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胥黎嘗論格蘭斯頓曰：“大政治家不可不洞察時事之真相，喚起應時之輿論而指導之……格公每欲建一策行一事，必先造輿論。其事假借輿論之力，固不誣也……然彼其造輿論也，非有所私利也，為國民而已，苟非以此心為鵠，則輿論必不能造成。”
——梁啟超
“回形針是你的當代生活說明書，我們研究攝像頭、冥幣、垃圾短信和你拉的屎。”B站主頁裡的公告上，回形針（PaperClip）以這樣看似毫無關聯的意向疊加，宣示了他們對於這個世界一些特立獨行的看法。
2月2日，他們製作的科普視頻《關於新冠肺炎的一切 》刷屏了各大社交媒體。全網播放量合計超過1億，其中，微博播放量8000萬，微信閱讀量 3000萬，在看46萬。兩天內，社交平臺賬號累計漲粉320萬。
這是抗疫期間第一個“家喻戶曉”的爆款視頻，很難想象，僅僅是在十七年前，抗疫的主流輿論場還幾乎為官媒所牢牢掌握。而在今天，藉助於用戶所貢獻的內容，一個全新的輿論場早已呼之欲出。
相較於過往的“第一輿論場”，二者之間的關係存在著聯結，同樣也存在著差異。而在這一次的抗疫活動中，藉助於不斷湧現的“熟面孔”，這一差異正在被無限縮小，取而代之的，則是一統和互補。
01抗疫一線的“熟面孔”們
“和雲南大學印度研究院老師初五跑到印度，終於發回3000個護目鏡，3000個N95，坐著貨運三輪衝到機場，49箱直接發行李，印度警察蜀黍還蠻好，聽說是中國醫生要，放行。”
《我不是藥神》的主角原型，陸勇成為了這次抗疫活動中最早行動起來的一批“網紅”之一。作為一名白血病患者，也是一位企業家，他因為私自從印度代購仿製藥物“格列衛”而被許許多多的白血病患者稱為“藥俠”。
無獨有偶，同樣是大熱電影主角原型的川航機長劉傳健，也在醫藥領域之外為抗疫行動貢獻著自己的力量。
中新網此前報道稱，來自四川省的第三批援鄂醫療隊員已經於2日下午乘坐四川航空3U8101航班奔赴武漢，而執飛該次航班的，正是中國民航的“英雄機長”劉傳健。
這位經驗豐富的機長，因為此前成功挽救瀕臨險境的8633航班和電影《中國機長》的上映而收穫了無數粉絲。
“劉機長是主動請纓執飛運輸任務。”四川航空相關人士介紹，疫情發生以來，公司停飛了不少航班，但運輸保障航班還在飛行，公司內部不少黨員主動請戰，劉傳健就是其中之一。
除了這些國民級的“素人英雄”，坐擁龐大流量的頭部網紅們，也紛紛加入了抗疫的隊伍之中。
1月23日，薇婭團隊緊急準備了30000只N95口罩、10080份消毒液、100000份即食食品等總價值約100萬元物資，陸續寄往武漢大學中南醫院、湖北省中醫院。
1月24日，“口紅一哥”李佳琦在微博表示，其團隊諮詢了相關負責人以及電詢武漢紅十字會後，購買了9000套醫用防護服，N95口罩40000只，一次性醫用口罩7000只。
昨晚，停播了近十天的李佳琦又再度迴歸了直播間，除了一如既往火爆的效果之外，因為此前微博發佈的直播鏈接被章子怡等明星迴復，並在隨後被狂熱的粉絲們頂上熱搜，他在直播中還專程呼籲不要浪費公共資源，將社交媒體的頭條留給抗疫一線的報道。
這或許是抗疫時期的中國輿論場複雜性的又一寫照。
伴隨著疫情的持續時間的延長，“同情疲勞”早已在堆積如山的報道面前不可避免，社會龐大的信息量需求也讓官方媒體無暇四顧，整體可控的輿論框架之下，明星、網紅、英雄人物，這些非官方的存在重新成為了凝聚民眾信心的關鍵。
而在不斷拓展的話語空間之中，這些“熟面孔”們，以及他們各自所代表的行業，向這個社會所傳達出的信息也是直觀的：
抗擊疫情，他們與我們同在。
02 被重構的輿論場
電影《血戰鋼鋸嶺》的最後，行將攀登鋼鋸嶺作戰的盟軍士兵在軍官的帶領下，心甘情願的接受了醫療兵德斯蒙德·多斯的祈禱儀式。
毋庸置疑，打動士兵們的並不是多斯的信仰，而是他在沖繩島上徒手救下75位戰友的奇蹟，儘管這位士兵在服役期間連武器都不會使用，但這並不妨礙從血火中衝殺出的大兵們內心對他無與倫比的尊重。
同樣在這場抗疫行動的一線，那些從第二輿論場中脫穎而出的人，儘管大多數都與醫療行業無甚關聯，但不可否認的是，他們的存在，同樣為身處這場疫情之中的社會民眾，提供了緩解焦慮的可能。
