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管主辦
《中國比較文學》主編、著名比較文學家和翻譯理論家、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謝天振先生，因病醫治無效，於2020年4月22日9點55分，在上海華山醫院逝世，終年76歲。
謝天振先生是中國比較文學譯介學創始人，中國翻譯學最重要奠基人之一，翻譯學學科建設最有力的倡導者和批評者之一。對謝先生的離世，我們深感悲痛，特刊發謝先生曾發表於《學術月刊》上的《中國文學文化走出去：問題與反思》一文，以寄託哀思。
中國文學文化走出去:問題與反思
摘 要：莫言獲得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為譯介學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個案。中國文學文化要成功走出去，必須綜合考慮作者、譯者、贊助人和出版機構等各種因素。今天的“譯出”與中國翻譯史上的“譯入”存在很大差異。中國過去“譯出”嘗試中的典型個案如《紅樓夢》、《熊貓叢書》等的譯介說明，“譯出”時不應強行輸出本國的意識形態，要增強與譯入語國家譯者和贊助人的合作，增加譯本的可接受性等。在新世紀，中國政府推出的“中華學術外譯項目”等措施為中國文學文化走出去提供了契機。但是，簡單的民族化情緒、用“譯入”理論指導“譯出”實踐等，則是其中的種種誤區。因此，我們必須認清譯介的規律，考慮譯入語讀者對翻譯家的認可程度，瞭解譯入語國家的社會因素、意識形態、占主導地位的文學觀念，正視接受環境的時間差和語言差問題，站在冷靜的立場進行理性思考。也許那時，中國文學文化才能真正有效地走出去。
關鍵詞：中國文學文化；譯出；譯入；
作 者：
謝天振（1944-2020），男，浙江省杭州市人，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翻譯理論與比較文學研究。
王志勤（1976-），女，四川省宜賓市人，四川大學外國語學院博士研究生，西華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教師，主要從事翻譯與跨文化研究。
本文載於《學術月刊》2013年第2期。
王志勤（以下簡稱“王”）
近年來，中國文學文化走出去成了學術界、翻譯界研究的熱點之一，尤其是莫言獲得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更加引發了人們對中國文學文化成功走出去的關注。在新世紀，中國政府也推出了相關舉措，為中國文學文化走出去提供了契機。然而，中國文學文化如何才能成功有效地走出去？在這個問題上，不少專家學者還存在一定誤區，有很多值得反省和引以為戒的東西。
謝天振（以下簡稱“謝”）
的確，莫言這次獲得諾獎為中國譯介學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個案。中國文學文化怎麼走出去？怎麼被世界所接受、所理解？怎麼在世界範圍內產生廣泛影響？這裡面牽涉到一個翻譯的問題：翻譯不僅是語言文字的轉換，翻譯還要使雙方能夠進行溝通和交流。我們在討論翻譯時，要把譯者、譯品或翻譯行為置於兩個或幾個民族文化或社會的巨大背景下，審視這些不同民族文化是如何進行交流的。我們要關注在翻譯過程中表現出的兩種文化與文學的相互理解、誤解和排斥，以及相互誤釋而導致的文化扭曲與變形，要深入考察和分析文學交流、影響、接受和傳播等問題。
有的評論家認為：在中國與莫言差不多水平的作家少說也有十來個，能寫出濃厚鄉土色彩的作家恐怕也不止莫言。為什麼恰恰是莫言而不是其他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我認為，首先莫言的幻覺現實主義的寫作手法是迎合西方讀者趣味的；其次，從譯介學的角度來看，莫言的作品是可譯的，而且可譯性很強。有的中國作家也能代表中國創作的特點，作品的鄉土氣息也很濃，但是經過翻譯以後，它的味道就失去了。而莫言的作品在翻譯以後，其濃郁的鄉土氣息還是能夠傳遞出去的。因此，莫言作品的可譯性對於他的獲獎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王
