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戈里（1809－－1852）生于乌克兰的一个地主家族。受父亲影响，自幼喜爱文学和戏剧。中学时受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中学毕业后，在彼得堡当一名薪俸微薄的小公务员。1831年结识了普希金，在创作上思想上受到重大影响。开始出版一些短篇、中篇小说集。1836年，讽刺喜剧《钦差大臣》首次在彼得堡公演，获得惊人成功，但遭到俄国官僚社会的攻击和诽谤，果戈里被迫出国。五年后回国，于1842年发表了长篇小说《死魂灵》，深刻揭露和批判了专制农奴制社会。继《钦差大臣》之后，《死魂灵》再次震撼了俄罗斯。果戈里再次出国。由于长期脱离俄国现实，果戈里后来的思想发生了激烈的变化，1847年发表了为专制制度辩护的《与友人书信选集》，引起了俄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反对和批判。果戈里在自己的作品发表之前，有先请别人提意见的习惯。有一次，他写好一个剧本，把当时最有名的诗人茹科夫斯基请来。一吃完午饭，他就开始朗读自己的新作。年迈的茹科夫斯基有睡午觉的习惯，听着听着，不觉打起盹来了。过一会儿，诗人睁开眼睛时，果戈里对他说：“你看，我希望听到你的意见，而你的瞌睡就是最好的批评。”说着，就把剧本投入了火中。果戈理的创作，之所以能够在俄国文学史上产生划时代的影响，成为反映特定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一直为后世所传诵，这是由于它不但具有超凡的思想深度，而且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它的作品，在细节、环境和人物性格描写的真实性，喜剧性的讽刺手法，浮雕般的肖像描绘，以及个性化的语言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显现出了果戈理惊人的艺术天才。
一、十足的生活真实
生活的真实性，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优良传统，但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作家的创作中，其程度又是千差万别的。这种艺术与生活密切结合的趋向，在俄国文学发展史上，到十九世纪的果戈理时期，又出现了崭新的面貌。果戈理继承并发展了普希金的现实主义的光荣传统，使俄罗斯文学有了更丰富的内容，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民族性、独创性和“十足的生活真实”（别林斯基语）。果戈理的全部创作，从早期的短篇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到晚期的长篇名著《死魂灵》，无不给人一种题材平凡，构思朴素，描述自然，形象逼真，意境优美，情节新颖的感觉。其中取材现实，揭露沙俄黑暗的农奴制的作品，固然以完美的艺术形式表现了没落哀朽、卑微庸俗的生活真实；就是那些取材于民间传说，充满着浪漫主义奇异色彩的作品，也不乏俄罗斯人民风土人情的生活气息。
凡是读过《索罗庆采市集》的人，恐怕谁也不会忘记开篇所描绘的那幅色彩斑斓、绚丽多姿、令人陶醉神往的乌克兰乡村的初夏风光，以及具有浓重地方色彩的农村集市盛况。在情节殊异的《圣约翰节前夜》、《五月的夜》、《圣诞节前夜》和《可怕的复仇》等作品里，虽然出现了魔鬼和妖精的形象，可是作者也赋予了它们某些现实性的特征，从而使读者几乎人鬼莫辨，真假难分，将其视为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作品，一般偏重于表现作家的主观热情和主观想象；而果戈理早期的浪漫主义小说却有所不同，即使是运用怪诞的情节和象征性的形象来反映生活，表达自己对现实的美学评价，其中仍然充满着酷似生活本身的描写。在这类作品中，不管是对民族英雄丹尼洛·布鲁尔巴施的歌颂，还是对格利茨柯和帕拉斯卡、伐库拉与奥克桑娜等男女青年们纯真爱情的赞美，以及对社会邪恶势力的揭露，对伤凤败俗行为的嘲讽，无不显露出小俄罗斯人的民族特性和乌克兰的泥土气息。
