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載於《燕山大學學報》（哲學社科版）2020年第1期
作者簡介：汪寶榮，香港大學翻譯學哲學博士，杭州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國文學譯介與傳播、社會翻譯學、中國翻譯史。
摘要：從“譯者慣習”角度考察譯者行為和譯本面貌是當前翻譯研究熱點，目前對葛浩文這類重量級譯者職業慣習的專門研究尚不多見。本文基於篇章樣本分析，比較葛浩文英譯《紅高粱家族》《酒國》的質量、風格及翻譯策略，由此考察其譯者慣習的歷時變化。這兩部翻譯小說初版相距僅七年，卻跨越了葛浩文翻譯生涯的兩個時期，其間英美文學場的結構、中國當代文學在場域佔據的位置、葛浩文積累的符號資本有顯著變化，其譯者慣習也隨之發生變化：翻譯《紅高粱家族》之時，葛浩文開始轉向商業翻譯模式，譯作較多意譯、小幅度刪改和段落重組；翻譯《酒國》之時，其學者慣習有所迴歸，因而堅持譯作應儘量忠於原作。
一、引言
從譯者慣習角度考察譯者行為和譯本面貌是當前翻譯研究的熱點。美國漢學家、翻譯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被譽為莫言獲“諾獎”的重要推手，因此，近年來國內學界對葛浩文其人其譯的評論、研究很活躍，成果頗豐碩，但搜索中國知網發現，目前對其譯者慣習的專門研究尚不多見，主要有：段文頗、魏萌樺以葛譯《生死疲勞》為例，分析了葛浩文譯者慣習在文本選擇和翻譯策略選取中的體現[1]；肖雙金以葛譯《駱駝祥子》為例指出，譯者身份影響譯者慣習，兩者操控著譯者的翻譯行為，對譯者抉擇起到一定的制衡作用[2]。另有學者動態比較分析兩部或以上譯作，以此考察葛浩文譯者慣習的歷時演變：張婷婷以葛譯《紅高粱家族》（1993年初版）和《檀香刑》（2012年初版）為例，指出與前者不同，葛譯《檀香刑》最大限度保留、重現了文學方言蘊含的民間氣息，反映了葛浩文譯者慣習的嬗變[3]；邢傑、劉聰、張其帆指出，葛譯《紅高粱家族》與《蛙》（2015年初版）在翻譯策略上存在明顯差異（即《蛙》的翻譯更多采用異化策略），並從美國文學場和葛浩文符號資本歷時變化的角度分析了譯者慣習變化的動因[4]。
筆者曾指出，同為莫言作品，均由葛浩文翻譯，且都由西方商業出版社出版，《紅高粱家族》《酒國》在英語世界的傳播效果卻大相徑庭，並借用布迪厄（P. Bourdieu）社會實踐論中的“資本”概念分析了原因[5][6]。因篇幅所限，筆者沒有指出這兩本譯作的質量、風格是否有顯著差異。本文旨在比較分析葛譯《紅高粱家族》《酒國》的質量、風格及翻譯策略，由此考察葛浩文譯者慣習的歷時變化及基本特徵。
二、葛浩文翻譯生涯分期方法
如以出版譯作單行本算起，葛浩文的翻譯生涯始於1978年。是年，他與殷張蘭熙合譯的陳若曦短篇小說集《尹縣長及其他》由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出版。在迄今40年職業生涯中，葛浩文翻譯出版了30多位現當代作家60多部作品，但目前學界對其翻譯生涯分期尚未達成一致意見。鄢佳根據其翻譯選材傾向的變化，將葛浩文的翻譯活動分為三個時期：早期（1976—1990年）翻譯選材基於其學術興趣和政治因素；中期（1991—2000年）基於其文學偏好和市場因素；後期（2001—2010年）市場影響多於其文學偏好[7]ix-x。該分期反映了葛浩文翻譯選材傾向的歷時演變，也揭示了中國文學翻譯場內主導力量的歷時變化，但未能考察2010年後葛浩文的翻譯活動。張丹丹將葛浩文的翻譯歷程劃分為“學術式被動譯介”（70—80年代）、“全面翻譯轉型”（90年代）、“興趣導向下的自主譯介”（21世紀初至今）三個時期，但在後兩個時期中間插入“塑造英語世界葛氏‘莫言’”和“開闢‘中西合璧’模式”（即與林麗君合譯）兩個階段[8]，不僅顯得凌亂，也模糊了分期標準。
筆者提出一個較易操作的辦法：以20年為劃分基準，將葛浩文的翻譯生涯分為前半段（1978—1998年）和後半段（1999年至今）。除了便於劃分的考慮，這樣做更多考慮到譯者從業時間與其譯者慣習和符號資本變化之間的關聯，即可以推論葛浩文在翻譯生涯前20年逐漸形塑譯者慣習、積累符號資本，而此後其譯者慣習基本成型，符號資本的積累產生質的飛躍，導致其翻譯行為和決策發生顯著變化。前半段又可以翻譯出版張潔小說《沉重的翅膀》的1989年為界，分為“早期”和“較早期”，其依據是：葛浩文在1989年前翻譯的幾本書“都由美國的大學出版社或很小的商業出版社出版”[9]，《蕭紅短篇小說選集》（1982年初版）和端木蕻良的《紅夜》（1988年初版）則列入國內“熊貓叢書”出版，傳播影響力同樣較有限，而《沉重的翅膀》是通過西方商業出版社運作而獲得成功的首部葛譯，是葛浩文翻譯生涯的一個“重要關節”[10]，即從學術性翻譯轉向商業翻譯模式。後半段又可以莫言獲“諾獎”的2012年為界，分為“早後期”（1999—2012年）和晚後期（2013年至今），理由是：莫言獲獎為葛浩文帶來無上榮耀，令其符號資本劇增，從而影響其翻譯行為及決策。張丹丹即指出，葛浩文90年代的譯作“較多刪節”，而在莫言獲“諾獎”後出版的《四十一炮》《檀香刑》《蛙》等譯作則“迴歸於忠實原著”[8]52-54。根據該分期方法，初版於1993年的《紅高粱家族》屬於葛浩文“較早期”譯作，而初版於2000年的《酒國》可歸入其“早後期”譯作。根據布迪厄的社會實踐模式[11]101，場域的結構即資本分佈情況在不斷變化，行動者會相應調整其慣習，以便在場域的爭鬥中獲取特定利益，進而不斷積累符號資本，筆者推測這兩部譯作在質量、風格及翻譯策略方面存在明顯差異。以下通過譯本比較檢驗這一推測是否正確。