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實現了中國籍作家在諾獎上“零”的突破，這確實令我們感到十分振奮。他的獲獎也與被譽為“西方首席漢語文學翻譯家”的葛浩文的翻譯息息相關。莫言在許多公開場合，也表示了對翻譯家葛浩文的感謝。看來，中國的文學要走向世界，翻譯是關鍵之一。作品翻譯得好不好，能否被國外讀者接受，譯者的作用至關重要。葛浩文曾經說過：“作者是為中國人寫作，而我是為外國人翻譯。翻譯是個重新寫作的過程。”
謝
葛浩文翻譯的中國當代文學作品幾乎都能獲獎，因此，中國很多作家都希望葛浩文能翻譯他們的作品。我曾經多次提到：由誰來翻譯其實是一個很要緊的問題。翻譯除了考慮譯者外，還必須考慮譯作的出版和接受等多種因素。譯作出版的機構甚至某一套品牌叢書，如國外的《企鵝叢書》，對作品的譯介傳播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相反，如果是由我們國內的翻譯家和自己的出版社出版，就很不容易進入世界的傳播系統。假如莫言的作品在翻譯時僅僅注重語言文字的轉換，而且是由我們國內的出版社翻譯出版，那麼莫言有沒有可能獲得這次諾貝爾文學獎？我可以說，是百分之百的不可能！
葛浩文的翻譯為什麼會取得成功？我覺得這和他的翻譯指導思想有關係。他很清楚地知道， “我的翻譯是給外國人看的，翻譯是個重新寫作的過程”。去年葛浩文來大陸與我們交流時談到，“我在翻譯的時候，第一，我肯定要刪減，我不能全文翻譯，如果我全文逐字翻譯，出版社就不會出版。第二，我不但要刪減，我還要改寫。我在翻譯的過程中給莫言打電話，莫言說，‘你按照你的方式去翻譯、去刪減，甚至你要改寫都可以’”。所以，我覺得莫言很聰明，他的大度和寬容讓其作品更能得到美國甚至英語世界的廣泛閱讀、接受和傳播。
而有的作家可能覺得，你怎麼可以對我的作品進行改動呢？這還是我的作品嗎？我認為，這些只是形式上的改變，話語上的一些變動，其最根本的東西還是莫言的。我們有些作家看問題也許比較簡單一點、比較極端一點，以為這樣一來，你就歪曲了我的作品，這作品就不是我的了，而是你的了。可是莫言卻對葛浩文的工作表示非常理解，自己的作品經過譯介後也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就像他當年對張藝謀拍攝《紅高粱》表示理解一樣，結果也獲得了巨大成功。所以，每個領域都有自己的需求，葛浩文知道美國讀者有什麼閱讀需要和審美需求，所以他的刪節、改動都是為了讓美國讀者能接受而進行的。
王
這次莫言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確實對我們中國文學文化走出去提供了新的思考和借鑑。首先，中國作者要寫出優秀的文學作品；其次，譯者在翻譯時需要考慮國外讀者的接受水平；再次，還要有權威的贊助人和出版機構參與合作。因此，中國文學文化要成功走出去，必須綜合考慮作者、譯者和贊助人等各方面因素。顯然，我們今天提倡的中國文化“走出去”與過去我們把外國文化 “請進來”之間是存在差異的，至少在翻譯方向上會有所不同。您曾在2012年《中國翻譯》第4期《“夢圓”之後的憂思》中談到，“翻譯的方向問題除了‘譯入’行為外，還有‘譯出’行為，譬如中國文化如何走出去即是其中的一個問題，這一切都對我們的理論家提出了新的研究課題”。
謝