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指出：“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就细节、环境和人物性格的真实性而言，果戈理的一系列现实主义作品，为世界文学宝库提供了卓越的范例。
在果戈理成熟时期的作品中，用来表现登场人物的每一个艺术细节，都不是自流的，它总是与人物的性格紧密相联，作为塑造典型性格的重要手段之一。从收集在《密尔格拉得》中的第一篇小说《旧式的地主》起，他就特别注意了富于特征性的细节和环境的真实描写，集中笔墨，对“生活的主人”无情地进行揭露和批判；它们像聚光镜一样，让读者从中看清了沙俄农奴专制统治阶级腐朽衰败的情景和这个制度给俄罗斯民族造成的深重灾难。作品展示出，老地主阿非那西·伊万诺维奇和他的妻子普里合里亚·伊万诺夫娜所住的房屋矮小黑暗，院子里的花园杂乱冷落，房间里的摆设笨重古老，苍蝇在桌而上“撒满了黑点”，举目所见，一片令人窒息的气氛。环境既如此凋落衰败，生活其中的主人又是怎样的呢？果戈理以一系列生动传神的细节描写，把两个旧式地主的寄生性和颓废的精神状态揭示得淋漓尽致。”普里合里亚·伊万诺夫娜的家政学是建筑在不断地开关储藏室，腌、晒、煮无数量的水果和蔬菜上面”。除此以外，她的全部生活内容就是像照料小孩一样地照顾丈夫的衣食，甚至临终时的痛苦和嘱托也是集中在这个问题上，而阿非那西·伊万诺维奇最大的嗜好就是吃喝，太阳出山前便“已经坐在小桌后面喝咖啡了”。断断续续地一直吃到晚上九点半钟，一天不下十次。因为吃东西过多，晚上肚子胀痛得无法入睡，几次起床，一边在屋子里来回走动，一边难受地发出呻吟，但妻子问他还吃点东西好不好时，他又大吃起来，而且吃完东西之后，他总是照例地说：“此刻仿佛轻快些了。”在妻子死后，他逐渐变得懵懵懂懂，完全丧失了生存的能力，酷似一具行尸走肉，不久就追随伊万诺夫娜也命归黄泉了——这一切，看来是那么平凡、琐碎和无聊，然而作者正是通过这些入木三分的细腻之笔，让人们看到了封建地主阶级无法挽救的没落趋势，看到了农奴专制和寄生虫生活给人类精神世界带来的可怕的灾难。这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沙俄来说，是具有高度概括意义的典型的社会现象，有其不可抹杀的积极的社会作用。
但是，有人却指责作者没有通过阿非那西·伊万诺维奇夫妇的形象，“阐明地主生活的各个方而，这个阶级的人们的一切倾向，以及激动着他们的一切”事物，没有在地主的周围，写出“勤劳的农村”和“倾家荡产的农民”。因而认为《旧式的地主》是一篇不真实的、非现实主义的作品。很显然，这种指责是欠公平和不应该的。须知，人们评价一部作品，只能根据其中已经写到的东西进行科学的分析，看它是否真实地反映了生活的某些侧面，有无社会进步意义，而决不能离开作家的创作构思，主观武断地规定作家应该写什么，不应该写什么，更不能要求作家像写哲学论文那样，将主人公所从属的阶级本性的“各个方面”揽括无遗。否则，势必导致文学评论的简单化，庸俗化，而对文学史的发展作出错误的估量，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产生恶劣的影响。