三、葛譯《紅高粱家族》：
轉向商業翻譯模式
鄢佳指出，葛浩文翻譯《紅高粱家族》時慣用“易化策略”，包括刪改原文隱喻，輕微調整倒敘段落，重組語段，刪減與情節發展關係不甚緊密的議論和瑣碎細節等，同時又傾向於忠實直譯成語、諺語、文學熟語等，且儘量忠實再現原作的節奏、景色描寫等[7]158。基於對葛譯《紅高粱家族》《豐乳肥臀》等作品的分析，孟祥春指出，葛譯歸化與異化相融通，直譯與意譯相協調，但總體上歸化、意譯的傾向更明顯，以便增強譯作的“可讀性”[12]79。葛浩文慣用“易化策略”，追求譯作的“可讀性”，表明他翻譯《紅高粱家族》時較多考慮市場，希望更多的人來買他的譯作。而有時採用直譯或異化策略、忠實再現原作的某些方面，則體現了葛浩文作為中國文學研究者的學者慣習及其對中國文化的特殊情懷，但其運用是有限度的。葛浩文指出：是否直譯中國文化特色詞要根據實際情況而定，“我當然希望能做到既保留文化特色，又保持譯文的流暢，但很多時候不能兩者兼得，所以必須做出選擇。一些中國成語和俗語，如‘偷雞摸狗’，按照字面翻譯會讓英語讀者聽起來（覺得）愚蠢可笑，像小孩子說話。”[13]57-58 以下基於篇章樣本分析葛譯《紅高粱家族》的面貌、特色及翻譯策略，並推論譯者的決策過程。
①奶奶拿起剪刀，鉸下一方紅紙。心中忽然如電閃雷鳴般騷亂。身在炕上，一顆心早飛出窗欞，在海一樣的高粱上空像鴿子一樣翱翔……奶奶自小大門不出，二門不邁，悶在家裡，幾乎與世隔絕。略略長成，又遵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匆忙出嫁。十幾日來，千顛萬倒，風吹轉篷，雨打漂萍，滿池破荷葉，一對鴛鴦紅。十幾日來，奶奶一顆心在蜜汁裡養過、冰水裡浸過、滾水裡煮過、高粱酒裡泡過，已經是千種滋味，萬條傷瘢。奶奶祈望著什麼，又不知該祈望什麼。她拿著剪刀，不知該鉸什麼，往日的奇思妙想，被一串串亂紛紛的大場面破壞。正胡思亂想著，奶奶聽到從初秋的原野上，從漾著酒味兒的高粱地裡，飄來一聲聲悽婉的、美麗的蟈蟈鳴叫。奶奶彷彿看到了那嫩綠的小蟲兒，伏在已經淺紅的高粱穗子上，抖動著兩根纖細的觸鬚剪動翅膀。一個大膽新穎的構思，跳出了奶奶的腦海：
②一個跳出美麗牢籠的蟈蟈，站在籠蓋上，振動翅膀歌唱。
③奶奶剪完蟈蟈出籠，又剪了一隻梅花小鹿。它背上生出一枝紅梅花，昂首挺胸，在自由的天地裡，正在尋找著自己無憂無慮、無拘無束的美滿生活。
④奶奶剪紙時的奇思妙想，充分說明了她原本就是一個女中豪傑，只有她才敢把梅花樹栽到鹿背上。每當我看到奶奶的剪紙時，敬佩之意就油然而生。我奶奶要是搞了文學這一行，會把一大群文學家踩出屎來。她就是造物主，她就是金口玉牙，她說蟈蟈出籠蟈蟈就出籠，她說鹿背上長樹鹿背上就長樹。
⑤奶奶，你孫子跟你相比，顯得像個餓了三年的白蝨子一樣乾癟。[14]165-166
葛譯：
As she picked up the scissors and cut a perfect square out of the red paper, a sense of unease struck her like a bolt of lightning. Although she was seated on the kang, her heart had flown out of the window and was soaring above the red sorghum like a dove on the wing. … Since childhood she had lived a cloistered life, cut off from the outside world. As she neared maturity, she had obeyed the orders of her parents, and been rushed to the home of her husband. In the two weeks that followed, everything had been turned topsy-turvy: water plants swirling in the wind, duckweeds bathing in the rain, lotus leaves scattered on the pond, a pair of frolicking red mandarin ducks. During those two weeks, her heart had been dipped in honey, immersed in ice, scalded in boiling water, steeped in sorghum wine.
