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曼努尔·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中论述了一个重要的命题，人们常将其总结为“

因为功利主义者是从事后来看问题，所以会造成许多矛盾，它忽略了判断是在事前做出的，需要面对太多不确性。基于功利主义原则，大部分政府都会倾向于瞒报，不肯第一时间披露真相。他们往往自信于自己的决策能力，认为能有充分把握去应对灾害的不确定性。即使最终造成了重大损失，他们也会极力辩护决策的正确性，说这已经是最好的或最可行的方法了，是符合功利原理的。

而按照康德的逻辑，我们更应注意的是动机。因为人才是真正的目的，而不是实现功利的手段。既然说谎被认为是不诚实的、是虚假的，那么就不应该存在

“谁说谎，不管他这时心肠多么好，都必须为由此产生的后果负责。”

任何谎言都要为后果负责

说真话是每个人义不容辞的义务

古罗马哲学家奥古斯丁在《道德论集》中说：“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说谎”，他认为说谎总是有害的。当谎言会危害到他人时，我们当然不能说谎；而就算谎言对他人有利，我们也不能违背诚实的原则，因为这会损害到自己的德行，养成说谎话的恶习。奥古斯丁的言论自然略显“迂腐”，因为除了圣人和白痴，几乎没有人是从没说过谎的。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说谎似乎是必要的，例如受到了胁迫、遭到了迫害等等；又如在开玩笑的情况下，说谎也不曾损害到谁的利益，没必要去较真。

然而，这些说谎是广义的，属于道德伦理领域。而在法权领域中，说谎则是狭义的，是指那些会影响到他人利益的说谎行为。有法学家就将曾下定义说“mendacium est falsiloquium in praeiudi-cium alterius（说谎是损害另一个人的谎言）”。

在法庭上作证的证人如果说谎，那么可能会损害原告的利益，如果说的是真话，也会损害被告的利益。在这种“是”或“否”的选择之下，他只有坚决说真话，才能不被牵连进去。证人只要如实地将自己的所见所闻陈述出来，那么即使最后法官误判，造成了冤假错案，那也与证人无关；而如果因证人蓄意说谎而造成了冤案，那么他就得承担做伪证的责任。

这是因为法律默认“说真话是一种义务”。当一件事关系到他人的利益时，你有义务对他做出真诚的声明；这样即使知道真相后将会对他产生某些不利，“如果你严守真诚，则公共的正义不能对你有所指摘”。而如果你刻意隐瞒了真相，那就说明你自愿承担起了说谎后的责任，倘若日后他追究起来，即使你是出于好心，也难咎其责。比如说在一次瘟疫来临时，那些真诚报道实情的人，即使造成了恐慌，也无可厚非。因为恐慌的原因是瘟疫，而非真相，因此说真话的人不需要承担造成恐慌的责任。而如果是夸大实情，用谣言来迷惑公众，那么恐慌的原因就是虚假信息，造谣者难咎其职。此外还有第三种，倘若发布信息的人是出于避免恐慌的好心而进行瞒报、少报，那么即使在短期内没有恐慌之忧，但将来如果公众因不了解实情而没做好防护措施，造成瘟疫爆发，那么“好心人”就变成犯罪者了。

“说真话是一种义务”

是否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说谎？

在法权领域中，说谎是有害于他人利益的行为。但在功利主义者看来，有害不等于不能做，而是要两害相权取其轻。法国哲学家邦雅曼·贡斯当就在《1787年的法国》中质疑康德“说真话是一种义务”的观点，他认为如果人们处处都采纳这个道德原理，那么任何社会都将成为不可能的。

康德曾在一次讲话中说：如果一个凶犯问我们，那个被其追杀的朋友是否躲在我们家中？在这种情况下，对该凶犯说谎也是一种犯罪。

贡斯当抓住这个问题来做文章，他提问当我们的真话有利于加害者而不利于受害者时，是否还需要坚持说真话呢？是不是应该两害相权取其轻，进行说谎呢？对此，康德在《论出自人类之爱而说谎的所谓法权》中给予了答复。他认为“如果你以一次说谎阻止了一个现在要去凶杀的人的行动，则你对由此可能产生的所有后果负法律责任。”相反，如果你如实答复，严守真诚，那么就算被害人因你的真话而受害，公义也不该指责你。

康德的这种观点看上去让人难以接受，似乎有迂腐之嫌。但如果我们能够承认现实生活的不确定性，也就可理解了。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情况往往是这样的：在问路时，你没法确定那个人是凶犯，也不会清楚他有何目的，假如你没有履行说真话的义务，骗他说那个朋友出门了，而那个朋友确实（尽管你不知道）走了出去，并正好遇到凶犯而被杀害，则你有理由作为肇事者而被起诉。但如果你如实答复，说那个朋友确实在家，那么就算他因在家而被杀害，你也不会被起诉，因为你说的是真话，而且你不知道那个人是凶犯。在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会拿着凶器向我们问路，我们难以判断问路者动机，所以更应该坚持说真话的义务，因为这样没有被追责的风险，被追责的往往是那些因自作聪明而说谎的人。

康德的一天

不应该用理论上的事情来反驳现实的原则，我们知道问路者的身份、了解他杀人的动机，并且不被他胁迫，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极小，不能拿可能性极低的事情来动摇“说真话是一种义务”的原则，因为这是杠精的思维。谁都知道事情很难出现100%的情况，但如果用1%来挑战100%，对“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说谎”进行较真，最后只会削弱说真话的意志，给予谎言越来越多的宽容度。

故而康德说：“一个人，面对另一个人对他提出的质问......请求允许自己想一想可能的例外，这个人就是一个说谎者了（潜在地），因为他表明自己并不承认真诚是义务自身，而是为自己保留对一个规则的例外。”当我们说“说真话是一种义务”时，如果有个人不是承认它、接受它，而是思索在怎样极端的情况下这个原则会无效，那么他实际上是在为说谎找借口罢了。

善意的谎言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因为“说真话是一种义务”，谁违反了真诚的原则，谁蓄意说谎，谁就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因而要对自己的说谎行为承担责任。

那么“善意的谎言”是否也要为后果负责呢？康德说概莫能外。因为任何说谎都是对真诚的违背，说话者没有将实情告知他人，他也就代替了他人做出选择，选择不接受真相。人们在面对信息时，可以选择屏蔽也可以选择接受，而“善意的说谎”者实际上已经代替别人做出了屏蔽信息的选择，他没有告诉别人真相，而是提前代替了别人进行判断，认为真相对别人无益，还是不知道的好。对此所产生的一切后果，他都难咎其责。

你既然代替了别人去做决定，认为别人还是不知道真相会更好，那么你就得为别人的利益负责，承担起说谎的责任。不能在事后将一切损失都推倒别人的身上，说自己是好意说谎的，不该受到指责。当一个人决定说谎的时候，责任也就降落在了他的肩头，自己选择，自己就得负责；自己代替别人去做出选择，自己也就更要去负责了。

因此可以说，“说真话是一种义务”是一个需要普遍承认的命题，并且需要人人都去遵守，而不是找各种极端的例外情况来推脱。未来是不确定的，任何决策都需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谁都不是圣人，谁都不要妄自为别人做出决定。真相是属于公众的，要将它完整的呈现在公众的面前，尽自己说真话的义务。而不是把真相揽在自己的怀中，替公众去做出不需要知道真相的决定，因为任何人都承担不起由此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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