《塔拉斯·布尔巴》是果戈理创作中一篇浪漫主义色彩很浓的作品。有人以它为依据，断言果戈理是一个浪漫主义者，认定他“估计现实是拙劣的，观察现实是不够客观的”，甚至说他的大部分作品是“杜撰的、病态的、腐烂的”，这显然是一种与事实完全相违背的结论。必须看到，在果戈理由浪漫主义逐渐转向现实主义的创作过程中，虽然能够找出一些与现实主义精确性和明晰性相背离的细节描写，但其中符合这种要求的细节描写不知道要超过它多少倍。而且从发展趋向来看，果戈埋作品中细节描写的精确性与明晰性也是与日俱增的。因此，我们一定要有科学的态度，特别要有发展的观点，不能以偏概全，以支流代替主流，以前期否定后期，从而断言“果戈理绝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就拿浪漫主义色彩甚浓的《塔拉斯·布尔巴》来说，同名主人公跟大儿子斗拳，目睹大儿子英勇牺牲，因失掉儿子静坐黑海之滨时的内心痛苦，和激战中亲手杀死出卖民族利益的二儿子以及他自己以身殉国等细节、场面的描写，都是俄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现实主义经典篇章。其形象之明晰，其心理之精深，其感情之强烈，其意境之优美，与世界第一流的现实主义作品相比，也是毫不逊色的。
如果说，《狄康卡近乡夜话》和《密尔格拉得》是小俄罗斯宗法制农村生活的一个侧影，那么，《彼得堡故事》和《钦差大臣》就是京城和官场生活的真实写照，而到了长篇小说《死魂灵》中，果戈理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对现实主义细节和环境的描写技巧，都达到了新的水平。
在《死魂灵》（第一部）中，果戈理用来表现登场人物的每一个艺术细节，都是经过认真推敲和精细安排的。它们无不与人物性格紧密相联，而作为塑造典型人物的重要手段。玛尼罗夫家客厅里绷着华丽绢绸和绷着麻袋布的靠椅并存；科罗皤契加家里椅壁上挂着一面古色古香的镜子，镜子背后塞满了破信札、旧纸牌和烂袜子；罗士特来夫家书斋里的墙壁上只挂着两支枪和一把剑；梭巴开维支家尽摆着一些笨重坚实的家具等细节描写，都像显微镜一样，让读者透过它清晰地看到了他们各不相同的性格特征。凡是读过《死魂灵》的人，恐怕谁也不会忘记乞乞科夫随身携带的那个极力不让别人了解其底细的箱子和他那身闪闪发光的越橘色燕尾服，以及由此而联想起的他那奸猾自负的性格特点。小说中关于泼留希金家的陈设，更是细节描写的范例，也是人物生活环境的传神之笔。一片破布，一把发黄的牙刷，一张破椅子的靠手，以及写过字的废纸，他都要收藏起来，同旧银器、中国磁瓶和上面结满蜘蛛网而已停摆的钟等物品，杂乱无章地一起堆满一屋子。透过这种人物生活环境的描写，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贪婪吝啬已渗入了泼留希金的每一个细胞，他的精神世界确已腐朽不堪，到了彻底毁灭的地步。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果戈理在描写同一生活现象的艺术细节时，也能精细地表现出各个人物的不同性格特征。最典型的例子是《死魂灵》中五个地主对乞乞科夫的款待：在玛尼罗夫家，“只有菜汤，但是诚心诚意”；在科罗皤契加家，“有香菇，有烙饼，有蛋糕，有蒸饼，有酪条，有脆饼烘糕，以及各色各样的包子”；在罗士特来夫家，中饭的菜做得“有的太熟，有的还生”，但却有大量的葡萄酒、上等白酒、乌梅烧酒、“香槟和蒲尔戈浓”的混合酒，此外还有没有固定名称的“香醪”；在棱巴开维支家，是羊脊肋加粥，以及塞满着“各种好东西”的火鸡，而且分量很大；在泼留希金家，只有一个不堪入口的“复活节的饼干”，加上一瓶从中捞出了“蛆虫和苍蝇”的“果子酒”。果戈埋通过地主们款待乞乞科夫的细节描写，便活生生地将玛尼罗夫的“甜腻腻”、科罗皤契加的善聚财、罗士特来夫的爱喝酒、校巴开维支的贪口福、泼留希金的守财奴的性格特点一一呈现在读者面前了，读后不禁令人拍案叫绝。