Grandma was hoping for something, without knowing what it was. She picked up the scissors again, but what to cut? Her fantasies and dreams were shattered by one chaotic image after another, and as her thoughts grew more confused, the mournful yet lovely song of the katydids drifted up from the early-autumn wildwoods and sorghum fields. A bold and novel idea leaped into her mind: a katydid has freed itself from its gilded cage, where it perches to rub its wings and sing.
After cutting out the uncaged katydid, Grandma fashioned a plum-blossom deer. The deer, its head high and chest thrown out, has a plum tree growing from its back as it wanders in search of a happy life, free of care and worries, devoid of constraints.
Only Grandma would have had the audacity to place a plum tree on the back of a deer. Whenever I see one of Grandma’s cutouts, my admiration for her surges anew. If she could have become a writer, she would have put many of her literary peers to shame. She was endowed with the golden lips and jade teeth of genius. She said a katydid perched on top of its cage, and that’s what it did; she said a plum tree grew from the back of a deer, and that’s where it grew.
Grandma, compared with you, I am like a shriveled insect that has gone hungry for three long years. [15]131-132
筆者比對臺北版與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版後發現，兩者在文字上有不少出入，尤其下面這段文字不見於臺北版：
我奶奶一生“大行不拘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心比天高，命如紙薄，敢於反抗，敢於鬥爭，原是一以貫之。所謂人的性格發展，毫無疑問需要客觀條件促成，但如果沒有內在條件，任何客觀條件也是白搭。正像毛澤東主席說的：溫度可以使雞蛋變成雞子，但不能使石頭變成雞子。孔夫子說：“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我想都是一個道理。（莫言，2007：116）
如果研究者依據的原作版本不對，其論述或分析就會無的放矢。遺憾的是，鄢佳[7]154、高佳豔[16]112-113以及筆者[17]52都忽略了底本問題，對上段文字被刪動因的分析也就失去了意義。以下文本分析依據葛浩文所用的臺北洪範版（葛浩文在1994年企鵝版版權頁上指出，應莫言的要求，其翻譯底本採用了洪範書店1988年版）。葛浩文針對以上片段主要採用了以下翻譯策略和手法：
（1）忠實直譯成語、熟語、比喻等，且譯文形神兼備。上例中出現的這類生動語言基本上均被忠實直譯，如“昂首挺胸”譯作“its head high and chest thrown out”，“無憂無慮、無拘無束”譯作“free of care and worries, devoid of constraints”，“心中忽然如電閃雷鳴般騷亂”譯作“a sense of unease struck her like a bolt of lightning”，“她就是金口玉牙”（仿擬“金口玉言”，指皇帝說的話，喻說到必能做到）譯作“She was endowed with the golden lips and jade teeth of genius”，“像個餓了三年的白蝨子一樣乾癟”譯作“like a shriveled insect that has gone hungry for three long years”。
