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 尚 賢 ， 使 民 不 爭
不 貴 難 得 之 貨 ， 使 民 不 為 盜 ﹔
不 見 可 欲 ， 使 民 心 不 亂 。
是 以 聖 人 之 治 ，
虛 其 心 ，實 其 腹 ，
弱 其 志 ，強 其 骨 。
常 使 民 無 知 無 欲 。
使 夫 智 者 不 敢 為 也 。
為 無 為 ， 則 無 不 治 。
——老子《道德經》第三章
老子《道德經》第三章開首就說：不尚賢，使民不爭。
我們讀到這個地方，大多會產生相同的疑惑：老子是一位智者，他崇尚聖人之治，而聖人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賢人的代名詞，他為什麼極力倡揚“不尚賢”？而“不尚賢”同“與民不爭”有什麼因果關係嗎？
其實，這與老子所處的周代封建世襲制有關，他所說的“使民不爭”的“民”也不是一般的平頭百姓，而是另有所指。
老子所處的時代實行的是封建世襲制，做官出仕與“賢”無關
老子所處的時代是東周，也就是戰國時期，那時的王位實行的是封建世襲制。這種制度始自夏商，但到周朝發展成熟，至漢代結束。
封建世襲制，涉及兩個關鍵詞：一是封建，二是世襲。
（一）先說封建
封建這個詞也有兩層含義：一是封，即封邦。即天子將某個區域劃給自己嫡長子以外的嫡子或庶子，稱為諸侯，作為其固定的封地；二是建，即建國。就是由被封到這個區域的諸侯在這裡建立諸侯國，實施相對的自治。
至於封建的具體定製，《禮記·王制》記述的比較清楚：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二）再說世襲
夏商周雖然都是實行王位世襲制，但周朝因為有了國家的概念，諸侯國取代了原來的部落，封建世襲制度與宗法制度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種更科學、更完備的社會管理體系。
封建宗法制度是由原始社會末期的父系家長制演變而來的，是以嫡長子繼承製為基本特點的權力分配製度。在這種制度體制下，王為天下的大宗，被視為天之元子，受天之命以君臨人間，所以稱“天子”，是獨一無二的；其嫡長子為宗子，是王位繼承者，稱世子；天子的嫡長子以外的嫡子和庶子為小宗，封為諸侯，或留在中央為卿、大夫；諸侯、卿大夫或士，各為本支的大宗，其嫡長子為職祿繼承者。庶子為小宗，再分封，可能就是本諸侯國裡的某個區域的長官；此小宗又為本支的大宗.....如此推演無窮。
在這種封建宗法制度下，嫡庶延續越多，分封的領地就越小，一些輩份比較低的庶子就可能分封的地盤很小，事實上有些諸侯王的封地只是一座城、或一個小鄉鎮那樣的規模。比如周代，諸侯國大致分為六個等級，分別是公、侯、伯、子、男、附庸。各個等級的諸侯受封法定面積分別是： 公國，如 齊國和魯國，面積約為50平方公里；侯國，如晉國，面積約為35平方公里；伯國，如申國，面積約為35平方公里；子國，如 黃、羅、祝、邾等國，面積約為 25平方公里；男國，如許國，面積約為 25平方公里； 附庸國，如蕭國，面積就 不足25平方公里 ，大約有現在的鄉鎮面積的四分之一大小。
儘管如此，因為國家的地盤和王室的官位有限，而其宗親卻一代代繁衍，到頭來肯定就會有一些庶子庶孫沒有得到封地和官位，甚至連附庸國也混不上，而成為名義上的庶民。
由此可見，封建宗法制度下的周，從中央到地方，大小“一把手”肯定都是公子王孫，只要有好的血統，又生逢其時，就一定會有地封、有官做，與本人是否“賢”沒有一毛錢的關係。反過來說，那些普通老百姓、包括那些已經淪為庶民的公子王孫可能就永遠也沒有機會進入仕族階層，只能是永遠的庶民，再“賢”也沒有機會。
封建世襲制度帶來的嚴重後果：仕者不賢、賢者不仕