还应当进一步指出的是，虽然性格物质化和物质性格化，是果戈理创作中细节描写的显著特色，日常生活环境的描绘，在他塑造典型人物的性格中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同时也非常注意描写人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揭示他们的社会处境和精神世界跟沙俄农奴制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因为如此，别林斯基曾经满腔热情地肯定：“果戈理的全部作品，专门致力于描写俄国生活，他在如实复制生活的这种本领上是无与匹敌的。”
二、辛辣的幽默讽刺
正如人类社会生活中充满着喜剧性一样，喜剧性也贯串在果戈理全部创作的始终。而果戈理用以构成作品喜剧性效果的重要手段，则是辛辣的幽默讽刺。
果戈理创作中的喜剧性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从幽默到讽刺，从善意的诙谐到毁灭性的嘲讽，这就是它发展的大致轮廓。果戈埋早期的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其喜剧性特色是幽默，以及由幽默所引起的轻快、爽朗的笑声。不论是《索罗庆采市集》中对“胖美人”赫芙拉同亚芳纳西·伊凡诺维奇调情的描写，还是《圣诞节前夜》中对妖精勾引哥萨克男人的嬉笑，乃至于《伊凡·费多罗维奇·希邦卡和他的姨妈》中对希邦卡及其姨妈瓦西莎·卡施波罗夫娜精神世界畸形发展的揭示，作者对批评的现象和嘲笑的目标虽是怀着轻蔑与否定的态度，但在感情方面尚未达到深恶痛绝的地步。当时，果戈理已经意识到了这些东西是社会生活中的“霉斑”，然而他又认为社会生活的主体还是充满着生机的。因此，在他的早期作品中，总是以讴歌社会生活的健美的因素为主，而对畸形现象的揭露和批判，其目的仍旧是为了以丑衬托美，以恶衬托善，在以美战胜丑，善战胜恶的过程中，展示出生活的主导旋律，表白作者的是非观念、道德原则和对现实的态度。正是在这种美学思想的支配下，果戈现对人类社会生活中喜剧性现象的反映便渗透了乐天的幽默情调，而使读者发出爽朗轻快的笑声。
从《密尔格拉得》以后，特别是到了喜剧《钦差大臣》和长篇小说《死魂灵》，果戈理作品中的喜剧性逐渐由轻快的幽默发展为辛辣的讽刺，而在此基础上所产生的“含泪的笑”，也就成了果戈理讽刺手法的独特风格。
果戈理的创作中，有一部分作品是为被迫害、受侮辱的下层人民鸣不平的（如《狂人日记》、《外套》）。果戈理以他尖刻的讽刺笔墨揭露和控诉了官僚专制制度残酷践踏“小人物”的同时，也以喜剧性的细节描写剖示了“小人物”身上的弱点，唤起读者发出了含泪的笑声。这种嘲笑是对被官僚专制制度迫害致狂或致死的人而发的，表达了作者深沉而悲切的人道主义心境。
但是果戈理创作中的讽刺锋芒，主要是对准哀朽的封建地主阶级和沙俄官僚集团的。为什么这类作品也同样透过作者辛辣的讽刺，而表现出了“含泪的笑”的特色呢？
在《两个伊凡吵架的故事》中，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诺维奇心灵空虚，无聊已极，庸俗不堪。为了一支猎枪的事情而发生争吵，竟然引起一场无休止的诉讼，弄得双方倾家荡产，头发霜白，表露他们身上已经没有半点人性的影子了。既然如此，为什么当你读到作品的末尾时，也会同作者一道发出悲痛的微笑和忧郁的叹息呢？因为它使你想到了生活，看到了生活的“病征历史”，于是，你便不能不啼笑皆非、摇首叹息，发出“这个世界上真烦闷啊”的呼叫。