（2）異化翻譯中國文化特色詞和文學典故，儘量保留其語言特質和形式。如“炕”被音譯為“kang”；文學典故“風吹轉篷，雨打漂萍”被直譯為“water plants swirling in the wind, duckweeds bathing in the rain”；作者順口編出的兩句詩“滿池破荷葉，一對鴛鴦紅”也被直譯為“lotus leaves scattered on the pond, a pair of frolicking red mandarin ducks”。中國古詩意象豐富，含義複雜而雋永，譯成英語很難做到形神兼備，即便勉強譯出，普通英語讀者也往往不得其解。馮全功指出，葛浩文一直傾向於對意象話語進行異化翻譯，採用意象保留法都在50%以上，且近幾年更加註重保留原文的意象[18]69。這種做法令人欽佩，但其譯文是瑕瑜互見的：其一，古詩意象誤譯或翻譯不準確。“風吹轉篷”中的蓬草是一種二年生草本植物，“枯後根斷，遇風飛旋，故稱飛蓬”，常入古詩，比喻行蹤漂泊不定[19]554，而葛浩文誤作“water plants”（水生植物）；又如，他把“雨打漂萍”譯作“duckweeds bathing in the rain”（漂萍沐浴在雨中），使雨打飄萍的無情和暴烈不復存在。其二，文學典故和古詩意象翻譯徒見其形，不達其意。莫言借用兩個文學典故和自編兩句詩，旨在表現“我奶奶”十幾日來一波三折、跌宕起伏的人生遭遇：遵從父母之命嫁給麻風病人；半路上花轎遭劫；回孃家路上被餘佔鰲劫持，在高粱地“野合”；餘佔鰲殺麻風病人全家，避禍遠走他鄉。可見在此語境中，“風吹轉篷，雨打漂萍”指“我奶奶”出嫁後十幾日來離奇曲折、動盪不定的人生，而“滿池破荷葉，一對鴛鴦紅”指她對餘佔鰲的思念之苦。顯然，這些文學典故和古詩意象的文化涵義和作者意圖僅靠直譯是不能充分再現的，葛譯在普通英語讀者眼裡恐怕只是一堆沒有意義的意象。
（3）在直譯或異化翻譯行不通的情況下采用意譯法。例如，“會把一大群文學家踩出屎來”比喻使對方相形見絀，如直譯會令英文讀者茫然不解，因此葛浩文捨棄其形但不失其意地譯作“she would have put many of her literary peers to shame”（她會讓很多作家同行自愧不如）。又如，熟語“大門不出，二門不邁”指從來不出家門與外人接觸，如照直譯出可能會讓英語讀者覺得“像小孩子說話”，因此葛浩文將該句準確意譯為“Since childhood she had lived a cloistered life”（她自小過著隱居般的生活）。
（4）刪減語義重複冗餘句或不合邏輯句，使譯文簡練有力。如第四段首句“奶奶剪紙時的奇思妙想”與第一段尾句“一個大膽新穎的構思，跳出了奶奶的腦海”語義重複，“她就是造物主”與“她就是金口玉牙”在語義上部分重複，因而前者均被刪減；由“剪紙時的奇思妙想”不能推導出“她原本就是一個女中豪傑”，邏輯上說不通，因而後者也被刪；“已經是千種滋味，萬條傷瘢”回指“奶奶一顆心……泡過”，屬於冗餘句，因而被刪。以上刪減很可能出於行文簡潔的考慮，即試圖提升譯文的可讀性，但另兩處刪削值得商榷：“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本為典故，而葛浩文譯出“父母之命”，刪去了“媒妁之言”；“奶奶彷彿看到了那嫩綠的小蟲兒，伏在已經淺紅的高粱穗子上，抖動著兩根纖細的觸鬚剪動翅膀”也不知出於何種考慮被刪去。
（5）重組段落，令敘事時間安排或句子銜接更趨合理。第一段中間“奶奶祈望著什麼，又不知該祈望什麼”一句的敘事時間閃回到“我奶奶”剪紙的當前，起著承前啟後的作用，因而葛浩文將其改為另起一段，使敘事時間安排變得更合理；“一個跳出美麗牢籠的蟈蟈，站在籠蓋上，振動翅膀歌唱”緊接“一個大膽新穎的構思，跳出了奶奶的腦海”，不宜分段處理，因此譯者將兩個句子合併，讀來更為順暢。
以上分析表明，葛譯有忠實直譯的一面，突出體現在對成語、熟語、比喻、文學典故等的處理上；同時，由於葛浩文有著出色的英文寫作能力，其譯文頗為流暢可讀。另一方面，較多的小幅度刪削降低了葛譯的充分性和忠實度，而偶然誤譯使譯文背離了作者的意圖，但罕見有關學者詬病的“連譯帶改”現象[20]。此外，有些文學典故和古詩意象的翻譯存在因辭害義的問題，顯示了葛浩文較早期譯作略顯“青澀”的一面。不過，葛譯《紅高粱家族》總體上符合葛浩文的翻譯主張，即譯者必須協調處理“忠實與創造性的衝突，甚至難免的折衷”[21]。他對“忠實”的追求體現在上述第（1）（2）兩點上，訴諸“創造性重寫”主要反映在第（3）（5）兩方面，第（4）點則是為提升譯文可讀性而採取的“折衷”。總之，葛譯《紅高粱家族》大體上尚算忠實於原作，且譯文流暢可讀。
四、葛譯《酒國》：適度迴歸學術翻譯模式
《酒國》是繼《紅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之後葛浩文翻譯的第三部莫言長篇小說。此時他已在譯壇辛勤耕耘二十多年，譯作高產且廣受關注及好評，牢固確立了其中國現代小說首席英譯者的地位。葛浩文認為，《酒國》是“描寫當代中國社會最複雜、敘事手法最精巧的小說之一”[22]481，並指出：“這部小說充滿了爆炸力，其暴露和嘲諷後毛澤東時代中國的政治體制或中國人在飲食上之持久沉耽，既妙趣橫生，又怨恨流露，在當代文學中並不多見，而結構之新穎獨創，更鮮有能望其項背者”；其翻譯底本是臺北洪範書店1992年繁體版；翻譯時他“儘可能忠實於前後並不完全一致的原作”，但裡面的雙關語、典故、山東方言土語比比皆是，“而要在譯文中解釋這些難詞幾乎無濟於事，因為不懂中文的讀者無法完全‘領悟’箇中奧妙”，所以他希望其譯文“有助於讀者領略和享受小說的好處，遠勝於其所流失的。”[23]v-vi 或許由於《酒國》一直不被國內學界重視，且評價不高[24]126，目前對葛譯本的研究還不多。以下仍基於篇章樣本分析葛譯《酒國》的面貌、特色及翻譯策略。
她鬆了腳，熄了火，摘下手套，抽打著方向盤，很不友好地看著他，說：
