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的中國”，流動的疫情。庚子鼠年這個春節，每一箇中國人的心都被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疫”牽動。這種發端於湖北武漢的新型冠狀病毒，在短短一個月時間裡就將“蝴蝶效應”釋放得淋漓盡致，迅速在全國蔓延開來。

一、疫情下，特大城市的利與弊

流動的疫情，激發了全國民族強大的凝聚力，也引發了社會輿論對中國城市化發展路徑的反思。比如，日前著名經濟學家李鐵就撰文指出，中國發生的公共衛生安全事件，上一次是在北京，時隔十幾年之後，又發生在武漢。類似的事件先後發生在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我們應該反思，城市化的發展道路將來遇到的挑戰不僅僅是經濟方面的，更多的挑戰卻顯示在社會層面。

他認為，這次的疫情如果發生在50萬人以下的中小城市，對其的控制和管理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結論顯而易見，肯定要比特大城市的管控要容易的多。即使“封城”也不會帶來巨大的社會成本，而且可以迅速地在有限的空間內對疫情加以控制，人口的流動規模和範圍，也不會像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那樣能影響到全國和其他國家。

李鐵進一步指出，如果說我們過去關注的是貧民窟、社會治安以及公共衛生和環境汙染等問題。那麼在中國的城市化道路上，可以把疫情的迅速傳播也可以列為新型的“城市病”。

李鐵的擔憂不無道理。眾所周知，與中小城市相比，一方面，特大城市內部人口高度密集，具有空間上的緊密聯繫和多樣性的城市生活，帶來內部的高度流動性；另一方面，特大城市具有強大的經濟生產、商業商務、旅遊娛樂、教育文化、醫療、交通等功能，極大地擴展了城市的外部流動性，使其成為城市體系中人口流動性的樞紐地區。

因此，一旦疫情爆發於人口高流動性的特大城市，必然會在某種程度上加劇其蔓延的勢頭，尤其是，將人口流動性放置在春節人口大遷移的背景下，其疊加效應所帶來的問題就更加嚴重。

武漢

1月26日晚，武漢市委副書記、市長周先旺在新聞發佈會上表示，武漢市有1100多萬常住人口，戶籍人口990多萬，流動人口將近500萬。因為春節因素和疫情因素，約有500多萬人離開這座城市。500萬人是一個什麼概念？大致相當於貴州省會城市貴陽的常住人口數。而據網絡數據，武漢這500餘萬流動人口，其中大約有三分之一在湖北省外。在這個時期，湖北省還有數百萬人口的年節期間返鄉流動，上百萬大學生在寒假假期返鄉和節後返校流動。種種因素疊加，使武漢在疫情爆發的背景下，其風險的內在強化和外部傳遞更加明顯。

對此，復旦大學教授任遠指出，特大城市具有人口巨大規模、高度密集和高度流動性等特點，存在著包括傳染性疾病在內的各種複雜風險的集聚。高密度城市中的人口集聚，使得疾病蔓延的速度和規模都比人口疏散的鄉村更為嚴重。稍有不慎，就會釀成巨大的災難性事件。而本次席捲全國及部分國家和地區的新冠肺炎疫情，也顯著地證明了這一點。

既然特大城市、超大城市在傳染病集聚及傳播等方面，存在著如此多的弊端，那麼是否意味著中國有必要改變當前做大做強中心城市，推動區域協同發展的理念，轉而重點發展中小城市呢？

在回答上述問題之前，我們還是先回顧全球著名城市經濟學家愛德華·格萊澤在其著作——《城市的勝利》裡的一段話。他認為，“城市建設是很困難的，高度集中既帶來了成本，也帶來了收益。但那些成本是非常值得承受的，因為無論是在倫敦富麗堂皇的商場裡，還是在里約熱內盧難以駐足的貧民窟中，我們的文化、我們的繁榮，以及我們的自由都是屬於在那裡共同生活、工作和思考的人們的最終禮物，這就是城市最終的勝利。”

