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 尚 贤 ， 使 民 不 争
不 贵 难 得 之 货 ， 使 民 不 为 盗 ﹔
不 见 可 欲 ， 使 民 心 不 乱 。
是 以 圣 人 之 治 ，
虚 其 心 ，实 其 腹 ，
弱 其 志 ，强 其 骨 。
常 使 民 无 知 无 欲 。
使 夫 智 者 不 敢 为 也 。
为 无 为 ， 则 无 不 治 。
——老子《道德经》第三章
老子《道德经》第三章开首就说：不尚贤，使民不争。
我们读到这个地方，大多会产生相同的疑惑：老子是一位智者，他崇尚圣人之治，而圣人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贤人的代名词，他为什么极力倡扬“不尚贤”？而“不尚贤”同“与民不争”有什么因果关系吗？
其实，这与老子所处的周代封建世袭制有关，他所说的“使民不争”的“民”也不是一般的平头百姓，而是另有所指。
老子所处的时代实行的是封建世袭制，做官出仕与“贤”无关
老子所处的时代是东周，也就是战国时期，那时的王位实行的是封建世袭制。这种制度始自夏商，但到周朝发展成熟，至汉代结束。
封建世袭制，涉及两个关键词：一是封建，二是世袭。
（一）先说封建
封建这个词也有两层含义：一是封，即封邦。即天子将某个区域划给自己嫡长子以外的嫡子或庶子，称为诸侯，作为其固定的封地；二是建，即建国。就是由被封到这个区域的诸侯在这里建立诸侯国，实施相对的自治。
至于封建的具体定制，《礼记·王制》记述的比较清楚：
“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二）再说世袭
夏商周虽然都是实行王位世袭制，但周朝因为有了国家的概念，诸侯国取代了原来的部落，封建世袭制度与宗法制度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更科学、更完备的社会管理体系。
封建宗法制度是由原始社会末期的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来的，是以嫡长子继承制为基本特点的权力分配制度。在这种制度体制下，王为天下的大宗，被视为天之元子，受天之命以君临人间，所以称“天子”，是独一无二的；其嫡长子为宗子，是王位继承者，称世子；天子的嫡长子以外的嫡子和庶子为小宗，封为诸侯，或留在中央为卿、大夫；诸侯、卿大夫或士，各为本支的大宗，其嫡长子为职禄继承者。庶子为小宗，再分封，可能就是本诸侯国里的某个区域的长官；此小宗又为本支的大宗.....如此推演无穷。
在这种封建宗法制度下，嫡庶延续越多，分封的领地就越小，一些辈份比较低的庶子就可能分封的地盘很小，事实上有些诸侯王的封地只是一座城、或一个小乡镇那样的规模。比如周代，诸侯国大致分为六个等级，分别是公、侯、伯、子、男、附庸。各个等级的诸侯受封法定面积分别是： 公国，如 齐国和鲁国，面积约为50平方公里；侯国，如晋国，面积约为35平方公里；伯国，如申国，面积约为35平方公里；子国，如 黄、罗、祝、邾等国，面积约为 25平方公里；男国，如许国，面积约为 25平方公里； 附庸国，如萧国，面积就 不足25平方公里 ，大约有现在的乡镇面积的四分之一大小。
尽管如此，因为国家的地盘和王室的官位有限，而其宗亲却一代代繁衍，到头来肯定就会有一些庶子庶孙没有得到封地和官位，甚至连附庸国也混不上，而成为名义上的庶民。
由此可见，封建宗法制度下的周，从中央到地方，大小“一把手”肯定都是公子王孙，只要有好的血统，又生逢其时，就一定会有地封、有官做，与本人是否“贤”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反过来说，那些普通老百姓、包括那些已经沦为庶民的公子王孙可能就永远也没有机会进入仕族阶层，只能是永远的庶民，再“贤”也没有机会。
封建世袭制度带来的严重后果：仕者不贤、贤者不仕
封建世袭制度、或者叫做封建宗法制度是周公设计的“周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时对于平衡各王子之间的关系，维持国家安定有很大的好处。那个时候，从周天子到各个诸侯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小官员都是血亲，有了事大家互相照应，谁对谁也不好意思下手，这也是周朝尤其是西周能够安享四五百年“小康”生活的重要制度基础。但是，到了东周尤其是进入战国时期之后，这套封建世袭制度存在的问题就越来越暴露出来：
（一）诸侯国之间“血浓于水”的关系越来越淡化。第一代周天子下属的各诸侯国国王是亲兄弟关系，第二代就成了堂兄弟，第三、第四代则血缘关系越来越远，加之各诸侯国各自为政，互不干涉，彼此之间的亲情也就越来越淡化，谁对谁有点非分之想也就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了。
（二）诸侯国之间的贫富强弱之差越来越显现。第一代周天子在封建各诸侯王时，肯定综合考虑了各诸侯王的贤愚强弱或功劳大小，所以给他们分封的邦国就有远有近、有大有小，有贫有富，这在建国之初，由于周天子有足够的威望和势力维持各邦国之间的协调，各诸侯国之间也都是亲兄弟，谁也不好意思说三道 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数代之后，继承了祖业的后代诸侯王可就出现了新的能力和国力上的差异，那些“贤”且国力强、但继承了面积小且贫瘠国土的诸侯王就会觊觎那些能力差的大诸侯国的土地，这就必然导致各诸侯之间的战争。老子写《道德经》时的时代正是这个战乱纷扰的战国时期。
（三）一大批贤能之士有治世之能却无入仕之门。由于封建世袭制的制度限制，社会上一大批有经天纬地奇才的“贤”者脱颖而出，但却没有机会成为国家的执政者，甚至连进入决策层的中央机关也没有可能，包括那时的著名纵横家张仪、苏秦这样的“大贤”很长时间也只能做个客卿这样的虚职。相反，那些诸侯国的王侯将相却全部是只知吃喝享乐的庸才，这就使那些身为庶民的贤能心生不满。
（四）成为庶民的公子王孙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如前文所述，随着世袭制度的推行，数代之后，公子王孙越来越多，而中央机关和诸侯国中的职位是有限的，所以就会有相当数量的诸侯王的庶子庶孙因为得不到分封而成为庶民。这部分庶民同普通的老百姓是有根本不同的，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只要吃饱了肚子大多没有其他非分之想，但这些本身具有王室血统的庶民整天想着怎样获得同他们的堂兄弟一样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这就使这部分人成为社会上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我一直认为，老子所言“使民不争”中的“民”其实就是专指这部分人。
结语：老子“不尚贤”是为了维护封建世袭制度，却违背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老子是一位智者，他曾经是周天子制下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应该算是“体制内”的官吏，但因为血统上不是公子王孙，所以也就不可能进入核心层。在晚年，他已经看到周天子的无能，看到了“礼坏乐崩”的既定事实，在极度失望之余才做出挂印弃官、骑牛西行的举动。他看到了“礼”的失败，但却无法跳出“礼”的束缚，所以就不能象墨子那样，大胆提倡“尚贤”，用推翻旧制度、建立新政权的革命性思维来考虑问题。
老子“不尚贤”的一个重要顾虑就是，“尚贤”带来的后果必然是彰显了从周天子到各诸侯王、从中央机关到地方政权大小官僚的“不贤”，这样必然会带来政权和土地的争夺，必然会带来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老子的基本出发点是好的，但却开错了药方。
老子的“不尚贤”根本上还是同他的“无为而治”是一脉相承的治国理念和思想，他一直想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古代“圣人”来劝诫当时的执政者，实质是一种倒退和消极的思想，根本上违背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的，所以也就是徒劳无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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