“幸虧肚裡沒孩子！”
他怔了怔，討好地說：
“要是有孩子早就顛出來了！”
她嚴肅地說：“我可不能讓他顛出來，一個孩子兩千塊呢。”
說完這句話，她盯住他的臉，眼睛裡流溢出似乎是挑釁的神情，但她的全部姿態，又好像在期待著他的回答。丁鉤兒感到震驚，幾句粗俗對話後，他感到自己的精神像一隻生滿藍色幼芽的土豆一樣，滴零零滾到她的筐裡去。性的神秘和森嚴在朦朦朧朧中被迅速解除，兩個人的距離突然變得很近。他的心裡生出一些厭煩和疑慮。他警覺地看著她。她的嘴又往邊一咧，這一咧令他極不舒服，他感到這個女人故作深沉，無聊而淺薄，根本不值得自己費神思。於是他說：
“你懷孕了嗎？”
所有的過渡性語言都被拋棄，好像有些夾生，但她吞下去夾生，用近乎無恥的口吻說：
“我有毛病，鹽鹼地。”
“儘管肩負重任，但一個優秀的偵察員是不會把女人與重任對立起來的，女人是重任的一部分。”他突然想起了流行在同伴們之間的一句名言；想放縱一下的念頭像蟲子一樣咬著他的心。丁鉤兒從口袋裡摸出小酒壺，拔掉膠皮塞子，喝了一大口。他把酒壺遞給女司機時說：
“我是農藝師，善於改良土壤。”[25]2-3
葛譯：
She took her feet off the gas, turned off the ignition, removed her gloves, and thumped the steering wheel. She gave him an unfriendly look.
‘Good thing there’s no kid in my belly,’ she remarked.
He froze for a moment, then said, somewhat ingratiatingly:
‘If there had been, you’d have shaken it loose by now.’
‘I wouldn’t let that happen, not at two hundred per,’ she replied solemnly.
That said, she stared at him with what might be characterized as a provocative look in her eyes; she appeared to be waiting for a response. Scandalized by this brief and inelegant exchange, Ding Gou’er felt like a budding potato that had rolled into her basket. As the forbidden mysteries of sex were suddenly revealed in her ambiguous and suggestive remark,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m all but vanished. With feelings of annoyance and uncertainty creeping into his heart, he kept a watchful eye on her. Her mouth twisted again, making him very uncomfortable, and he now sensed that she was a guarded, evasive woman, foolish and shallow, certainly not one with whom he had to mince his words.
‘So, are you pregnant?’ he blurted out.
Now that he’d dispensed with conventional small talk, the question hung out there like half-cooked food. But she forced it down her gullet and said almost brazenly:
‘I’ve got a problem, what they call alkaline soil.’
Your tasks may be important, but no investigator worthy of the name would allow those tasks to be in conflict with women. In fact, women are a part of one’s tasks.
Reminded of those lines, which were so popular among his colleagues, he felt a lustful thought begin to gnaw at his heart like an insect. Ding Gou’er took a flask from his pocket, removed the plastic stopper, and helped himself to a big drink. Then he handed the flask to the lady trucker.