封建世襲制度、或者叫做封建宗法制度是周公設計的“周禮”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當時對於平衡各王子之間的關係，維持國家安定有很大的好處。那個時候，從周天子到各個諸侯國、從中央到地方的大小官員都是血親，有了事大家互相照應，誰對誰也不好意思下手，這也是周朝尤其是西周能夠安享四五百年“小康”生活的重要制度基礎。但是，到了東周尤其是進入戰國時期之後，這套封建世襲制度存在的問題就越來越暴露出來：
（一）諸侯國之間“血濃於水”的關係越來越淡化。第一代周天子下屬的各諸侯國國王是親兄弟關係，第二代就成了堂兄弟，第三、第四代則血緣關係越來越遠，加之各諸侯國各自為政，互不干涉，彼此之間的親情也就越來越淡化，誰對誰有點非分之想也就沒有什麼不好意思的了。
（二）諸侯國之間的貧富強弱之差越來越顯現。第一代周天子在封建各諸侯王時，肯定綜合考慮了各諸侯王的賢愚強弱或功勞大小，所以給他們分封的邦國就有遠有近、有大有小，有貧有富，這在建國之初，由於周天子有足夠的威望和勢力維持各邦國之間的協調，各諸侯國之間也都是親兄弟，誰也不好意思說三道 四。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到了數代之後，繼承了祖業的後代諸侯王可就出現了新的能力和國力上的差異，那些“賢”且國力強、但繼承了面積小且貧瘠國土的諸侯王就會覬覦那些能力差的大諸侯國的土地，這就必然導致各諸侯之間的戰爭。老子寫《道德經》時的時代正是這個戰亂紛擾的戰國時期。
（三）一大批賢能之士有治世之能卻無入仕之門。由於封建世襲制的制度限制，社會上一大批有經天緯地奇才的“賢”者脫穎而出，但卻沒有機會成為國家的執政者，甚至連進入決策層的中央機關也沒有可能，包括那時的著名縱橫家張儀、蘇秦這樣的“大賢”很長時間也只能做個客卿這樣的虛職。相反，那些諸侯國的王侯將相卻全部是隻知吃喝享樂的庸才，這就使那些身為庶民的賢能心生不滿。
（四）成為庶民的公子王孫是最大的不穩定因素。如前文所述，隨著世襲制度的推行，數代之後，公子王孫越來越多，而中央機關和諸侯國中的職位是有限的，所以就會有相當數量的諸侯王的庶子庶孫因為得不到分封而成為庶民。這部分庶民同普通的老百姓是有根本不同的，中國的普通老百姓只要吃飽了肚子大多沒有其他非分之想，但這些本身具有王室血統的庶民整天想著怎樣獲得同他們的堂兄弟一樣過上榮華富貴的生活，這就使這部分人成為社會上最大的不穩定因素。我一直認為，老子所言“使民不爭”中的“民”其實就是專指這部分人。
結語：老子“不尚賢”是為了維護封建世襲制度，卻違背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
老子是一位智者，他曾經是周天子制下的國家圖書館館長，應該算是“體制內”的官吏，但因為血統上不是公子王孫，所以也就不可能進入核心層。在晚年，他已經看到周天子的無能，看到了“禮壞樂崩”的既定事實，在極度失望之餘才做出掛印棄官、騎牛西行的舉動。他看到了“禮”的失敗，但卻無法跳出“禮”的束縛，所以就不能象墨子那樣，大膽提倡“尚賢”，用推翻舊制度、建立新政權的革命性思維來考慮問題。
老子“不尚賢”的一個重要顧慮就是，“尚賢”帶來的後果必然是彰顯了從周天子到各諸侯王、從中央機關到地方政權大小官僚的“不賢”，這樣必然會帶來政權和土地的爭奪，必然會帶來生靈塗炭、民不聊生。老子的基本出發點是好的，但卻開錯了藥方。
老子的“不尚賢”根本上還是同他的“無為而治”是一脈相承的治國理念和思想，他一直想用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的古代“聖人”來勸誡當時的執政者，實質是一種倒退和消極的思想，根本上違背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的，所以也就是徒勞無益的。
閱讀更多 方圓居文化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