中國文學文化如何走出去一方面成為人們研究的熱點，另一方面又暴露出我們國內的文化界、學術界甚至有關的領導部門對這個問題的認識還存在誤區，所以我們要認真考慮這個問題。翻譯的方向除了“譯入”行為之外，還有“譯出”行為。回顧一下中西翻譯史，絕大多數國家和民族過去的翻譯活動都是以“譯入”為主的。我們國家這一兩千年來的翻譯行為基本也都是從國外“譯入”國內的。在“譯入”活動中，譯入語國家對外來文學文化已經形成了一種強烈的需求，已經認定對方的文化、理論、著作是先進的。翻譯家只集中在如何把先進的思想和理論忠實地翻譯過來，讓本國人民能從中吸取營養，借鑑豐富先進的經驗。因此，在“譯入”活動中，譯者只要把作品翻譯好了，其接受、傳播和產生影響都很容易。
但是，“譯出”就不是這樣的。“譯出”是要把自己的東西送出去，要讓人家能夠接受，要在別的國家和文化圈裡得到傳播、產生影響。如果也像 “譯入”的指導思想一樣，把它翻得忠實一點就可以了，這是遠遠不夠的。我們之前也有過這樣的教訓，雖然在“譯出”方面進行過很好的努力，但是這樣一廂情願的“譯出”行為，並未能取得預期的效果。中國在1951年創辦了《中國文學》雜誌，辦了總共五十年，但最後停辦了。80年代開始，我們推出了一套《熊貓叢書》，有英文、法文兩種版本，但在2000年底同樣停辦了。1995年，國家新聞出版總署開始的“大中華文庫”項目，到2011年已經翻譯了漢英對照叢書一百多部。但是很可惜，這套書的譯介效果究竟怎麼樣，我們現在還沒有人正式地好好研究它。
所以，中國文學文化走出去並不能僅憑頭腦發熱。即使我們把漢語作品翻譯成很好的英文，也並不等於就走了出去。現在，我們國家駐外的大使館也很頭疼，為什麼呢？我們把翻譯出來的東西寄給大使館，希望他們能拿到國外去宣傳、去散發。大使館工作人員很為難，“我們把這些翻譯的東西送給人家，人家也不一定要，只有堆積在大使館裡面”。原來，大使館把書送給別人，別人就需要拿到圖書館編目、分類整理等等，還需要人力、財力等。如果這些書籍放在圖書館沒人看，他們就不願意接受，不想做無用功。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送給人家的東西，人家都不想要。因此，在國內真的很難想象，我們辛辛苦苦翻譯出來的東西在國外居然會遭遇這樣的境地。還有人以為我們翻譯的東西也是很不錯的，但為什麼就走不出去呢？
王
中國過去在“譯出”活動中遭受失敗的例子，的確是對中國文學文化走出去的一種提醒。作品的質量再好，也翻譯出來了，並不意味著就走出去了。您指導的博士研究生在中國文學文化對外譯介問題上，做了幾個具體個案，我想他們的研究成果對於今天的中國文學文化走出去應該具有啟示意義。
謝
好多年前開始，我就指導我的博士生關注研究文學文化的對外譯介問題，並讓他們做了幾個個案。楊憲益翻譯的《紅樓夢》在國內的評價是很高的，但是他的翻譯是否意味著中國文學成功走出去了？這是值得探討的問題。我有一個博士生對1830年以來的《紅樓夢》英譯史進行了全面梳理，做了《紅樓夢》百年英譯史研究。她收集了《紅樓夢》的十幾種英譯本，並去美國高校的圖書館呆了半年，將楊憲益的譯本和霍克斯的譯本在美國高校圖書館和美國學術界裡的影響、接受、傳播的具體情況做了細緻研究。通過在美國的實地調查，她獲得了第一手資料：如果美國讀者在圖書館要借《紅樓夢》的英譯本，是要借霍克斯譯本還是楊憲益譯本？如果美國學者要寫研究《紅樓夢》的文章，是引用霍譯本還是楊譯本？再如，一些權威的外國文學研究要收集關於《紅樓夢》的資料，會使用霍譯本還是楊譯本，等等。通過這些一手資料的收集，她有一個令人沮喪的發現：我們推崇備至的楊憲益譯本在美國、在英語世界遭受到了意想不到的冷遇。美國讀者和學者大多使用霍克斯譯本，很少人借用、引用楊譯本，更很少有人把楊譯本運用到相關的外國文學研究中。再譬如，伊利諾伊州全州的聯合館藏目錄表明，該州共有十三所大學有霍譯本，只有兩所大學有楊譯本。此外，美國網站上的讀者對兩個譯本也有諸多評論，在有限的讀者群中，霍譯本獲得了一致的推崇，而楊譯本在同樣的讀者群中的評價卻相當低，甚至有的讀者對楊譯本的評論極為嚴厲。這又是一個令我們非常沮喪的發現。為什麼國內評價很高的楊譯本，在國外卻受到了冷遇？
