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寬，獨立撰稿人，長期關注城市化、公民權利等議題
在嚴峻的疫情形勢下，救援物資的去向成為公眾關心的話題。筆者通過採訪疫區志願者發現，新冠肺炎爆發之初，一批志願者搶在第一時間啟動民間救援，卻在將物資送入疫區的途中遭遇了行政管制下的各種麻煩。而一線的醫務人員們也因此愈發焦灼和緊張，延緩了救援效率。本文試圖還原幾位疫區志願者的經歷，發掘此次救援中的問題及背後的原因。
▌物資去了哪裡？
1月24日左右，武漢醫生張豪（化名）所在的醫院物資告急。彼時，武漢已經封城，包括武漢協和醫院、湖北省中醫院、湖北省兒童醫療中心等多家醫院繞開了上級主管機構，向社會發出物資告急的求救信號。在一個醫護人員求救群裡，志願者趙晴（化名）看到武漢市第五醫院的護士們“正用垃圾袋當腳套”，口罩和發罩也是用A4紙糊的。
“一套防護服用一天”——張豪說。只要穿上了防護服，就“不敢上廁所，不敢洗澡，不敢吃，也不敢喝”， 截至1月27日，一批急診科的護士們心力交瘁，防護不力，已“倒下一半”，成為新增感染病例。
危急之下，城裡的人無奈搭建起自救的管道。張豪曾在美國遊學，幾天前，通過一個海外同學群聯繫上一位華裔。對方同意捐贈幾十個N95口罩、護目鏡和防護服。但1月24日深夜，物資運到了武漢海關，卻遭遇攔截。“海關要我們報關，說要繳關稅，辦了手續才讓進。”
一位北京互聯網公司的員工也在運輸物資時遭遇了困境。他們為武漢一家醫院定點援助了1500萬元的物資，但督查物資信息的員工發現，物資到了武漢，醫護人員卻什麼都沒拿到。1月24日，在湖北省紅十字會的門口，志願者李紅繽（化名）發現了大量的KN95口罩，而紅會的工作人員並不打算將它們寄走。“它們不是符合醫療標準的口罩。如果醫生的安全都沒法保證，怎麼去醫治病人呢？”紅會的工作人員呼籲大家，要理性捐贈。
現實是，大量的武漢民眾、二線醫護人員仍深陷物資匱乏的困境。最終，這些焦慮從省會到二級城市，從城市到鄉鎮、從醫院到社區，一層一層，掀動恐慌。來不及提高防護的人們不禁問道：我們物資告急都到了水深火熱的地步了，難道不是第一時間補充資源嗎，怎麼會還遭遇了重重關卡呢？
▲ 2月4日，一批物資抵達武昌站，該趟列車掛有滿載1500件救災物資，1件抗生素，336件消毒液共計15.2噸防疫物資的行李車廂，星夜飛馳1100餘公里馳援武漢。 © 科技日報
▌誰能決定物資分配？
中國紅十字總會是政府領導下的從事人道主義工作的社會救助團體。1904年3月，上海萬國紅十字會成立。作為中國紅十字會的前身，這家以人道救援、救助難民、救護傷病和賑濟災民為目標的救助機構在各種災難中運轉百年。此次武漢疫情中，它負責起收集信息、志願者服務等工作，一項至今引發外界爭議的職能是：統管民間援助的物資。
不少前線志願者發現，有些外界捐助依靠校友網絡，定向捐助意向明顯，但捐贈者的物資到了武漢，卻被當地紅會收走。1月27日，民政部曾發文授權湖北省紅十字會和武漢市紅十字會成為此次疫情五家指定的受捐機構之二，賦予其統領物資的權力。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曾解釋，所有物資都要走紅十字會這一官方渠道，“是為了防止有人鑽空子”。
這僅僅是問題的癥結之一，更本質的問題是——誰能決定物資分配。1月30日，湖北省紅十字會公佈了它疫情爆發以來物資分配情況——武漢仁愛醫院和天佑醫院一共獲得了36000個口罩，而武漢協和醫院此輪只分配到了3000個口罩，但武漢協和醫院是此次抗擊疫情的主戰區，職工8000多人，物資消耗更為劇烈。這激起網民的質疑——為何物資消耗量巨大的武漢協和醫院只分配到了3000個口罩，難道不是因為疫情爆發之初，它率先繞過衛健委向社會求助，開罪了有關部門嗎？