《钦差大巨》中的市长司克伏兹尼克——特模哈诺夫斯基、法官略布金——加布金、慈善医院院长塞姆略尼卡、邮政局长施别金、假钦差大臣赫列斯达可夫等，都是喜剧性的人物。但是，在这些“城市老爷们”统辖之下的百姓们的生活却是悲剧性的；他们平时被敲诈勒索和鞭挞蹂躏，“钦差大臣”来后虽苦苦申诉，可是无济于事，反而引火烧身，增加了许多新的灾难。正由于作者把生活中喜剧性与悲剧性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巧妙地展示了出来，所以在这里，“喜剧唤起的已经不是轻松的和愉快的、而是痛苦和悲哀的笑了”（别林斯基语）。由此可见，喜剧和悲剧不仅是相互对立的两个美学范畴，同时也可以通过作家思想倾向的能动作用，使之发生转化，而达到辩证的统一。果戈理创作中由讽刺所引起的“含泪的笑”虽然属于喜剧的美学范畴，但它却又具有悲剧的因素。当它嘲笑的对象是普通人物时，它显得可笑而又可怜，喜剧和悲剧因素明显地同时并存。当它嘲笑的对象是“生活的主人”时，情况就要复杂些了：对“生活的主人”来说，他们的滑稽是可笑而又恐怖的，这是一种恐怖的喜剧，对他们的受害者来说，这种喜剧里又包含着悲剧的成分。按照传统的说法，喜剧的笑声一般是诱发嘲笑者的优越感，但果戈理创作中的“含泪的笑”却有所不同，它往往是一种自我嘲笑，或者是意识到自己被无情的力量所压倒而发出无可奈何的解嘲。所以“含泪的笑”的美学功能是介乎喜剧和悲剧之间的。它造成震动，使你对现实的丑恶和荒谬得到认识，产生反感，发出笑声，从而有效地发挥了喜剧所特有的矫正作用。正如梅叶朱琦夫斯基在《果戈理论》中所说，“作为艺术家的郭果尔（即果戈理——引者注），藉着笑之光，探寻着这种神秘的实体（丑恶）的本质；作为人的郭果尔，藉着笑之武器，与这个现实的存在战斗着。郭果尔的笑——那是人类与丑魔（丑恶）的斗争。”
如果说，“含泪的笑”是果戈理的讽刺的主要特色，那么，真实地再现现实则是他的讽刺的基本原则。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俄国城乡的社会生活中，官僚地主发号施令，支配一切，俨然以“生活的主人”自居。但他们卑污自私，不讲公德，生活腐化，精神堕落，已成为历史发展的严重障碍。果戈理在这种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中，提炼出了可笑的素材，通过巧妙的艺术加工，把官吏、地主塑造成名不符实、表里背谬的讽刺形象。他们地位高贵而品德卑劣，权势无限而精神空虚，外表堂皇而内心丑恶，貌似优雅文明而实则鄙俗不堪……正由于这些矛盾现象的畸形共处，鲜明对照，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讽刺效果。密尔格拉得地方法院的法官好酒贪杯，带头受贿，养尊处优，吃得又白又胖，但他却草菅人命，开庭办案时，不是打瞌睡，就是谈养画眉，呈文一句也没有听进耳朵，就拿起笔来签字。这个穷乡僻壤的小城镇的市长，因为制服上掉了一颗纽扣，命令村长们和市区管理员整整找了两年尚未罢休。地方的官员们如此昏庸腐朽，高级法院的官吏们也只不过是一丘之貉。乞乞科夫收买“死魂灵”的事情被揭发后，N省省会的官场风波四起，震惊不解，成了他们蹙眉搔首的难题；堂堂省府官员，对乞乞科夫这样明显的投机交易，尚且如此感到困惑，这便充分表露了沙俄官吏们的愚蠢无能、脱离现实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权能殊异，名实不符，品位相违的矛盾，在这里形成了辛辣的讽刺力量。玛尼罗夫以人类文明和美德的楷模自居，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虚有其表的蠢类，梭巴开维支满心鄙视地将别人都看作骗子、恶棍和强盗，而他自己却正是他所鄙弃的那种人；泼留希金己完全淹没在极度贪婪吝啬的、卑劣渺小的感情之中，但他从未怀疑过自己感情行为的合理性……由于人物的主观感受与客观实际完全背离，在形象上形成鲜明而极不协调的对照，幽默和讽刺的艺术魅力便从中而生。
夸张是一切文艺形式的重要表现手法之一，但在讽刺文学中有着特殊的意义。果戈理经常给人物性格中某一主要特征，作为人物心理和行为描写