我們以前以為，像楊憲益這樣了不起的翻譯家，還有英國太太戴乃迭相助翻譯《紅樓夢》，這樣的翻譯難道還走不出去嗎？實際情況是，走是走出去了，但並不成功。原因是什麼呢？除了考慮譯本的質量外，還必須考慮譯本的接受環境等因素。國內覺得楊憲益的譯本質量很好，但其翻譯目的是否達到？這都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所以，我的博士研究生指出：我們譯介工作者必須要認清譯入語國家的諸多操控因素，在譯出時不應強行輸出本國的意識形態，否則會對譯介效果造成干擾。同時對外譯介機構應增強與譯入語國家的譯者和贊助人的合作，以求最大限度上吸納不同層次的讀者，儘可能使我們的對外譯介產生較好的效果。
王
眾所周知，楊憲益夫婦翻譯的《紅樓夢》在國內非常有名。其實，我本人也一直非常喜歡他們的譯本。在我看來，楊憲益夫婦中西合璧翻譯的《紅樓夢》在質量上有保障，而且他們通過異化的翻譯策略可以向西方讀者原汁原味地傳達中國的傳統文學文化，有利於中國經典文學文化在英美世界的傳播。但是萬萬沒有想到，他們的譯本居然在英美世界遭遇了尷尬。看來，中國作品翻譯得好不好是一回事，能不能被西方讀者認可接受是另外一回事。
謝
確實，《紅樓夢》在國外的譯介很好地說明了這個問題。我的另一個博士生做的博士論文，是對《熊貓叢書》的譯介進行研究。他對《熊貓叢書》所有的翻譯篇目和在國外的銷售情況做了調查。《熊貓叢書》一共翻譯出版了190多部作品，但是效果怎麼樣呢？並未取得預期效果。除個別譯本獲得英美讀者的歡迎外，大部分譯本並未在英美讀者間產生任何反響。根據世界各地的銷售情況統計，《熊貓叢書》有時候可以賣出幾十本，有時候只能賣兩三本，有時候連一本也賣不出去。因此，對《熊貓叢書》的譯介並未獲得成功，這樣的結果也是很出乎意料的。
我的博士生因而總結了幾點經驗教訓。第一，缺乏清醒的文學譯介意識會干擾接受效果；第二，審查制度對譯介的限制也會影響傳播效果；第三，通過國家機構進行譯介的模式，無法保證其傳播的順暢；第四，在翻譯策略上，要儘量採用歸化的方法，用跨文化闡釋的方法，讓譯作讀起來流暢自然，增加譯本的可接受性。第五，我們還要認識到譯介的階段性性質。如果忽視了以上這些問題，我們的中國文學、中國文化能走出去嗎？
王
俗話說，“以史為鑑”，您提到的以上兩個個案包括楊憲益翻譯的《紅樓夢》和《熊貓叢書》的譯介都未能取得預期效果，這確實令人感到十分遺憾。看來，中國文學文化要真正走出去，必須要考慮到中國作品是否能在西方世界得到廣泛的認可、接受和傳播。如果僅僅是把作品翻譯出來，而卻沒有西方讀者進行閱讀的話，並不能說中國文學文化成功走出去了。剛才您還提到了我國創辦的《中國文學》雜誌，它在經歷了五十年風雨後，最終也不得不停辦了。
謝
是的。我的另外一個博士生以《中國文學》的對外譯介為個案，研究了中國文學在當代美國的傳播和接受。他把《中國文學》從1951年到2000年共50年間翻譯的所有篇目全部找到，還專門到北京找到當年編寫《中國文學》的編輯，以及主管該雜誌出版發行的領導，諮詢他們當時對該雜誌有什麼樣的審稿方針、翻譯政策和發行方案等等。在收集到這些第一手資料後，作者對此進行了客觀的分析。從1951年創刊以來，這份雜誌受到了意識形態相同國家的歡迎。但是，1990年以後，國外讀者群大量流失；到2000年，該雜誌只有黯然關門了。所以，我的博士生在對《中國文學》50年的譯介進行考察後提到：我們只在源語環境下考察譯作，不能說明其真正的翻譯水平；必須通過接收方的反饋，才能發現在譯入語環境裡面哪些譯者的哪些翻譯是能被接受的。
所以，這裡面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翻譯不是那麼簡單的。第一，譯介的主體應該是誰？第二，宣傳是不是好的方式？第三，國家壟斷翻譯文學的譯介並不可取，應允許更多譯者生產不同風格的譯本，通過各種渠道對外譯介，由市場規律去淘汰不合格的譯者和譯本。因此，我們通過一個個具體的個案進行分析，再對此問題進行思考就是有根據的，並不是憑所謂的偏見和頭腦發熱。我們只有通過數據和事實才會作出理性的判斷，才能對中國文學文化走出去有一個比較正確的認識。
王