愛德華·格萊澤這段話打破了偏見，顛覆了人們對城市既有的認知和理解。不錯，特大城市、超大城市與中小城市相比，在面臨疫情等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時，存在著不少顯而易見的“軟肋”，相應的需要付出成本和代價也就更大，但是這決不能成為否定其發展壯大的根本理由。

2003年時期的香港

從1萬多年前古敘利亞的傑里科開始，人類就開始不遺餘力地發展城市這種文明的產物。多年來，數不勝數的瘟疫爆發於密集的大城市之中，比如，公元前430年，整個雅典差點毀滅於一場瘟疫的侵襲；1832年，紐約有超過0.5%的人口喪生於霍亂之中；1918年西班牙流感造成了紐約、倫敦、巴黎等多個世界知名城市，人口損失慘重；2003年，香港“非典”死亡人數300人，佔全球死亡人數近三分之一。儘管如此，人類並沒有因此改變做大中心城市，進而提升其承載力、聚集力和容納力的思路。

因為推動人類社會進步，主要源於不斷進步的科學技術。從蒸汽技術革命、電力技術革命、計算機及信息技術革命，到以人工智能、虛擬現實、量子通信、生物醫藥等為代表的第四次工業革命，無不說明了這點。尤其是，近代以來醫學技術不斷探索和創新，使得霍亂、麻風、天花、流感還是鼠疫等，都沒有阻擋人類文明的進步。而這些對於人類社會產生重大影響的科學技術，大多誕生於大城市、特大城市中。

事實上，自雅典城時代開始，大城市就已經是知識傳承和科技創新的重要門戶。一代又一代的自由人湧入大城市，在接受優質教育的同時，還利用己有的最前沿資源，便捷的相互交流環境，以及相互迸發靈感的機會，給科學技術和多元思想，提供了肥沃的孕育土壤。

人類進入互聯網世界之後，有不少專家提出，互聯網把世界推平，所有的信息以更快速度流動，人類沒必要在大城市裡蝸居，而是完全可以住在僻靜的鄉村、遼闊的海邊，在那個空氣清新、安靜的地方與全世界進行信息溝通、學習。所以，他們認為互聯網發達的結果是人口從大城市、特大城市中溢出。

結果預言非常不幸被現實狠狠地撞了一下腰。如愛德華·格萊澤所言，短短几十年的高科技是無法戰勝人類數百萬的發展歷史。在網絡空間裡的交流將永遠無法與分享一頓美食、一個微笑或一個親吻相提並論。我們人類主要是通過其他人提供的聽覺、視覺和嗅覺來學習的。比如，在班加羅爾和倫敦人口密集的走廊裡，思想可以很方便地在人與人之間交流。人們願意忍受大城市裡的高房價，正是為了與各行各業的精英人才生活在一起。

德國柏林

還有人會說，德國沒有一座特大城市（最大的城市為首都柏林，人口僅有360多萬），但是並不妨礙其經濟、科技、金融實力等在全球的領先地位。因此，中國應該借鑑德國發展中小城市的思路。然而，我們需要說明的是，德國沒有大城市、特大城市，是有一定的歷史原因，比如，一方面德國在歷史上長期分裂，直到19世紀下半葉才實現統一，在此之前存在數百個獨立的邦國，歷史條件不允許德國集中資源發展首都；另一方面，德國屬於聯邦制國家，這注定了資源不可能聚集到首都柏林等少數城市，也使得各地發展相對比較均衡。而中國的國情與德國存在著很大不同，貿然借鑑後者的城市化發展思路，顯然是不行的。

二、補齊特大城市發展短板

不過，話又說回來。儘管此次疫情不會使得中國城市化進程放緩，繼續做大中心城市的思路，也不會因此發生改變，但是中國特大城市、超大城市在發展過程中，存在的短板也不能忽視。

其一、城市治理能力不足。特大城市的各種問題是人口、產業及生產要素加速聚集與城市管理服務能力不相對稱的結果。城市發展中的諸多問題，包括此前“非典”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等公共衛生安全事件的爆發，也應如此來加以判斷。不能將疫情擴散歸因於特大城市的人口數量過多，而其根本上是由於城市治理能力和應急管理體系不足的結果。