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在此次突如其來的疫情面前，第二輿論場的崛起幾乎是一種必然。
一方面，疫情初期當地政府的失當行為和後續NGO組織的負面消息，已經不可避免的削弱了官方渠道的公信力；另一方面，民眾對於信息和信心的細緻需求也讓精心構建的第一輿論場負荷頗重。
回顧災情以來中國輿論場的變化，不難發現，第二輿論場在鼓舞民眾信心，激發社會凝聚力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是不斷上升的。儘管這之中，官方的規訓和部分自媒體的“自我閹割”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第二輿論場的坍縮，但從宏觀角度來看，這仍然是一個正向的過程。
事實上，自除夕前後，第一輿論場構建了“團結一致，眾志成城”的主流情緒框架之後，後續微觀輿情內容的填充，幾乎全部是來自第二輿論場。
以鍾南山院士相關的資訊為例，伴隨著鍾院士重返抗疫一線的官宣和個人經歷的介紹，社交媒體上，一組鍾院士健身、打籃球的影像資料迅速傳播開來，網友們“自嘆不如”的褒獎背後，樂觀、積極的輿論氛圍得以迅速構建。
儘管雙方的側重不同，但這並不妨礙第二輿論場在傳播的基礎上，對於前者所提供的信息的重組，和對於整個中國抗疫輿論生態的重構。
而正是藉助於這一重構，民眾在輿論場中的身份，由非典等抗災活動之中的旁觀者和接收者，變成了如今抗疫之中的參與者。
03 後媒體時代的風向
曾經，時任人民日報社社長張研農在復旦大學的一次公開演講中承認了“兩個輿論場”的存在，他引用了網絡上的一句調侃稱：“看半天微博，要看七天《新聞聯播》才能治癒。”
毋庸置疑，兩個輿論場是中國獨特傳媒體制下的產物，但也絕非是中國之一家特色。從廣義上來說，這更是互聯網普及和民眾權利意識覺醒下的必然產物。
全球範圍內，意識形態領域的多元化已經變得不可阻擋。而藉助這次來勢洶洶的疫情，更多人見證了來自第二輿論場的閃光點。
面對未來，兩者之間並無衝突的根源，同樣也不具備被取締的可能。更多時候，二者之間，和平共存仍然是一種常態。而在這一過程中，正如上海交通大學教授魏武揮所闡述的那樣：
媒體的職責正在日漸由“說服公眾”變成“求得理解”，“而在這一過程中，第二輿論場每天都會有些新的變化，有的變化合理且有生命力，有的變化不合理且純屬曇花一現。
隨著時代的進步，第一輿論場也必須發生變化——雖然很緩慢，但動力的主要來源之一，可能就是第二輿論場。”
這或許是後媒體時代下的風向之一。
然而事實證明了，諸多的風向之中，這或許是最有可能的一種。
儘管在這場眾志成城抗擊疫情的環境下，第二輿論場中同樣不乏缺點被放大。在很多事情上，社交媒體的大眾噪音已經脫離早期的“問責”和“科普”等，逐漸脫離“第二輿論場”，回到這些年一直習慣的“地圖炮”、“抬槓”、“互懟”的路徑上。
但絕大部分身處第二輿論場中的人，依然在以一種更加全景地、平視普通人的視角講述疫區故事，在這些故事裡，我們能看到關於疫情的另一種敘事和溫暖的人文主義論調，也看到了這場危機大背景下的一個個普通的武漢人。
而在那之外，相比於過去，人們在頌讚勇氣、奉獻、執著這些偉大精神的同時，並不是呼喚英雄的降臨，而是在以這些標準，對我們身處的這個社會提出檢驗和要求。
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中，給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個話題是“非典時期，全國人民都在守護90後，而今天，90後已經開始守護國人。”
無獨有偶，在CNN的紀錄片《冷戰風雲錄》中，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也說過這樣一句話：“中國人總是被他們之中最勇敢的人保護的很好。”
一個不懂中國的人如果只看到這些，或許並不會明白這片土地上，勇敢這一基因長存不絕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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