看來，您的博士研究生在以上個案研究中花費大量精力進行實證考察，並根據客觀數據總結出來的經驗教訓，確實能激發我們的理性思考，而且對我們今天的文學文化走出去也具有一定的啟發和借鑑意義。在新世紀，中國政府在讓中國文學文化走出去方面也推出了相關舉措，如“大中華文庫”項目、“中國圖書海外推廣計劃”，“中華學術外譯”項目等等。2012年在四川召開的“首屆中國翻譯史高層論壇”上，各位學者對此也展開了熱烈討論。有的學者認為：這些舉措為中國文學文化走出去提供了新的契機，是新的學科增長點和新的學術研究起點。但也有學者表示：這些漢譯外工程是應輸出國而動、應官方而動、一廂情願的工程。此外，還有學者質疑：政府在體制上的一系列舉措是否真正能對學術界產生巨大影響？譬如說，現在中譯外工程很熱鬧，那麼是否意味著曾經擅長英譯漢的學者們會一哄而上地去搞中譯外工程？以上學者熱烈的討論的確可以激發大家對中國文學文化走出去進行更加深入的思考。
謝
我們國家和政府高度重視對外譯介項目，這些從主觀動機來說，當然是很好的舉措。我們有些專家想向世界介紹中國的學術和文化的熱情，也是無可非議的。但譯介的一般規律都是從強勢文化走向弱勢文化，是輸入國有強烈的翻譯需要，而不是輸出國一廂情願的行為。而如今，我覺得我們某些領導部門、某些專家學者，他們對譯介的規律並不是很瞭解。國家投入了這麼多的經濟資源、這麼大的精力，怎麼才能讓它產生更好的效果？實際上，現在有不少學者指出這些項目的弊病，譬如“大中華文庫”儘管出版了那麼多品種，但真正被國外接受的卻是少之又少。有的學術所謂的“走出去”，無非就是某些學者拿了國家資助的錢，與國外某個不知名的出版機構聯手出版了，但是毫無影響。這樣，所謂的“走出去”顯然也是沒有效果的。那麼，怎樣讓它真正產生效果？這個是我們學術界也好，政府相關部門的領導也好，都需要認真對待的一個問題。如果不現實地考慮這些問題，只是一廂情願地去做，註定是要失敗的。
王
有人提出，“中國文學的翻譯出版，早已成為中國文化走出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毫不誇張地說，這是一條新的‘絲綢之路’，只不過這次駝背上馱載的不是瓷器、茶葉，而是文化與精神……想要把中國當代文學推向世界，不光要帶著文學作品出去，還要帶著文化背景出去”。我認為：用 “絲綢之路”來比喻中國文學的翻譯出版還是比較合適的，因為通過文學翻譯可以促進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但是在把中國文學介紹給西方世界的時候，還要把中國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精神一併都帶出去，這樣的說法我有點不太贊同。
謝
“中國文學翻譯出版是中國文化走出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種觀點是正確的。但是，怎麼才能夠讓中國文化精神走出去？不是說我們一廂情願地送出去就可以了。我們接受外國的東西，是靠他們送過來呢，還是我們自己主動去拿過來？如果說“要推廣中國的文化”，這個指導思想就有問題。外國人會說，我並不覺得我需要你的中國文化啊。他沒這個需要的時候，你的推廣是沒用的。在四川召開的“首屆中國翻譯史高層論壇”上，大家就提到這個問題。譬如說，四川人民也很熱情好客，你把四川麻辣的菜、火鍋，這是你覺得最好的東西，端給我們外來的客人品嚐。但是，外來的客人既不能吃麻的，也不能吃辣的，他就沒法接受啊。所以這裡面確實有一個接受的問題，文化也是這樣。我們認為最優秀最經典的文化，但是人家並不覺得。我們認為這是我們最精華的，他們並不一定認同。或者，他也並不一定貶低你的文化，但就是對你的文化不感興趣，你怎麼把你的文化推出去？
還記得20世紀90年代初到加拿大，我和那些外國學者接觸。雖然他們不懂中文，但是談起中國的老莊哲學，他們興趣非常濃厚，還興致勃勃地與我討論“無為而治”等等。所以，只要是他們喜歡的東西，他們自然願意去接觸和討論。同樣的道理，我們希望把中國的文化精神傳播給人家的時候，也不是一廂情願地送出去，一定要了解人家有興趣、有需要。這個興趣和需要一方面有時機成熟的問題，另一方面在於如何培養的問題。培養的問題可以先把功夫花在吸引更多的年輕人到中國來，進行短期或長期的學習，到我們的環境中來“泡一下”，慢慢他們就會對我們的文學文化感興趣了。但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不是一蹴而就的。