在接受《南方週末》的採訪時，武漢市紅十字會的工作人員稱，物資分配的權力在衛健委和防控指揮部，武漢各家醫院擁有什麼物資、分配多少，都由它們決定，而非由紅十字會。這進而打擊了民間捐助者積極性，不少志願者向媒體表示：“寧願不捐，也不捐給紅會。”
問題已相當明晰：物資抵達武漢卻送不到醫護人員的手中，“攔截”物資的的卻是行政設下的層層關卡，它們有意無意地令此次救援工作低效、滯緩。但縱觀過往地方政府與民間機構合作抗災的事，情況卻大為不同。
▲ 防治疫情期間，武漢市紅十字會工作人員在登記收到的物資。 © 許星星 / 新京報
▌汶川地震中，地方政府和民間機構是怎麼合作的？
2008年5月，汶川地震爆發。它開啟了民間援助的熱潮，據中國民政部統計，截至2008年6月底，全國介入汶川地震救援的各類民間組織為38.6萬多個，其中社會團體21萬多個，捐助資金達600多億元。
儘管今天疫情的救援門檻不可與當時的地震同日而語，但彼時，四川政府對外界援助的態度尚是開放的。志願者——《南京晨報》的前記者朱福林——對筆者回憶，5月20日，他跟隨江蘇省救援隊抵達四川，一下飛機就在高速公路上發現廣告牌被撤下了，換上了八個大字——“四川人誠謝天下人”。“就這讓人覺得地方政府很需要我們，很歡迎外界的幫助。”
而且，地方政府也為來自海外的援助也敞開大門，設置了專用的物資綠色通道。一篇《新華日報》的舊文記錄道，5月21日13時10分，俄羅斯伊爾-76軍用運輸機降落在成都雙流國際機場。從艙門打開、辦理檢疫手續，到貨物搬運裝車不到一小時。在機場，官方為救援車隊開設綠色專道，5小時後，俄羅斯的物資就抵達了重災區綿陽，這在今天看來幾乎不可想象。三天後，5月24日，時任國家總理溫家寶與聯合秘書長潘基文在災區會面，表達對國際社會援助的感謝。據新華社，截至當年5月21日21時，國外擬通過外交渠道捐贈的資金約4.92億元人民幣。
誠然，針對當年汶川地震的物資流向也存在諸多質疑——比如有研究者認為，由於監管不當，當時汶川地震的民間物資有80%都流向了官方，沒有抵達受捐助者，這與當時物資管控不透明有關。再比如地震後期，一些捐助同樣遭遇了行政因素帶來的障礙。但不可否認的是，
地震爆發初期，地方政府對志願者歡迎的態度是包容、開放的，與今天武漢政府的做法形成鮮明對比。
▲ 至2008年汶川地震發生一年後，香港各界對災區的捐款共計約合人民幣83億元。© ftu.org.hk
▌民間機構的優勢亟待釋放
這或與過去幾年“全能型政府”的迴歸態勢有關。全能型政府是一種追求“無所不能”的政府，作為計劃經濟的產物，它往往通過指令性計劃和行政手段管理經濟和社會，將自己定位為社會的“生產者”、“監督者”、“控制者”。
相對於“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全能型政府而言，公民服務型政府則主張“為社會和民眾提供公共服務”，強調開放空間讓社會團體自主運作發展，強調協助、推動團體發展。由此，公民服務型政府也更加包容、追求多元，為社會團體下放更多自主權，也就是俗稱的“小政府、大社會”形態。
由於行政因素的種種限制，靈活性差是現代政府一大缺陷。陝西婦女研究會會長高小賢曾撰文解釋了這種了“不靈活”——由於現代政府的決策是程序性的，在面對非常態性問題時，政府的反應往往比較遲緩，而突發事件往往超出了政府官僚體系正常的決策範疇，這就導致了在災難發生時，政府的舉措往往是遲緩的，而NGO沒有那種嚴格的程序，面對突發性的社會事件能很快地做出反應。
