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在《各種捐班》一文中譏諷了那些靠錢買官的財主少爺:“清朝的中葉，要做官可以捐，叫做捐班。” 清代因太平天國之亂，耗盡國庫金銀，朝廷公開賣官鬻爵官以彌補虧空。
作為一塊遮羞布，清代買官不叫買官，稱為“捐”，按規定，除了八旗戶下人和漢人家奴，財主少爺、紈絝子弟，即使是酒囊飯袋，只要有了錢，都可以捐個官做做。錢多買大官，錢少買小官，官職在清代完全成為一種商品。
有的人不但自己捐官，還為未成年的兒孫捐官，有些襁褓之中的乳臭小兒就已是品級頗高的候補官了。
在捐官者的隊伍裡，商人的比重很大，很多商人發財後棄商捐官：滇南某米商因擺售米時沒來得及給縣典史讓路，被打了一頓，他憤憤地問一過路人:“這個父母官是什麼科甲出身，為什麼這麼成風?”過路人答:“他是個銅進士出身。”米商又問:“銅進士為幾甲?”過路人答:“只不過是銀子科，三甲罷了。”銅進士銀子科，是嘲諷這個典史的官是花錢買的。
米商聽到拿錢可以買官，就說:“我也有銀子，也要買官，豈能甘心受辱捱打。”於是，他帶錢入京，捐了個未入流的官，被分配到京南某地。商人缺少文墨，但因捐官，有的竟成為主管文化方面事宜的官員。某商人捐得巡檢後，很快當上巡撫，鄉試按例須巡撫監臨，於是一個商賈成了掌握眾多士子命運的官員。
捐官需要錢，一些缺錢但又想捐官的人便想方設法弄錢來捐。有的賣掉家產，有的向親友借錢，有的幾人搭夥湊錢，還有的因錢少便先捐個價廉的小官，然後通過在任上撈錢後再捐個大官。
慶親王奕劻就是個賣官鬻爵的典型。他所賣的官不可勝數，其價格以官職大小、實惠多少來定。有個想求使臣之職的鹽商，行賄後對親友說:“慶親王讓我當使英使者了。”親友問他:“你花了多少錢?”他答以若干。親友一聽便說:“英使價高，你花的錢只夠當出使比利時或意大利的使節。”果然，後來他被任命為使意使節。
奕劻賣官不僅以官職的大小、美惡定價，有時還要看買主是誰，對有的買主就可能提價。以此，郵傳部尚書空缺，示意眾人，此缺當售銀三十萬兩。盛懷宣要買，奕劻說:“別人三十萬，你就非六十萬不可。由於錢神在官場上非常活躍，使金融機構直接介入了官場生活。捐納制度實行後，許多金店搖身一變，成為捐官引見之總彙，店內還專設了“捐櫃”，專門辦理與捐官有關的業務。
這種設有捐櫃的金店，人稱為“公金店”，未設捐櫃的金店，稱為“母金店”。公金店的掌櫃及捐櫃的夥計們與官場的交際非常頻繁，對官場規矩和捐官情況也非常熟悉。
光緒末年，各種捐例並起，各金店捐櫃莫不利市三倍，大發橫財。票號也有介入官場生活的，特別在晚清，票號與官場的聯繫非常密切。許多官僚依仗特權，將公款免息或低息存入票號，票號則對官僚個人交來的貪汙所得付以優厚利息，又嚴守秘密。
這樣，官商勾結，互相得利，成為清朝政治上的一大特色，最終付錢的是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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