‘I’m an agronomist who specializes in soil improvement.’[26]2
以上一幕敘述“性慾旺盛”的女司機自稱“鹽鹼地”，而好色的“特級偵察員”丁鉤兒以“上等的肥田粉”自居；兩人萍水相逢, 相互勾引，打情罵俏一番了事。葛浩文對這段文字採用了以下翻譯策略和手法：
（1）忠實直譯比喻，再現形象生動的語言風格。例如，“他感到自己的精神像一隻生滿藍色幼芽的土豆一樣，滴零零滾到她的筐裡去”被直譯為“Ding Gou’er felt like a budding potato that had rolled into her basket”；“想放縱一下的念頭像蟲子一樣咬著他的心”被忠實翻譯為“he felt a lustful thought begin to gnaw at his heart like an insect”。
（2）既準確又靈動傳神地翻譯描述人物形象、個性的語言。例如，基於語境意義並運用視角轉換法，把“這個女人故作深沉”靈活地譯作“she was a guarded, evasive woman”（她是一個謹小慎微、躲躲閃閃的女人），要比直譯為“she pretended to be deep and unapproachable”生動傳神得多；又如，“他的心裡生出一些厭煩和疑慮”譯作“With feelings of annoyance and uncertainty creeping into his heart”，而不是乾巴巴地譯為“he felt annoyed and uncertain”。
（3）對模糊語進行明晰化處理，對原文跳脫處進行增益處理。例如，“性的神秘和森嚴在朦朦朧朧中被迅速解除”一句中，“朦朦朧朧”本身語義模糊朦朧，但結合上文可知是指女司機故意用曖昧的話即“幸虧肚裡沒孩子！”和挑逗的神情姿態跟丁鉤兒調情，因此葛浩文將其顯化處理為“her ambiguous and suggestive remark”（曖昧且富於暗示的話）；又如，“所有的過渡性語言都被拋棄”一句中，“過渡性語言”是指兩人萍水相逢，按常規總得客套閒聊一番，才能進入打情罵俏的正題，葛浩文根據語境意義將其顯化翻譯為“conventional small talk”，比直譯為“transitional language”可讀、易懂、傳神得多；再如，女司機一改之前所說曖昧的性暗示語，“我有毛病，鹽鹼地”（指失去了生育能力）成了近乎赤裸裸的調情話，但這句話有些跳脫突兀，即缺省了“他們說我是（鹽鹼地）”，因此葛浩文將其增益為“what they call alkaline soil”，使語句銜接變得自然流暢。由上可見，葛浩文不僅準確把握和再現了“作者要表達的意思”[27]34，而且對原文模糊或突兀處進行顯化或增益處理，從而提升了譯文的可讀性。
以上分析表明，葛譯《酒國》相當忠實準確，具體表現為選詞精準，準確把握作者想要表達的意思，儘量再現原作風格，且未見明顯刪減原文，確實做到了“儘可能忠實於原作”。不過，針對原文本身模糊或突兀處，葛浩文做了必要的顯化或增益處理，以確保譯文可讀、易懂。此外，憑藉其一流的英語寫作能力和文學功底，葛譯中時見靈動傳神的譯筆。與此同時，葛譯也偶有誤譯或翻譯流失之處：“根本不值得自己費神思”指丁鉤兒突然發現女司機令他感到索然無味，不值得費心思把她勾引到手，而葛浩文譯作“certainly not one with whom he had to mince his words”（根本不值得與她委婉其詞）；葛浩文認為向英語讀者解釋雙關語“幾乎無濟於事”，因而沒有譯出“鹽鹼地”“我是農藝師，善於改良土壤”的隱含義，而是選擇了“讓讀者略過這個詞或自行推測其詞義或大罵譯者一頓”[28]，使得莫言所用粗俗雙關語的效果大打折扣。
葛浩文翻譯《紅高粱家族》時傾向於小幅度刪改原文，誤譯、因辭害意的拙譯也時有所見，但翻譯《酒國》時他不僅儘可能忠實於原作，而且譯筆更老到圓熟、靈動傳神，可見這兩部譯作在質量（尤其忠實於原作）和風格上存在明顯差異。以下試從譯者慣習歷時變化的角度解釋這種差異。
五、葛浩文譯者慣習的歷時變化及基本特徵