王
的確，“送出去”與“拿進來”還是有區別的。您用四川的火鍋做比喻，我覺得十分生動與貼切。當別人沒有需要的時候，輸出方再怎麼主動、再怎麼熱情都是無濟於事的，有時候可能還會引起別人的反感。我認為：中西方文化交流猶如談戀愛，需要兩情相悅、兩廂情願。所以，要讓中國文學文化成功走出去，需要國外讀者有積極主動了解我們中國文學文化的需求，而不是靠我們單方面的強行推出和一廂情願，正如俗話所說， “強扭的瓜不甜”。所以，我完全贊同：中國文化走出去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謝
在讓中國文學文化走出去方面，我們還存在很多誤區。首先是對翻譯認識的誤區：有人認為中國的文學為什麼走不出去？那是因為翻譯的語言太差。說這些話的有些也是翻譯家，他們對翻譯的認識也很有侷限。而且我們某些部門的領導不懂翻譯，結果乾擾了翻譯、消解了翻譯的目標。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國際譯聯2012年確定的國際翻譯日的主題是“翻譯即跨文化交流”，這是對翻譯和翻譯研究本質目標的重申，是要通過翻譯實現跨文化交際。我們搞比較文學和比較文化，其實質和最終目的都是推動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間的交流。如果我們只關注語言文字的轉換，而忽視了跨文化交際的大目標，那麼翻譯則失去了意義。所以，今天，我們必須再次強調“翻譯即跨文化交流”。
其次，人們還有一種簡單的民族化情緒，認為中國文學文化的譯介只能靠中國人，不能靠外國人，我們自己完全有水平把中國文學文化譯介給世界。只要我們譯得好、編得好，把中國文學文化譯介出去肯定不成問題，前景一片燦爛。這樣一種不依靠外國人的盲目民族主義情緒，是影響我們中國文學、中國文化真正有效走出去的障礙。在中國文學文化走出去這件事情上，全靠我們中國人固然不行，但是全靠外國人也是不行的，需要中外譯者一起合作才能完成。
此外，人們以為翻譯只要找懂外語的人就可以了，沒想到應該去找專門的翻譯人才來翻譯。這個問題，我們有些領導沒搞清楚，有關部門也沒搞清楚。國家新聞出版總署花了大量的錢請高校的學者翻譯“大中華文庫”，這是一個很宏偉的項目，他們將中國的典籍一本一本翻譯成英文，現在已經翻譯完了一百多部，但是走出去沒有？可以查查圖書館裡的“大中華文庫”到底有多少人借？幾乎沒有人借。有多少本出版到國外？幾乎沒有。一百多部翻譯的書中只有兩本被英國的一家出版社購買了版權，這項工作做得到底是成功還是失敗？
另外，我們把過去對“譯入”活動總結出來的理論簡單拿來指導今天的“譯出”實踐，這注定是不能成功的。建立在“譯入”實踐上的理論核心是隻要把譯本翻好就可以了，不用考慮其他的因素。“譯出”不僅是要把作品譯好，還要考慮文本以外的接受因素。因此，我們要尊重文學文化譯介規律，積極探討對外譯介的翻譯理論，才能更好地指導“譯出”實踐。
王
如今，怎樣讓中國文學文化成功有效走出去已成為學術界和翻譯界研究的熱點之一。有的學者認為：中國的文學翻譯必須扭轉“貿易逆差”，必須依靠各種合力才能讓中國文學文化成功走出去：如政府與民間、中國作家與外國翻譯家以及外國權威出版社的合作等等。對此觀點，我表示贊同。因為在過去一兩千年來，我們的翻譯都是“譯入”為主。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長和綜合國力的提升，我們也應該加強“譯出活動”。通過中國的文學翻譯，讓西方更加認識和了解中國，從而促進東西方文化的交流。在此過程中，單靠某一方的力量是不夠的，我們應該通過各種力量的合作才能取得更加有效的效果。但是，也有的學者提出：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文化輸出”成了一個國家“未來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所以我們應該把 “東學西漸”當做一種文化戰略。對此觀點，我不太贊同，擔心西方人會對中國採取的“文化輸出” 與“文化戰略”感到恐慌。