的基础，集中笔墨对它加以淋漓尽致的描绘，形成夸张的形象，来揭示其隐藏的本质。阿非那西·伊万诺维奇的吃喝，司克伏兹尼克——特模哈诺夫斯基的贪污，赫列斯达可夫的说谎，玛尼罗夫的幻想，罗士特来夫的吹牛，泼留希金的悭吝都是实例。
果戈理的夸张还有一个独特之处，他一般不把形象夸张到怪诞的程度，而是抓住富于表现力的细节进行现实主义的描写。司克伏兹尼克——特模哈诺夫斯基做贼心虚，当他听说赫列斯达可夫就是微服私访的钦差大臣之后，他虽然作了周密的部署，可是内心仍然十分恐慌：本来是吩咐警察每人拿一把扫帚，将通向赫列斯达可夫所住旅馆的那条街打扫一下，结果竟说成了“每人拿一条街”当他动身到旋馆里去拜见赫列斯达可夫时，本来是取礼帽，却把帽盒当礼帽戴在头上；到旅馆里同赫列斯达可夫见面时，他“战战兢兢”，“恭恭敬敬地伸直两手”，站在这位付不起房租饭钱，同样“睁大眼睛”的吃惊者的面前，而且按照既定的思维方式，从赫列斯达可夫说明自己困窘处境的真实言谈中，听出了弦外之音，进一步加深了他的错觉。之后，他更使尽了全身解数，低声下气，阿谀献媚，乘机拿出四百卢布当作两百卢布塞进赫列斯达可夫手里，还花言巧语地将这个“贵宾”邀请到自己的公馆做客，为女儿跟“钦差大臣”订婚创造了条件。事态的发展，确实是愈来愈显得荒唐可笑，但却又是那样合情合理，无懈可击，而且越是深究细品，就越能显示出其对宫场黑暗、社会恶习的深刻的讽刺力量。像这样的例子，在长篇小说《死魂灵》中就更多了。比如玛尼罗夫和乞乞科夫在城里相遇时，“两个人互相拥抱”，足足“过了五分钟”，“互相接吻，很有劲，很热烈，至于后来门牙都痛了一整天”。……这些细节的描写，无疑是夸张的，但同时又是现实主义的真实写照，二者相辅相成，和谐统一，产生了强烈的讽刺效果。
运用描写对象的高尚语言和卑鄙目的，谈话时的严肃态度和谈话中所体现的无聊内容之间的矛盾，以及把一些互不相干的现象，任意地联系起来，造成逻辑上的异变和混乱，也是果戈理在他的创作中常用的讽刺手法。描写乞乞科夫同五个地主进行“死魂灵”的肮脏交易时，就基本上是采用这种手法。其中乞乞科夫跟玛尼罗夫夫妇告别时所谈的一番话和关于擤鼻涕擤得很响而“得到了侍者们的大尊敬”一事，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明眼人一看便知，乞乞科夫是想用甜言蜜语讨好玛尼罗夫夫妇，然后从他们家里无偿地获得一批“死魂灵”。至于把鼻涕擤得很响，跟受到别人的尊敬，当然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然而正是通过这样两种互不相干的现象的凑合，却强调地指出了“这位绅士”的喜剧性特征，从而引起读者对他的鄙夷和憎恶。
此外，以生动而形象化的比喻，将否定人物的某种抽象感情或常见行为，使之物质化或动物化，从而使读者产生一种特异的情绪反应，情不自禁地发出幽默讽刺的笑声，这也是果戈理在自己的创作中，特别是《死魂灵》中运用得极其纯熟的讽刺手法。诸如将玛尼罗夫迎接乞乞科夫的笑脸比作“尽量地加了糟汁的药水”，把梭巴开维支的身材比作“中等大小的熊”，将“上流社会”那些穿着黑燕尾服参加知事家舞会的人比作一群“聚在白糖块上的苍蝇”。把投机交易被揭发而身败名裂后的乞乞科夫比作见物必抓的”雄猫”，等等。作者藉助这些比喻，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正义立场以及对嘲讽对象的鄙弃感情和美学评价。
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对果戈理创作的讽刺特色作了精辟的评论：“他的小说，当你读的时候，是可笑的，当你读完之后，是悲哀的。他不是漫画式地、而是真实地表现着事物。”这完全可以作为果戈理讽刺艺术特点的结论。
三、浮雕般的肖像描写