初涉翻譯場的葛浩文基於其學術興趣和學者慣習，採用“嚴肅的學術翻譯模式”，因而其70-80 年代的譯作大多“帶有鮮明的學術翻譯色彩”[8]51-52，即相當忠實於原作的內容和形式。到了開始為商業出版社翻譯的90年代，葛浩文逐漸“從學術型翻譯走向商業翻譯”[8]52，突出表現在對原著的刪削和改寫明顯增多[7]x，葛譯《紅高粱家族》即頗具代表性。有關訪談表明，葛浩文在90年代初調整了他的翻譯慣習，即為了“讓小說變得更好”，可讀性更強，願意考慮並適當接受出版社編輯提出的調整原作結構和刪減原作內容的意見[13]59。與此同時，葛浩文的翻譯思想也有了明顯變化，他指出：“大多數作家至少寬容用另一種語言重寫他們作品的譯者，因為重寫（rewriting）無疑是翻譯的本質”；“翻譯的確是有欠缺的，但如果優秀作品要在時空上延續其生命，也只能如此了。”[21] 縱觀90年代由西方商業出版社出版的其他幾部葛譯，如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蘇童的《米》、李銳的《舊址》，“創造性重寫”的傾向都很明顯，但他仍堅持“忠實”這個大前提[29]47。
英美商業出版社直到80年代中後期才“願意嚴肅對待中國文學”[30]249，大大影響了中國當代文學在英美譯介與傳播的進程及影響力。1987年，張潔短篇小說集《愛是不能忘記的》英文版在美國出版，李歐梵指出，隨著該書的出版，“把當代中國文學介紹給美國讀者才邁出了第一步”，“中國當代文學要與日本、南美現代文學在美國市場上競爭尚為時過早”[31]。然而，僅僅過了十多年，金介甫就指出，“目前已有很多優秀的中國文學作品譯本可供英語讀者鑑賞了”[30]275。這表明到90年代末，不少中國當代文學作品被成功譯介到英語世界，中國當代文學在英美文學場的位置逐漸從邊緣向中心移動。這不僅改變了英美文學場的結構即各國翻譯文學在場域的資本分佈，也會對中國文學英譯者的翻譯行為及策略產生影響。埃文－佐哈爾指出，當翻譯文學處於目標語文學多元系統的中心時，翻譯活動往往參與創造新的一級模式，譯者所關心的，不是把目標語現成模式套在原作上，而是“打算違反目標語規範”；在此情況下，譯作一般會緊貼原作，偏向充分性[32]50。
在90年代初期，葛浩文擁有的符號資本尚不多，容易傾向於遵守場域內部規則，同時為商業出版社翻譯的他逐漸注重譯作的銷路，因而根據英美翻譯場偏重“意譯派”譯作的市場規則[33]189，主動調整其翻譯策略，即從早期堅持忠實直譯的學術翻譯模式轉向注重流暢可讀的商業翻譯模式，這就解釋了他翻譯《紅高粱家族》時經常進行意譯、小幅度刪改和段落重組。而翻譯《酒國》時的葛浩文已不是《紅高粱家族》英文本出版當年那個嶄露頭角的譯者了：他已翻譯出版了20多部中國（含中國香港、臺灣）現當代作品，其中近半由英美商業出版社成功出版，因而被譽為“中國現代、當代文學之首席翻譯家”[34]21。這說明他已經佔據翻譯場的核心位置，擁有足夠的資本和權力去參與場域規則的重新制訂，即用他的譯作“去重新定義什麼是優秀的翻譯文學作品”[35]227。在此情況下，葛浩文自我壓抑的學者慣習得以彰顯，重新強調譯作應“儘可能忠實於原作”（包括內容和風格）。由此可見，《紅高粱家族》《酒國》翻譯出版相距僅七年，卻見證了葛浩文譯者慣習的明顯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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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語
《紅高粱家族》《酒國》的翻譯出版僅相隔七年，但其間英美文學場域的結構、中國當代文學在場域佔據的位置以及葛浩文積累的符號資本有所變化，葛浩文的翻譯觀和翻譯策略隨之發生變化，導致兩部譯作在質量、風格上存在明顯差異。本研究表明，通過考察場域結構、資本分佈及譯者慣習的歷時變化，可以有效解釋某位譯者不同時期譯作在質量、風格上的顯著差異。《酒國》的翻譯質量（信實可靠）和風格（老到圓熟、靈動傳神）勝過較早出版、更有名的《紅高粱家族》，但由於中國文學譯介與傳播的實效不光取決於譯作質量和風格，還牽涉出版社的綜合資本、由原著改編電影的推動力、作品適銷性等傳播要素，葛浩文的佳譯似乎未能顯著增強《酒國》在英語世界的傳播影響力，由此可見研究譯介與傳播模式及其運作機制的重要性。
參考文獻
[1] 段文頗，魏萌樺. “慣習”“資本”與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的譯介研究——以葛浩文英譯《生死疲勞》為例. 成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9(3): 83-89.
[2] 肖雙金. 無聲的操控：論譯者身份與慣習對翻譯決策的制衡——以葛浩文英譯《駱駝祥子》為例. 牡丹江大學學報, 2018(4): 91-93, 116.
[3] 張婷婷. “譯者慣習”論視角下莫言小說方言英譯研究. 開封教育學院學報, 2018(10): 50-53.
