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說：君子廣泛涉獵文獻典籍的學習，並能以禮制來加以約束規範，也就不會違背大道了。
孔子的意思是說，既要有古典文獻、書本知識的大量學習，泛觀博覽；又能在實際生活中親身踐行，視聽言動合乎禮義，兩手都要硬，這才是全面發展。少了哪邊都容易落入“器”的格局，甚至不成器，更何況成為君子。
這實際是強調禮的約束作用。參照《禮記》的一些表述，能幫你更快速地理解這句話的深意。
《禮記》的第一篇裡就說道：“道德仁義，非禮不成。”為什麼這麼說呢？在孔子看來，上古時代人人都遵守正道的時候，其實並不需要過分談論德、仁、義和禮，因為天下有道。天下有道，自然就有德、有仁、有義了。
後來道慢慢被大家拋棄了，所以才強調內心的德和仁。但人的心理活動只能靠內觀自省，往往可能靠不住，所以要用禮來約束。
孔子一直都強調，禮就是社會的最後一道防線，畢竟禮有比較具體的規章制度形態。對於孔子來說，是最不願意用刑罰條律來處理社會事務的，這個偏好也一直影響著後世的儒家讀書人，也影響了中國古代的司法運行。
在今天的社會，你當然會覺得法律是社會的最後一道防線，但日常社會的運行也仍然離不開道德倫理。什麼都推給法律，社會管理成本其實是很高的。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孔子去見衛國得寵的國君夫人南子，子路為此很不高興。孔子發誓說：如果我做了錯事，上天厭棄我吧，上天厭棄我吧！
《史記》是這麼記載這件事的：孔子曾經被人困住，解脫之後返回衛國，住在蘧（qú）伯玉家。孔子周遊列國，當然是希望所到之處，都能夠說服國君施行仁道、恢復禮治。
南子是衛靈公非常寵愛的夫人，而且對衛國的政治參與很深。司馬遷說，是南子叫人帶話給孔子，說來衛國見國君的人，沒有不先來拜見她的。對於孔子來說，只要能推動自己的政治理想，怎麼樣也要試試嘛。
不過南子這個女子名聲非常不好。我前面還說過，她跟美男子宋朝的關係很曖昧，導致了一場內亂。所以這下孔子可為難了，最後的結果是，孔子還是去見了南子。
這下，直性子炮筒子的子路可不高興了：一來子路肯定對這個禍亂衛國的女人有牴觸情緒，二來也是怕有損老師的名節，被天下人誤會。於是他就跑去問老師。老夫子被迫無奈，也確實著急，又怕解釋不清，只好指天發誓。
這也就是子路，換了別人可能也不敢這麼對老師。子路的耿直可見一斑。孔子連聲發誓：如果我做了錯事，讓上天厭棄我吧。做老師的，也是相當可愛。
《史記》裡描寫了孔子見南子的細節，說孔子進了門，北面稽首行禮。南子隔著簾子見孔子，在屋裡間幾次給孔子還禮時，耳邊掛著的玉墜子叮叮噹噹不斷髮出聲音。
孔子在外面，客客氣氣地說了一句：我因為以前沒來見，這是來給您答禮。從這個細節可以看到，孔老夫子見南子還是相當守禮、規矩的。不過這個細節，司馬遷是怎麼知道的，我就說不清了。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孔子說：中庸作為道德，是最高級的了。在當下的人裡，已很少見到了。
今天你看到的《中庸》，據傳是孔子的孫子——子思的作品，朱熹從《禮記》中把它和《大學》單抽出來重新編成另一本書，將它和《論語》《孟子》合在一起並稱為“四書”。
這是“中庸”這兩個字作為一個固定概念第一次出現在《論語》裡。“中庸”是孔子從周禮中發展出來的非常核心的概念，也是儒家很重要的行為標準和判斷標準。但我要提醒你，這裡的“中庸”跟現在被濫用的那種保持中立、態度曖昧、騎牆隨風倒、見風使舵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的。
這個“中”，當然和“執兩用中”有相通的意思。“中庸”的這個“中”，單拎出來說的話，實質上是一種標準，一種原則。它要求你要恰到好處，正中靶心，在時間上、速度上、程度上和準頭上都能夠很好地保持均衡——一點不多，一點不少，一點不過，一點不欠。
那再來看看“庸”，單獨來說“庸”這個字就是指“平常”。也只有平常日用而不知的東西，你細看的時候才會猛然發現，裡面藏著很多沒有注意過的磅礴道理，而這種道理其實又是每個人都能夠感知和體會的。
那麼結合起來，“中庸”就是在正確的時間、正確的地點用正確的方法，做對了應該做的正確又平常的事情。用現代人的話來說，應該就是把握那個“臨界點”。
“其至矣乎”是說：這是最高境界，但不是做不到、可望而不可求的事情。只要肯努力實做，最終都能做到，只是在現實生活中這樣的人實在太少。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矣。”
子貢問道：如果有人能廣泛地給人民恩惠，又能夠救助大眾，怎麼樣呢？做到這樣可以算是仁人了吧？孔子說：何止於仁德？這簡直就是聖德了，連堯舜尚且都難以做到。一個仁者，自己要站得住，也要讓別人站得住；自己要行得通，也要讓別人行得通。能夠就身邊切近的事情做起，這就是仁的方法。
在前面的課程裡，孔子討論了仁和智，在這裡又討論了仁和聖。仁和聖，是儒家很重要的一對概念。
仁和聖的區別是什麼？孔子說，仁是向內的，求諸自己的學問，是一種志向、素養和能力。當仁義之德有機會在一個好的平臺上施展時，那就像江海奔騰，汩（gǔ）汩不絕，遍及天下。這就是“聖”，聖是比仁更高的標準。
堯舜其實就是孔子心目中的古代聖王，但“廣泛地給人民恩惠，又能夠救助大眾”的確是個惠及天下的大任。不是說堯舜沒有這個心，而是有的時候種種客觀因素會限制和妨礙他實現這個願望，人在主觀上無法掌控。
但人能做到的是什麼呢？是培養、擴充仁德的心，自己要站得住，也要讓別人站得住；自己要行得通，也要讓別人行得通；在現有的條件下去積極地實踐仁義道德，教育民眾，改變社會。
當然從歷史客觀來講，“聖”確實是帝王將相之學，像孔子這樣的知識分子能做的也就是修身求仁了，就連後代封聖也都是帝王封給他的。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句話今天早就深深地刻在中國人的骨子裡，甚至到了你日用而不知的程度。比如說，你如果見到有些人的名字叫“立人”或者“達人”，不管他家裡的長輩是不是讀過《論語》，源頭其實都是孔子這句話。
最後還有一個需要你特別注意的地方，就是“仁之方”這三個字。我理解，這可是如何學仁、習仁、用仁的大關鍵。
因為子貢這個人志向高遠，孔子怕他不屑於從身邊小事和周圍環境去著手，所以特別向他強調了“能近取譬”。就是說能從身邊、手頭的小事開始，一點一點接近、修煉、擴充自己對仁德的涵養。讓他從眼前腳下實實在在地一點一點做，一步一步前進，最終學成君子。
-摘自靳大成《論語通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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