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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的诗歌，后人称为“楚辞”。其实屈原当时并没有这样命名自己的作品，这个名称，是在西汉时才有的。
《汉书·朱买臣传》：“会邑子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辞’，帝甚说之。”朱买臣是汉武帝时人，可见武帝时“楚辞”已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与《春秋》相提并论了。到了西汉末年刘向编定“楚辞”集，从此“楚辞”就有了专书。
“楚辞”本来的意义就是楚人的言辞或文辞。而作为一种文体，最主要的便是楚的文学。宋黄伯思说：“屈原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若些〔suò 所去声〕、只、羌、谇〔suì岁〕、蹇、纷、侘傺〔chà chì 岔翅〕者，楚语也；悲壮顿挫或韵或否者，楚声也；沅、湘、江、澧、修门、夏首者，楚地也；兰、茝〔chǎi 钗上声〕、荃、药、蕙、若、芷、蘅者，楚物也。”〔这段话出自黄伯思《校定楚辞》一书的序言，原书已经亡佚，见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引。〕他所举的这些特点最主要的也是语汇和语音的特点，楚辞还具有文学意义。所以我们说，“楚辞”是中国最早的有着浓厚地方色彩的方言文学。
“楚辞”是屈原的新创造，但他的这项创造也不是凭空产生的。我们知道，早在公元前六世纪我国北方就编成了一部包括三百多首诗的诗歌总集，后来被称作《诗经》。这部诗集里的诗篇流传很广、影响很大，以致常被当时的许多政治家引用来作为外交辞令。不用说，屈原对这些诗篇是非常熟悉的，他写作“楚辞”也曾学习过《诗经》的表现方法，我们把他早期的作品《橘颂》和《诗经》中的《郑风·野有蔓草》比较一下，便可以明白这种继承关系：
《橘颂》 《野有蔓草》
后皇嘉树， 野有蔓草，
橘徕服兮。 零露兮。
受命不迁， 有美一人，
生南国兮。 清扬婉兮。
深固难徙， 邂逅相遇，
更壹志兮。 适我愿兮。
…… ……
楚辞隔句用“兮”字，而“兮”在《诗经》中已不少见。较之《诗经》，“楚辞”的篇幅、字句都大为扩展了。
其实，《诗经》中大部分是民歌，它被抬到经典的地位是汉代以后的事。它绝不像儒家所称道的那样“温柔敦厚”。像讽刺权贵们不劳而获的《魏风·伐檀》和把权贵们比作偷吃粮食的大老鼠的《魏风·硕鼠》，都相当尖锐。此外，其中感情奔放、描写大胆的诗篇也很不少。比如《卫风·河广》描写居住在卫地的宋国人怀念家乡的感情：
谁谓河广？一苇杭之。
谁谓宋远？跂予望之。
谁谓河广？曾不容刀。
谁谓宋远？曾不崇朝。
［译文］
谁个说黄河宽又广？
乘一片芦苇可渡航。
谁个说宋国归路长？
踮起脚跟就可眺望。
谁个说黄河宽又广？
容不下一只小船回荡。
谁个说宋国归路长？
要不了一早上时光。
又如《鄘风·柏舟》描写一位少女反对母亲干涉她的爱情：
泛彼柏舟，在彼中河。
髧彼两髦，实维我仪，
之死矢靡它！
母也天只，不谅人只！
［译文］
柏木船儿摇荡，
在那河水中央。
刘海发分垂的那人儿，
才真是我爱恋的对象，
我发誓到死也不变心肠。
娘啊！天啊！
一点儿也不体谅人啊！
这些诗篇都是直抒胸臆的“激楚之言”，“奔放之词”。其感情之激烈绝不亚于楚辞。至于怨恨责难统治者的语句，在“风诗”与“雅诗”中也数见不鲜。所以说《诗经》与楚辞在内容上也有许多共同的地方。
汉代的主导观点是认为，楚辞作为文体继《诗经》而起，与《诗经》精神一致，又互为补充，二者共同作为华夏文学的源头，称为“风骚传统”，影响极为深广。
但是给“楚辞”更直接影响的却是南方民歌。在古代书籍中，除《诗经》的《周南》《召南》外，南方民歌保存得很少，我们姑且举公元前六世纪中叶楚人翻译的一首《越人歌》为例，说明“楚辞”从南方民歌中受到的影响。这首歌是越国（都会稽——今浙江绍兴）舟子的口头创作，歌辞是：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悦）君兮君不知！