果戈理对人物形象外貌的描绘，绝无任何盲目性与随意性，而是在忠实生活真实的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后的产物，有其明确的自觉性和目的性。因此，哪怕只是轻描淡写地勾勒几笔，也能把人物的相貌、神态，乃至社会地位、生活经历等绘声绘色地表现出来，深深地刻印在读者的脑海中，使人们久久难以忘却。《外套》中的九品文官巴施马奇金在作品开始出现时，果戈理这样写道：“这个官员不能说是一个才貌出众的人物，矮矮的身材，脸上有几颗麻子，头发有点发红，看上去甚至眼睛也有点近视，脑门上秃了一小块，两颊布满了皱纹，灰黄的脸色使人疑心他患有痔疮”。在这里，作者通过人物生理现象的描绘，巧夺天工地揭示了人物心理现象的社会基础，人们一看就可以断定，这是一个地位卑微、备受压抑、生活困窘、饱经风霜的“小人物”。
果戈理的创作中，有大量的讽刺肖像素描。作者往往只是寥寥数笔，就能将讽刺对象卑微庸俗的性格特征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例如，在《伊凡·伊凡诺维奇与伊凡·尼基福诺维奇吵架的故事》中，果戈理写道：伊凡·伊凡诺维奇特别高瘦，他的头“很像一只尾巴朝下的萝卜”，他饭后爱吃甜瓜，并且总是要亲自动手切开，吃完时，用纸把瓜籽包好，写上“此瓜食于某日”、“某君在座”之类的字样；而伊凡·尼基福诺维奇非常矮胖，他则喜欢整天躺在台阶前晒太阳，洗澡时，在浴盆内放一张桌子，上置茶炊，躺在齐脖子的水中喝茶。通过这些素描，外省地主那种生活腐朽、精神空虚的特性，就神形并茂，跃然纸上了。
果戈理在描绘人物的外貌时，从不浪费笔墨泛泛而写，总是准确地抓住人物外貌与人物性格内在联系的主要特征，集中地加以勾画，既使人物的外貌浮雕般地铭刻在读者的头脑里，又使其成为通向人物内心世界的一条捷径。请看果戈理是怎样描写泼留希金的外貌的：“乞乞科夫立刻发现了一个人样子，正在和车夫吵嘴。许多工夫，他还未决定这个人的性别，是男人还是女人。看看穿着的衣服，简直使人糊涂，这衣服很像一件女人的家常衫子；头上的帽子，却正如村妇所爱戴的。‘确是一个女人！’他想，然而立刻接下去道：‘不，不像女人！，……”“从他的脸上，看不出一点特色来，……不过下巴凸出些，并且常常掩着手帕，免得被唾沫所沾湿。那小小的眼睛还没有呆滞，在浓眉底下转来转去，恰如两匹小鼠子，把它的尖嘴钻出洞来，立起耳朵，动着胡须，看看是藏着猫儿或顽皮孩子，猜疑地嗅着空气。”通过对泼留希金令人鄙夷的外貌的描写，特别通过他那双在浓眉底下转来转去的老鼠眼睛，那个总是被唾沫沾湿的下巴和那身脏得像抹布似的破衣服的描写，便把泼留希金那种贪婪吝啬的病态心理和地主阶级面临腐朽没落的凄凉命运揭示无遗。
四、个性化的语言
果戈理笔下的人物，之所以给人们一种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感觉，还与他善于运用个性化的语言密切相关。在果戈理的创作中，不管是主要人物或次要人物，也不营是大人或小孩，都各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他们的语调、语气、语序和修辞，都是千差万别，独具一格的，三言两语就能揭示出人物性格特点，产生强烈的讽刺批判力量。
伊凡·费多罗维奇·希邦卡已年近四十，姨妈为他找了个对象，并引他到邻村地主的家里和那位小姐去见面，以便建立感情，结成良缘。谁知两人相对而坐，形同木偶。希邦卡坐在靠背椅上如坐针毡，眼睛死盯着地板；那位小姐也是正襟危坐，面向窗户和墙壁。两人相对无言，足足静坐了刻把钟。然后，希邦卡满头大汗，鼓起勇气，带着颤音，好不容易才挤出这样一句话：“夏天苍蝇真多啊，小姐！”小姐也机械地回答道：“多极了，哥哥用妈妈的旧鞋子做了一个苍蝇拍，可是一点也没有用，还是多得很。”这就是希邦卡相亲时两方交谈的全部内容。人们读到这里，真会感到啼笑皆非。封建地主阶级的社会生活把一个人的精神面貌歪曲到了如此骇人听闻的地步，那么，这个社会在人们的脑海里，当然就只能唤起一种阴森恐怖的情绪，形象的暴露和批判力也就自然地由中而生。
