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印尼“九 ·三〇”（1965年9月30日，以蘇加諾總統警衛團三營營長翁東中校為首的一批軍官發動了“9·30”運動，解散內閣，設立“革命理事會”，蘇哈托隨後反擊得手，負責恢復治安和秩序。1966年，蘇哈托代行總統職權。）事件發生後，蘇哈托軍人政權上臺。由於蘇哈托為首的軍人政權上臺後實行親西方的政策；另外由於懷疑中國支持印尼共產黨參與了“九·三〇”事件，力圖顛覆印尼現政權，這兩個原因都讓蘇哈托政府把當時中國視為印尼的主要敵人，對華採取排斥政策，致使兩國關係惡化。
1967年中國和印尼關係惡化到頂點，4月22日印尼軍警封鎖和包圍中國駐印尼大使館，並宣佈中國駐印尼臨時代辦和總領事為“不受歡迎的人”；10月23日印尼外交部宣佈印尼政府決定關閉印尼駐華使館，要求中國保證其使館人員安全撤離中國。同時，印尼要求中國自1967年10月30日起，關閉駐印尼大使館和各領事館，以及全體中國人員在最短時間內撤離印尼。
1967年10月31日，中國駐印尼大使館全體人員回到中國，中國與印尼中斷了外交關係。此後，印尼蘇哈托政府直到1990年8月8日才與中國重新復交，兩國中斷外交關係達23年之久。

蘇哈托
那印尼蘇哈托政府時期，在中斷與中國23年外交關係後為何又決定復交？
第一，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原油市場萎縮，價格不斷下跌，這給石油資源豐富的印尼，原來制定的“推動石油出口”的經濟戰略以巨大打擊，印尼希望拓展“非石油天然氣產品”的市場以增加出口。而當時中國至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中國經濟的發展成就成為世界的焦點。日益富裕的中國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消費市場。因此以蘇哈托為首的印尼政府認為中國是一個有良好發展前景的大市場，希望迅速發展與中國的經貿關係。此外印尼和中國斷交以後，兩國貿易主要通過第三地如新加坡或香港進行間接貿易，外貿交易規模萎縮且成本大為增加，不利於兩國開展大規模經貿往來。
印尼《星羅報》曾指出“：在外交政策上，印尼考慮的主要是經濟問題，印尼在面臨西方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背景下，試圖在幅員廣大的中國為非石油出口產品開闢市場。”

中國
第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不斷調整外交政策，努力消除印尼對中國的敵視與懷疑，成為推動印尼蘇哈托政府與中國復交的一大原因。
印尼學者蘇克馬指出，20世紀70年代後期，鄧小平上臺後，中國外交政策的變化，是印尼與中國關係改變的一個重要因素。
一方面，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寬鬆氣氛為雙方交流提供了更多的機會，增進了彼此的瞭解。中國改變過去以國家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劃線的做法，淡化意識形態，重視國家和民族利益，重點開展經貿關係，使得兩國關係朝著解凍和友好合作關係方面發展。
20世紀80年代初，鄧小平正確把握“和平發展”是時代的主題，提出了“不搞意識形態爭論”，以自己國家利益為最高準則談論和處理問題，國家利益是國際關係唯一和最高價值標準的思想，糾正了“以階級鬥爭為綱”錯誤思想對外交工作的影響。
另一方面，中國強調處理東南亞事務中，不支持各國共產黨活動，不干涉這些國家的內政。1989年中國外長錢其琛在會見蘇哈托時表述，中國不會干涉印尼的內政，也不再支持印尼共產黨。
而此前蘇哈托政府一直認為“：中國支持印尼共產黨，並利用印尼華人干涉印尼內政……”當然印尼當局的這些猜測很多都是子虛烏有的。

復交後參觀中國到訪軍艦的印尼華人姑娘
第三，隨著時間的推移，國際形勢的急劇變化，以及中國在國際政治格局中的重要地位，讓印尼蘇哈托政府不得與尋求與中國復交。
20世紀70年代，由於中蘇關係極其緊張，為“應對蘇聯威脅，保衛國家安全”，中國實行了“聯美抗蘇”戰略，美國同樣出於“遏制蘇聯”的戰略需要，也很希望把中國拉到它們一邊，一起對付蘇聯。此時的中國事實上與美國為首的西方是同盟關係。因此美國從其戰略利益出發，曾向印尼蘇哈托政府施壓（蘇哈托1965年能通過政變取代蘇加諾總統上臺，美國就是背後的重要推手，當然當時的中美還是處於敵對狀態），要求恢復印尼同中國的外交關係。
據報道1975年底，美國福特總統曾就中國和印尼關係正常化的問題，同蘇哈托總統“交換過意見”；1979年，美國試圖再次逼迫印尼政府恢復同中國的外交關係。雖然當時印尼蘇哈托政府“並不屈服於美國對它的壓力”，但不得不承認這對視中國為威脅的蘇哈托政府觸動還是很大的，客觀上促進了印尼當局對中國關係的政策鬆動。
此外，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中國實行了較為靈活的外交政策，取得了豐碩的外交成果，從整體上改善了同世界主要大國和周邊國家的關係，這一切都對印尼同中國中斷的外交形成了強烈的衝擊。讓印尼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的對華政策，加快改善同中國的關係。
參考資料《蘇哈托的“中國觀”研究》、《印尼國內政治與中印尼關係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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