[4] 邢傑，劉聰，張其帆. 場域及資本視角下《紅高粱家族》和《蛙》英譯本對比研究[J]. 東方翻譯, 2018(1): 19-25.
[5] 汪寶榮. 中國文學譯介傳播模式社會學分析[J]. 上海翻譯, 2019(2): 1-6.
[6] 汪寶榮，李偉榮. 同一譯介傳播模式下的譯作傳播影響力差異社會學分析——以《紅高粱家族》《酒國》為例[J]. 外國語文, 2019(5): 124-129.
[7] Yan, J. A Study on Howard Goldblatt’s Translation Habitus from the Bourdieusia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D]. Ji’nan: Shandong University, 2013.
[8] 張丹丹. 葛浩文中國文學英譯脈絡及表徵掃描[J]. 中國翻譯, 2018(4): 48-55.
[9] Heller, S. A. Translation Boom for Chinese Fiction[J].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2000, 47(2): A23.
[10] 賦格，張健. 葛浩文: 首席且惟一的“接生婆”[N]. 南方週末, 2008-03-27 (D21).
[11] Bourdieu, P.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M]. R. Nice (Tra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12] 孟祥春. Glocal Chimerican葛浩文英譯研究[J]. 外國語, 2015(4): 77-87.
[13] 李文靜. 中國文學英譯的合作、協商與文化傳播——漢英翻譯家葛浩文與林麗君訪談錄[J]. 中國翻譯, 2012(1): 57-60.
[14] 莫言. 紅高粱家族[M]. 臺北: 洪範書店, 1988.
[15] Mo, Y. Red Sorghum: A Novel of China [M]. H. Goldblatt (Tran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4.
[16] 高佳豔. 《紅高粱家族》的英譯: 敘述者形象與敘事交流的改變[J]. 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 2018(6): 107-115.
[17] 汪寶榮. 資本與行動者網絡的運作: 《紅高粱家族》英譯本生產及傳播之社會學探析[J]. 編譯論叢, 2014(2): 35-72.
[18] 馮全功. 葛浩文翻譯策略的歷時演變研究——基於莫言小說中意象話語的英譯分析[J]. 外國語, 2017(6): 69-76.
[19] 夏徵農.辭海[Z]. 上海: 上海辭書出版社, 1999.
[20] 許鈞.“忠實於原文”還是“連譯帶改”[N]. 人民日報, 2014-08-08(24).
[21] Goldblatt, H. The Writing Life [N]. The Washington Post, 2002-04-28 (BW10).
[22] Goldblatt, H. Forbidden Food: The “Saturnicon” of Mo Yan [J]. World Literature Today, 2000, 74(3): 477-485.
[23] Goldblatt, H. Translator’s Note [M] // Mo, Y. The Republic of Wine: A Novel. H. Goldblatt (Trans.). New York: Arcade Publishing, 2000: v-vi.
[24] 季進. 另一種聲音——海外漢學訪談錄[M]. 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1.
[25] 莫言. 酒國[M]. 臺北: 洪範書店, 1992.
[26] Mo, Y. The Republic of Wine: A Novel [M]. H. Goldblatt (Trans.).New York: Arcade Publishing, 2000.
[27] Goldblatt, H. A Mutually Rewarding yet Uneasy and Sometimes Fragile Relationship between Author and Translator [C] // A. Duran & Y. H. Huang. Mo Yan in Context: Nobel Laureate and Global Storyteller. West Lafayette, IN: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2014: 23-36.
[28] Sparks, S. Translating Mo Yan: An Interview with Howard Goldblatt [EB/OL]. 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 2013-05-26. [2019-02-04]. https://lareviewofbooks.org/interview/translating-mo-yan-an-interview-with-howard-goldblatt.
[29] 孟祥春. “我只能是我自己”——葛浩文訪談. 東方翻譯, 2014(3): 46-49.
[30] Kinkley, J. A Bibliographic Survey of Publications o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 from 1949 to 1999 [C] // Chi, P.-Y. & Wang, D. D.-W.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Second Half of a Modern Century: A Critical Survey. Bloomington &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0: 239-286.
[31] Lee, L. O.-F. Under the Thumb of Men: Review of Love Must Not Be Forgotten [N]. New York Times, 1987-01-18 (BR36).
[32] Even-Zohar, I. 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 Poetics Today, 1990, 11(1): 45-51.
[33] 葛浩文，潘佳寧. 關於中國現當代文學在美國的幾點看法[J]. 當代作家評論, 2014(3): 188-192.
[34] 夏志清. 序一[M] // 夏志清，孔海立. 大時代: 端木蕻良四○年代作品選. 臺北: 立緒文化事業, 1996:12-24.
[35] 賈燕芹. 文本的跨文化重生——葛浩文英譯莫言小說研究[M].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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