置與我國無異，故此國之人每稱日本為東洋國，但以營業力而論，其懸殊亦甚。”
十九世紀的大英帝國被稱為“日不落帝國”，當時正是最強大繁榮的時期。在此期間，英國雄厚的工業實力也給考察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寫給國內的信中，大久保即無比羨慕地說：
“到任何地方參觀，均不見有地上的產品，只有煤和鐵而已。製成品皆由他國輸入，然後再輸往他國。工廠的盛況早有耳聞，此次考察放信名不虛傳。到處黑煙漫天，大小工廠遍地，由此足知英國的富強原因了。”
由此，近代日本也就掀起了向西方學習的熱潮，並在之後幾十年中迅速西化而變得強大了起來。
參考資料：孫仁宗：《日本：驟興速亡的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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