近日，清華大學建築學院城市規劃系教授田莉也提到，當前我國城市空間管理的過程中，社會組織的力量相對薄弱，社區和公眾的參與有限，基本上依靠行政主導。如果行政管治層面出現問題，就會缺乏補救機制，造成嚴重後果。在這次疫情爆發的過程中，這些問題顯得非常突出。

按照任遠教授的說法，新冠肺炎的疫情似乎會形成一種對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恐懼印象，覺得是因為人口集聚帶來了風險集聚，這容易忽略特大城市實際上才提供了更強的風險管控的真實情況，並會偏離於在城市化過程中完善城市管理服務、加強城市治理現代化，提高城市承載力的迫切要求。

實際上，從世界城市的發展歷史看，城市管理服務能力是不斷提高的，城市總體上是在人口增長中提供安全、繁榮和實現生活質量的提高。比如，1901年，紐約的平均壽命比全國其他地區低7歲，人們先是把這件事歸因於城市高密度帶來的傳染病流行導致的。結果一番調查後，發現罪魁禍首是當時紐約市四處滋生蔓延的腐敗現象：本應用於公共服務的大量稅收和財政支出不明去向，各類崗位人員供給不足，城市街道髒亂不堪，水質情況也極度惡劣。後來紐約更換了領導班子後，城市清潔環境大為改善，1901-1910年間，紐約男性的預期壽命也增長了4.7歲。

還有19世紀中後期倫敦霍亂流行，與城市中採用明渠排汙有很大的關係，後採用封閉的給水排水系統，確保乾淨的水源，最後控制了疫情的蔓延。

2月3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明確提出，這次疫情是對我國治理體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們一定要總結經驗、吸取教訓。要健全國家應急管理體系，提高處理急難險重任務能力。我們注意到，今年重慶市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科學理政，依法行政，加快推進政府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其二、基層醫療設施和服務有待完善。此次疫情初期，湖北武漢患者瘋狂湧入三甲醫院，使後者人滿為患，而分級診療政策下打造多年的基層醫療體系形同虛設，並未完成基層首診、分流導流的任務，民眾對基層醫療的不信任仍未轉變，由此造成對醫療資源的集體性擠兌，而院內的交叉感染又進一步加速了病毒的傳播。因此，加快完善基層醫療設施和服務，落實分級診斷制度，顯得迫在眉睫。

田莉教授還建議，面對公共衛生突發事件，我們可以依據城市規劃空間信息系統，科學劃分防疫片區，配合“分級診療”，保障後勤供應。北京青年報認為，此次疫情將使得公共財政加大對公共衛生的投入，推動公共衛生設施建設提速，切實解決三甲傳染病醫院偏少等問題。補上包括公共衛生在內的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短板。

經歷了“非典”和新冠病毒疫情後，我們是否應該加快推動戶籍制度改革，進而最大程度減少全國大規模人口遷徙，降低未來疫情防控風險和壓力。李鐵認為，要通過吸取這次大規模的疫情傳播的教訓，及早強化推進戶籍管理制度改革和外來人口市民化的進程，解決人口大規模流動帶來的社會問題。

去年1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促進勞動力和人才社會性流動體制機制改革的意見》提出，全面取消城區常住人口300萬以下的城市落戶限制，全面放寬城區常住人口300萬至500萬的大城市落戶條件。完善城區常住人口500萬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積分落戶政策。儘管此項政策看上去力度不小，不過由於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基本上是以本地財政為主地方政府能否有足夠的積極性去落實還要打一個大大問號。

實際上，戶籍制度改革，不僅僅是改的不僅僅是戶口本身,還需要與之相關聯的公共服務、社會保障、城鄉土地制度、住房制度,乃至中央和地方的財政體制的綜合配套改革。因此，我們應該以此次疫情作為契機，分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同時推動與戶籍制度相關聯的各種土地、財政體制等方面的改革，以減少因人口流動而導致全國性危機發生的幾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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