这首歌的抒情意味很浓，而且由于句子参差不齐和语词“兮”（古读如呵）字的广泛运用，都更增加了诗句的音调之美。“楚辞”的句子和这类民歌很相近，但经过屈原的加工，形式更完美了，语言也更丰富更生动了。只有经过屈原的努力，“楚辞”这种文体才正式建立，并且在诗歌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楚辞”又有个名称叫作“赋”，如“屈原赋”等。“赋”这个字是“布”、“敷”或“铺”的意思，就是写作上的“铺叙法”。“楚辞”的风格是描写细致、叙事的成分很多，所以又被称为“赋”。但是“楚辞”虽也叫赋，却应当与其后的“汉赋”有所区别。一般地说，“汉赋”是没有地方色彩的，而其典型的风格，是“铺采摛文”，堆砌了各种典雅的华丽的辞藻，有人评论它“繁华损枝，膏腴害骨”〔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这与运用方言口语，表现真实情感的“楚辞”有很大的不同。很多“汉赋”，严格说来更接近散文，而“楚辞”的本质属于诗歌。
屈原的代表作品是《离骚》，所以后来人们又好以“骚”或“楚骚”来代表“楚辞”的名称。这是不恰当的，因为《离骚》有其特定的含义，并非一种文学体裁的名称。
保存至今的最早的一部“楚辞”集，是东汉人王逸的《楚辞章句》。他在叙中说是根据刘向编的集子分为十六卷，后来又加上他自己的一篇《九思》，厘定为十七卷。其篇目是《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九辩》《招魂》《大招》《惜誓》《招隐士》《七谏》《哀时命》《九怀》《九叹》《九思》。这些篇目，从《惜誓》以下皆注明为汉代人贾谊、王褒等所作，是悼念屈原或模拟屈原的作品。其余各篇《九辩》《招魂》题为宋玉作，《大招》题为屈原或景差作。除此之外，《渔父》以上共二十五篇（《九歌》包括十一篇，《九章》包括九篇）为屈原作品，符合《汉书·艺文志》的篇数。但是我们用其他文献材料来比较，便发觉这个篇目不十分可信。例如，非常重要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便将《招魂》列在屈原名下，而将《渔父》的内容作为故事叙述，并未讲是屈原的作品。关于《卜居》《渔父》的作者，看法是有分歧的。并且《史记》中也没有《九章》的名称，只称其单篇《怀沙》《哀郢》，这都引起了后人的怀疑。《远游》一篇则无论从思想倾向还是从艺术形式来看，都不可能是屈原的作品。还有几篇是有争论的，一时也得不出结果来，在这里我们也就不必轻易取消屈原的著作权。
*本文选自郭维森《大家说古典：屈原》，人民文学出版社
大家说古典丛书，源自上世纪曾经沾溉几代读者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介绍了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作品、文学活动、文学流派等。它们的作者均系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科研和教学工作的知名学者，其观点精到严谨，叙述简明充实，文字酣畅浅易。时光流转数十载，当年撰写这套丛书的学者，很多都已成为相关研究领域的大家；而以今天学术眼光来看，这套丛书仍不失为优秀的古典文学知识普及读物，其中有些甚至已成经典之作。此次增订，对部分内容、文字做了必要的增补、修订，并配以精美插图，命名为“大家说古典丛书”，以期继续为广大读者传布古典文学的魅力与光华。
《大家说古典 屈原》是“大家说古典”丛书中的一种，郭维森先生以深入浅出的文字介绍屈原的所在的时代背景和他悲剧的一生，并阐述屈原的辉煌诗篇及其巨大影响。文笔优美，文献扎实，此次重版加以精美的图片，为大众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屈原和欣赏其艺术成就的简明读本。
郭维森（1931-2011），著名文史学家，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祖籍安徽省亳县（今亳州市），出生于江苏省镇江市。1953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后，留系任教。曾任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获国务院授予的政府特殊津贴。在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先秦至唐代文学研究方面，造诣精深，成果丰硕，主要著作有《屈原》、《屈原评传》、《司马迁》、《中国辞赋发展史》（合作）、《陶渊明集全译》（合作）、《诗思与哲思》等，并发表论文八十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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