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君子广泛涉猎文献典籍的学习，并能以礼制来加以约束规范，也就不会违背大道了。
孔子的意思是说，既要有古典文献、书本知识的大量学习，泛观博览；又能在实际生活中亲身践行，视听言动合乎礼义，两手都要硬，这才是全面发展。少了哪边都容易落入“器”的格局，甚至不成器，更何况成为君子。
这实际是强调礼的约束作用。参照《礼记》的一些表述，能帮你更快速地理解这句话的深意。
《礼记》的第一篇里就说道：“道德仁义，非礼不成。”为什么这么说呢？在孔子看来，上古时代人人都遵守正道的时候，其实并不需要过分谈论德、仁、义和礼，因为天下有道。天下有道，自然就有德、有仁、有义了。
后来道慢慢被大家抛弃了，所以才强调内心的德和仁。但人的心理活动只能靠内观自省，往往可能靠不住，所以要用礼来约束。
孔子一直都强调，礼就是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毕竟礼有比较具体的规章制度形态。对于孔子来说，是最不愿意用刑罚条律来处理社会事务的，这个偏好也一直影响着后世的儒家读书人，也影响了中国古代的司法运行。
在今天的社会，你当然会觉得法律是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日常社会的运行也仍然离不开道德伦理。什么都推给法律，社会管理成本其实是很高的。
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孔子去见卫国得宠的国君夫人南子，子路为此很不高兴。孔子发誓说：如果我做了错事，上天厌弃我吧，上天厌弃我吧！
《史记》是这么记载这件事的：孔子曾经被人困住，解脱之后返回卫国，住在蘧（qú）伯玉家。孔子周游列国，当然是希望所到之处，都能够说服国君施行仁道、恢复礼治。
南子是卫灵公非常宠爱的夫人，而且对卫国的政治参与很深。司马迁说，是南子叫人带话给孔子，说来卫国见国君的人，没有不先来拜见她的。对于孔子来说，只要能推动自己的政治理想，怎么样也要试试嘛。
不过南子这个女子名声非常不好。我前面还说过，她跟美男子宋朝的关系很暧昧，导致了一场内乱。所以这下孔子可为难了，最后的结果是，孔子还是去见了南子。
这下，直性子炮筒子的子路可不高兴了：一来子路肯定对这个祸乱卫国的女人有抵触情绪，二来也是怕有损老师的名节，被天下人误会。于是他就跑去问老师。老夫子被迫无奈，也确实着急，又怕解释不清，只好指天发誓。
这也就是子路，换了别人可能也不敢这么对老师。子路的耿直可见一斑。孔子连声发誓：如果我做了错事，让上天厌弃我吧。做老师的，也是相当可爱。
《史记》里描写了孔子见南子的细节，说孔子进了门，北面稽首行礼。南子隔着帘子见孔子，在屋里间几次给孔子还礼时，耳边挂着的玉坠子叮叮当当不断发出声音。
孔子在外面，客客气气地说了一句：我因为以前没来见，这是来给您答礼。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到，孔老夫子见南子还是相当守礼、规矩的。不过这个细节，司马迁是怎么知道的，我就说不清了。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孔子说：中庸作为道德，是最高级的了。在当下的人里，已很少见到了。
今天你看到的《中庸》，据传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作品，朱熹从《礼记》中把它和《大学》单抽出来重新编成另一本书，将它和《论语》《孟子》合在一起并称为“四书”。
这是“中庸”这两个字作为一个固定概念第一次出现在《论语》里。“中庸”是孔子从周礼中发展出来的非常核心的概念，也是儒家很重要的行为标准和判断标准。但我要提醒你，这里的“中庸”跟现在被滥用的那种保持中立、态度暧昧、骑墙随风倒、见风使舵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这个“中”，当然和“执两用中”有相通的意思。“中庸”的这个“中”，单拎出来说的话，实质上是一种标准，一种原则。它要求你要恰到好处，正中靶心，在时间上、速度上、程度上和准头上都能够很好地保持均衡——一点不多，一点不少，一点不过，一点不欠。
那再来看看“庸”，单独来说“庸”这个字就是指“平常”。也只有平常日用而不知的东西，你细看的时候才会猛然发现，里面藏着很多没有注意过的磅礴道理，而这种道理其实又是每个人都能够感知和体会的。
那么结合起来，“中庸”就是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用正确的方法，做对了应该做的正确又平常的事情。用现代人的话来说，应该就是把握那个“临界点”。
“其至矣乎”是说：这是最高境界，但不是做不到、可望而不可求的事情。只要肯努力实做，最终都能做到，只是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人实在太少。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矣。”
子贡问道：如果有人能广泛地给人民恩惠，又能够救助大众，怎么样呢？做到这样可以算是仁人了吧？孔子说：何止于仁德？这简直就是圣德了，连尧舜尚且都难以做到。一个仁者，自己要站得住，也要让别人站得住；自己要行得通，也要让别人行得通。能够就身边切近的事情做起，这就是仁的方法。
在前面的课程里，孔子讨论了仁和智，在这里又讨论了仁和圣。仁和圣，是儒家很重要的一对概念。
仁和圣的区别是什么？孔子说，仁是向内的，求诸自己的学问，是一种志向、素养和能力。当仁义之德有机会在一个好的平台上施展时，那就像江海奔腾，汩（gǔ）汩不绝，遍及天下。这就是“圣”，圣是比仁更高的标准。
尧舜其实就是孔子心目中的古代圣王，但“广泛地给人民恩惠，又能够救助大众”的确是个惠及天下的大任。不是说尧舜没有这个心，而是有的时候种种客观因素会限制和妨碍他实现这个愿望，人在主观上无法掌控。
但人能做到的是什么呢？是培养、扩充仁德的心，自己要站得住，也要让别人站得住；自己要行得通，也要让别人行得通；在现有的条件下去积极地实践仁义道德，教育民众，改变社会。
当然从历史客观来讲，“圣”确实是帝王将相之学，像孔子这样的知识分子能做的也就是修身求仁了，就连后代封圣也都是帝王封给他的。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句话今天早就深深地刻在中国人的骨子里，甚至到了你日用而不知的程度。比如说，你如果见到有些人的名字叫“立人”或者“达人”，不管他家里的长辈是不是读过《论语》，源头其实都是孔子这句话。
最后还有一个需要你特别注意的地方，就是“仁之方”这三个字。我理解，这可是如何学仁、习仁、用仁的大关键。
因为子贡这个人志向高远，孔子怕他不屑于从身边小事和周围环境去着手，所以特别向他强调了“能近取譬”。就是说能从身边、手头的小事开始，一点一点接近、修炼、扩充自己对仁德的涵养。让他从眼前脚下实实在在地一点一点做，一步一步前进，最终学成君子。
-摘自靳大成《论语通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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