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爆發生在庚子年春節前後，全球的目光都聚集到了東方，看這個古老的國度怎麼度過這個難關。據史料記載，中國歷史上曾發生過許多瘟疫，可以說是十年一大疫、三年一小疫。
如此頻發的瘟疫，並沒有阻擋住中華民族的繁衍昌盛，中華民族至今屹立在世界之巔。那麼在古代，人們是如何有效地預防和控制瘟疫的呢？第一、先從官方政府（統治層）來說。
在古代，人們把瘟疫看作是上天的懲罰。瘟疫猖獗時，西漢文帝、東漢恆帝等許多統治者都下過有關瘟疫的自責詔書，主動承擔責任，向上蒼檢討自己的過失，祈禱上蒼能收回懲罰。皇帝通過自責詔書安撫人民，增強了人民抗擊瘟疫的信心。同時，他還命令各級政府共同抗擊瘟疫，共渡難關。而在疫情過後，統治者基本都會免除租賦，減輕百姓的負擔。漢宣帝就在瘟疫後下詔“其令君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漢宣帝劉洵
在防疫中，要求官員巡視疫區，安撫百姓，開倉救災，派醫生救治民眾，穩定民心。在漢代，有官方為疫區和患者免費提供醫藥的記載。宋朝瘟疫發生時，政府組織醫生免費治療病人，醫藥費由政府支付。因病不幸死亡的，應當向家屬支付一定的喪葬費，妥善安葬。無人管者，由地方官負責安葬。對於災民家庭留下的孤兒，有關部門將給予一定的救助，使其得到撫養。上述各項措施對落實人性、穩定民心起到了一定作用。
古代感染瘟疫的百姓
在疫區設立隔離場所，安置病人，切斷瘟疫傳染源，防止疾病傳播。元始二年（公元2年），青州大疫，漢平帝詔曰：“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唐朝時，為了隔離麻風病人，在寺廟裡設立了“病人坊”。武則天時期，改名為“悲田養病坊”，由政府管理。宋神宗熙寧年間，吳越地區曾發生瘟疫。越州知州趙抃，建立了一個“病坊”，收治病人並隔離他們接受治療。事實上，瘟疫爆發後，對病人進行隔離治療，歷代也有類似的隔離措施。
隔離，禁止進入
控制瘟疫的蔓延，需要建立完善的國家防疫體系。《封診式》中有戰國時期的傳染病逐級報告和可疑病例調查制度。宋朝規定，派往邊疆的將領，要帶上負責防疫衛生的醫務人員。元朝建立了民間醫戶制度，戶籍由太醫院管理，一旦發生瘟疫，醫戶必須參加治療。清政府也有“查痘章京”的官職，專門從事痘疹的防疫工作。
古代，政府設立官方醫學院，對各科醫生進行培訓，並將瘟疫預防知識和簡單的處方刻錄在石板上，分別放在病坊、村坊和路邊，向公眾展示，以備急用。在加強醫學教育的前提下，普及疾病知識和預防知識。
第二、再從專業（醫學）的角度來說。
中醫古籍《黃帝內經》其疾病預防原則是“不治已病，治末病”。《素問·本能病》指出，瘟疫具有傳染性、流行性、臨床表現相似等特點，發病與氣候有關。並認為“正氣存內”可以“避其毒氣”。
黃帝內經
在古代，醫生有“不為將相，偏為良醫”的美德。張仲景的《傷寒論》對不同時期的各種傳染病都有治療方法。到目前為止，日本漢方醫的經方派仍沿用張仲景的原方治療病毒性肝炎等傳染病。華佗發現用青蒿治療流行性“黃膽病”。後來，民間流傳著“三月青蒿能治病，五月六月當柴燒”的說法。現代屠呦呦正是從新鮮青蒿素中分離出青蒿素，成為治療瘧疾的新藥。晚清吳瑭推薦的安宮牛黃丸、至寶丹、紫雪丹等仍在臨床應用，稱為治療瘟疫的三寶。
醫聖張仲景
第三、最後從個人的角度來說。
注意食品衛生和個人衛生可以有效避免鼠疫的傳播。秦漢時期，有記載說，用佩蘭等草藥洗澡可以防病養身。同時建議不吃生冷食物，不要吃生魚。隋唐時期的孫思邈提倡個人衛生，重視體育保健，提出飲食療法、藥物療法、養生、滋補自然、保健相結合的防治思想。元代醫家還建議保持口腔清潔。在《本草綱目》中，李時珍主張人們將水燒開了再喝，這大大降低了傳染病的幾率。
李時珍
如此看來，似乎古代和現代的瘟疫防治方法是大同小異的。今天，隨著醫療水平的提高，我們對疾病有了深入的瞭解，得到了國家政府的重視；再加上全民衛生狀況的改善，衛生習慣的養成。面對疫情，我們不應驚慌失措，相信國家，聽從指揮，全民一心，相信疫情會得到很好的控制。
眾志成城,攻堅疫情——鍾南山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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