謝
現在比較多的學者和翻譯家都在積極思考“中國文學文化如何走出去”的問題。在“首屆中國翻譯史高層論壇”上，大家對這個問題討論得也很熱烈。這些都是很好的。在我看來，文學文化的跨國界流傳非常複雜，決定文學譯介效果的因素有很多，包括譯入語讀者對翻譯家的認可程度。假如巴爾扎克的作品翻譯為中文，一部是法國的漢學家翻譯的，一部是傅雷翻譯的。我想大多數中國讀者都會選擇傅雷的譯本，因為傅雷是中國著名翻譯家，人民文學出版社也是中國比較權威的出版社。所以，讀者對翻譯家的認同程度對譯本的接受與傳播尤其重要。
其次，譯入語國家的社會因素、意識形態、道德觀念，某一時期占主導地位的文學觀念等等，都決定了文學作品的譯介效果。因此，僅靠中國單方面的翻譯出版，要想向世界譯介中國的文學文化而取得理想的效果，這是不可能的。馬悅然是諾貝爾文學獎評委之一，他在2006年接受南方某家報紙的採訪時說：“一箇中國人，無論他的英語多麼好，都不該把中國文學作品翻譯成英文。要把中國文學作品翻譯成英文，需要一個文學修養很高的英國人，因為他通曉自己的母語，知道怎麼用英文進行表達。現在某些出版社要求學外語的中國人來翻譯中國文學作品，這簡直糟糕極了。”所以，如果由中國的出版社請中國譯者翻譯莫言的作品，莫言恐怕也不可能獲得這次諾貝爾文學獎。
此外，我們必須正視接受環境的時間差和語言差問題。所謂時間差：是指西方讀者到最近一二十年才開始產生了解和閱讀中國文學文化的興趣和熱情，而中國讀者閱讀和接受西方文學文化，已經有一百多年了。今天的西方讀者是和中國當初閱讀嚴復、林紓的翻譯的那些讀者一樣的水平，所以，給他們讀全譯本要求太高，不如讓他們讀節譯本和改譯本。明白這一點，就清楚葛浩文為什麼在翻譯中國文學作品的時候會有大量的刪改。所謂語言差，是指中國人在學習英語和了解西方文化方面，比西方人掌握漢語和了解中國文化更容易。這是一個語言差的問題，也是文化差的問題。上海外國語大學有位西方教授在做《論語》翻譯時，會配上大量的評註，把西方思想家和哲學家與此有關的思想觀點放在一起。這樣的翻譯，會讓西方讀者感覺很親切，也很容易接受。我把這稱作為“借帆出海”，借人家的“帆”把我們的東西送出去。這樣，讀者的數量就增加了。因此，我們必須照顧到當代西方讀者在接受中國文學文化上存在時間差和語言差的問題，不要一味貪多、貪大、貪全。所以，我們現階段不妨多出些節譯本、改寫本，恐怕比那些全譯本的接受效果要好，經濟成本也會低一些。
最後，我們需要明確一個指導思想：中國文學文化走出去，不是為了搞“文化輸出”，更不是搞 “文化侵略”；而是希望通過中國文學文化的譯介讓世界各國人民更好地瞭解中國、認識中國、理解中國，從而讓世界人民與中國人民共同構建一個更加和諧的世界。文學文化是一個民族最形象生動的反映，通過文學文化了解其他民族也是最便捷的一個途徑。因此，我建議，在對外的公開場合，我們應該慎提甚至不要提“把中國文學文化推出去”，更不要提“中國文學文化走出去戰略”，這極易引起別人的反感和警惕，效果適得其反。大家站在很冷靜的立場，把簡單的民族情緒拋開，才能比較理智地結合學理思考這個問題，才能找到正確的途徑。也許到那個時候，中國文學文化才能真正有效地走出去了！
〔本文是2012年四川省教育廳社科重點項目 “文化差異翻譯中的譯者主體研究”（12SA135）、2012年四川省教育發展研究中心重點課題“四川省高校英語教師專業素質現狀調查及發展研究” （CJF012013）的系列成果之一〕
閱讀更多 學術月刊 的文章
關鍵字: 文化 葛浩文 2019諾貝爾文學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