在提供公共物品上，民間機構也更具有效率優勢，它具有政府部門的提供公共物品的功能，同時又以更類似於企業的方式運行。與此同時，NGO也是多元的、平等參與的、競爭的、相互獨立的，是由各種不同關注、不同取向、不同動機的人群發起的組織構成的。這種組織形態更加靈活、應變力強，能夠及時到達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細節。比如，當官方的“眾志成城”聚焦在災難中心時，一些災情同樣慘重的邊緣地區，暫時遭到政府遺忘的群體同樣可以得到NGO照顧。
另外，政府推出的應急政策一般都是統一化、標準化的，對於少數群體的需求可能一時無法顧及，但NGO的公益性及多元化，恰好彌補了此一不足，特別是在對弱勢人群、弱勢地域的服務上。但全能型政府生態恰恰掣肘了這一點，它打造了一套謹小慎微的官僚體系，這個秩序中，官員“不敢動、怕負責”，始終不願將交還給社會。
由此帶來的弊病顯性地體現在這次武漢疫情上。1月23日，武漢官方宣佈封城後，浙江省啟動了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成為此次疫情中首次拉起警報的省份。當日晚間，廣東省也拉響了一級警報，其後一天，湖南、北京、上海、安徽、重慶紛紛拉響一級警報。但1月24日中午12點左右，作為疫情爆發的中心地湖北省才宣佈啟動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
值得一提的是，在1月22日凌晨兩點多，湖北省政府才啟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二級應急響應，反應遲緩，令人咋舌。而聽命於武漢市衛健委的紅十字會也同樣遭到了“反映遲緩”的質疑。在積攢了大量的社會物資時，由於沒有得到“上級”的指示，它始終無法將資源及時分配給受捐助者們，又進一步激化了社會矛盾。
1月27日，《財經》雜誌發表《不止有武漢：湖北疫區16城實錄》，荊州市醫院一位一線醫護人員的家屬在文中稱，她已經連續三天沒有休息，在為父親所在的醫院向社會求助。她聯繫了一些愛心物資提供商，都回復她：武漢優先。而得不到及時救治的患者正以報復社會的方式惡意感染健康人群，一名武漢大學人民醫院的醫生向財經記者回憶，“有的患者會撕開你的面罩向你吐口水。他們說，‘沒有藥誰也別想好’”。
▲ 湖北仙桃，空無一車、一人的街道。 © 財經雜誌
轉折發生在2月3日——根據中部戰區命令，駐鄂部隊抗擊疫情運力支援隊2日正式抽組成立，開始承擔武漢市民生活物資配送供應任務。駐鄂部隊抗擊疫情運力支援隊出動50臺軍用卡車，將200餘噸生活物資從武漢市各大配送中心調運至武漢三鎮，供應各大超市，保障武漢市民生活。這是這個運力支援隊臨時抽組以來，執行的首次支援運輸保障任務。
中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指令能解決武漢人民暫時的水深火熱，但要打破公民參與到這場救援的管道，服務到邊緣的地區，還有漫長的一段路要走。1月30日，武漢紅會在其公告中更改了定向捐贈規則，表示境內外單位或個人如有捐贈意願，可直接與定向捐贈醫療機構聯繫，確認後將捐獻物資直接發往受捐單位。這或許意味著武漢紅會放開部分捐贈權限，民間力量終於有機會通過那扇窄門，抵達無數個急需幫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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