伊凡·伊凡诺维奇即使给很熟悉的朋友敬烟时，他也要客气地说：“我可以大胆地请求，我的先生，赏点光吗？”假若不是熟人，那他便说：“我可以大胆地请求，我的先生，虽然我还没有荣幸知道您的官级、名字和父名，赏点光吗？”而伊·凡·尼基福诺维奇不论给谁敬烟，总是打开烟盒，笔直地送到你的手里，说：“用点罢！”一听这些话，读者就不难觉察到前者文雅得令人作呕，后者粗鲁得叫人害怕，仅仅三言两语，便把两个人物的不同性格特征表现得如此鲜明，人的形象不觉呼之欲出了。
在讽刺喜剧《钦差大臣》中，每个人物的语言都具有高度个性化的特色，并且具有极大的自我暴露的功能。例如，当市长因为赫列斯达可夫向自己的女儿求婚，自以为从此有了大靠山，而大做其当将军的黄梁美梦时，他首先得意洋洋，喜出望外地对妻子说：“真见鬼，中了头奖！”“他妈的，当将军真威风！有人替你在肩膀上挂绶带，安娜·安德列耶夫娜，你说哪种绶带好，大红的还是湖色的？”接着又煞有介事、趾高气昂地对来向他拉夫系的同僚说：“我一定尽力，一定尽力。”几句简朴的台词，就将市长那种愚蠢粗野，利欲熏心，骄横傲慢的性格特点表露无遗。
果戈理表现个性化语言的卓越技巧，在《死魂灵》中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玛尼罗夫是一个多情而又易于伤感的人，所以他一说起话来就滔滔不绝，高谈阔论，言谈中充塞着虚饰的词藻，还常常流露出哀怨小说式的感伤情调，对任何问题都是一飘而过，浅尝辄止，有时甚至把一些不相关联的用词混杂起来。科罗皤契加的语言则是另一种风格，它总是沿着一条单线发展着，明显地表现出这位女地主愚昧迟钝、思想保守，眼光短浅、胸襟狭窄的性格特征。梭巴开维支的语言风格又与科罗皤契加完全相反，情绪的波浪起伏、语调的轻重快慢变化很大，由冷静到热烈、由争执到友善，常常在一次谈话中交替出现，把梭巴开维支的毫无道德标准的品性，绘声绘色地烘托了出来。罗士特来夫的语言特点是热烈的拍节结合着意义上的急剧停顿，尤其喜欢东拉西扯，其中常常夹杂着放荡儿和鲁莽汉的词汇，活现出一副地方恶少式的流氓面孔。乞乞科夫见风使舵，看人说话，恰切地表现出了他那种圆滑奸诈的性格。
果戈理创作中的语言的个性化，还常常运用到一部作品的所有叙述单位，表现在某种特异情绪的音响中，那些情绪的音响，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局部的，但同时对整个作品的风格和结构来说，又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例如在《外套》中，果戈理出自人道主义的思想立场，叙述一个官员听到巴施马奇金哀求同僚们不要欺负他的感受时写道：“一个就职不久的年轻人。本来学别人的样，也想取笑他，忽然竟被刺痛了似的停住了……以后有一个很长的时期，在最快乐的时刻，他会想起那个脑门上秃了一小块的矮小的官员和他的痛彻肺腑的话：‘让我安静一下吧，你们干吗欺负我？’——并且在这些痛彻肺腑的话里面，可以听到另一句话：‘我是你的兄弟’。于是这个可怜的年轻人就用手掩住了脸，后来在他的一生里，当他看到人身上有多少薄情的东西……甚至在世人公认为高尚正直的人们中间，隐藏着多少凶残和租野的时候，他有许多次忍不住战栗起来。”这股扣人心弦的、悲伤的细流，冲进了充满喜剧气氛的叙述中，使整个小说的幽默呈现出新的色彩和新的意义，悲伤的音响也就随着变成了小说叙述的基调。
果戈理的创作之所以雅俗共赏，老少欢迎，经得起历史的检验，除了其他方面的原因之外，与作者讲究使用个性化语言是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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