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典文學的燦爛星空中，有一顆獨放異彩的璀璨恆星——登臨之作。它以其震撼人心的藝術魅力，光照百代、流傳千古，使“登高望遠”成為中國古典文學中一個永恆的母題。
最早對“登高望遠”文學類型進行系統而深入研究的，當數學界泰斗錢鍾書先生。錢先生統觀歷代登臨之作，以為“囊括古來眾作，團詞以弊，不外乎登高望遠，每足使有愁者添愁而無愁者生愁。”著名錢學研究專家臧克和先生亦認同此觀點，將登高望遠視為“永恆‘傷愁’之象”。
兩位大師均對此進行了旁徵博引、深挖力掘，立論深刻，令人歎服。此篇文章也談談對此問題的理解，並試陳一己淺見：登高望遠不獨為“悲音”，亦可為“壯詞”或“閒適之詞”。
“登臨”行為解析
登高望遠，又可稱為登臨。“登臨”的“臨”字當作何解？筆者以為有兩層涵義：既有“身臨其境”的“到達”義，又有“居高臨下”的“看”義。如此，則“登臨”實為“登高望遠”之同義詞。
一個嚴格意義上的“登臨”行為，實際上包含了三個方面的內容：（1）身臨。即“登高”之舉。（2）眼臨。即“望遠”之舉。（3）心臨。即“聯想”之舉。換言之，登臨者必然實“身到、眼到、心也到”——有所見，亦有所思。
與上述三種行為相對應的有三個因素：（1）“身臨”行為的主體———人（其無疑是帶著某種特定的情緒或者心境的）；（2）“眼臨”行為的對象———景（包括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3）“心臨”行為的對象———事（本人之事或他人之事）。
一般而言，舉凡登臨之作，其抒寫的內容大抵不外乎此三者（當然，“心臨”的內容可能會被作者隱含而不直說，即“寓情於景”）。筆者以為可以從人、景、事三者之關係入手，探析“登臨”所包含的情感辯證法。
在這三者之中，居於主體地位的無疑是人、景和事只有進入了人的主體意識和審美體驗，才能獲得其藝術生命，否則毫無意義。但景和事也並非完全被動的，它們往往會反作用於人，強烈地衝擊人的情感體驗，引發登臨者內心巨大的波瀾，使人心無所適、神無所安——愁即因此滋生！即如唐人李嶠所言“思必深而深必怨，望必遠而遠必傷”者也。
不過，如果人能夠抵制住景和事所帶來的情感衝擊，甚至能反過來征服和駕馭它們，那麼情況就會有所不同了——非但不愁，反而豪邁；即便不能抵制這股衝擊力，假使能夠調適心態設法逃避其壓力，那麼也可能不會生愁而只是一種從容閒適的心態。
“登臨”情感分析
正是基於以上分析，筆者才認為登臨不獨為悲音，亦可為壯詞或閒適之詞。錢鍾書和臧克和論斷登臨之作皆為“永恆‘傷愁’之象”，似有偏頗。其疏忽在於：忽略了人所具有的主觀能動性——面對巨大的精神壓力和心靈重荷，並非所有的人都“支撐不住”而心生傷愁。那些剛毅的強者，能夠激發抗爭的力量駕馭傷愁，從而“登清檯以蕩志”；那些聰明的智者，亦能設法逃避之，從而“伏高軒以遊情”——兩者都實現了對傷愁的超越。
以曹操為例：魏武帝曹操為“一世之雄”、傑出的政治家，其胸懷氣度非常人可比。試觀其登臨佳作《觀滄海》“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裡”———海其廣矣！然而曹操是否就因此自慚形穢，自認為是“滄海一粟”了呢？否！大海雖無垠，但還是被這位雄才大略的文武全才“裝”在心裡，真可謂“氣吞宇宙”，何曾言“愁”？
事實上，總有一些人（主要是傑出的政治家、曠達的文人）、總有一些時候（主要是其人得志的時候），人能夠超越心靈之壓，登高而賦壯詞，留下“登高臺以蕩志”（曹植《感婚賦》）、 “仰天長嘯”“壯懷激烈”（岳飛《滿江紅》）、“但將酩酊酬佳節，不用登臨嘆落暉”（杜牧《九日齊山登高》）、“笑拍洪崖詠新作”（張養浩《登泰山》）等等千古佳句，是為明證。
“登臨”心理剖析
以上筆者簡析了“登高望遠”所蘊涵的情感內容。要而言之即“傷愁”與“超越傷愁”兩個大類。那麼，這兩種情感何以能如此容易地在登臨之際被喚起呢？有必要探析其中的文化心理原因。
筆者將它歸納為一點：士大夫的文化心理。登臨者未必盡是士大夫，欣賞登臨之作的也未必全是士大夫，為什麼單提“士大夫的文化心理”呢？
理由有二：其一，士大夫的文化心理是古代中國人最為典型的“國民性”，國人的觀念判斷、價值取向和行為準則，深受其影響。其二，登臨之作的創作者絕大部分應是士大夫。
正如宋人韓元吉《虞美人·懷金華九日寄葉丞相》詞所云“登臨自古騷人事”是也。中國士大夫的文化心理，是在中國傳統文化浸淫之下形成的。傳統文化對士大夫影響最深的部分，莫過於儒家思想，其次為道家思想。先看士大夫的“出處”觀念。儒家提倡“入世”、“救世”；道家則主張“出世”、“遁世”。
但儒、道二者並非水火不容、不可調和的。恰恰相反，這兩種思想往往能經過“整合”而形成對立的統一。儒家提倡“君子之道，或出或處”、“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這種二元價值取向，實際上促成了士大夫會在一定程度上接受道家的“遁世”思想影響和消極情緒，但其主流還是儒家的積極入世的思想。因而在絕大多數士大夫那裡，道家思想一般只是他們的一個“臨時避難所”—— 一種在失意時暫時緩解痛苦的麻醉劑和安慰劑。
儒、道思想的碰撞交織，一方面造成寄情山水、登高遣懷成為士大夫的經常之舉；另一方面造成抒寫愁苦、排遣鬱悶成為“登臨”之作的主要情感內容。
從以上簡單的疏證過程，我們不難看出：登臨之作之所以能源遠流長、傳唱千古，其原因就在於：登高望遠是最容易觸動人內心深處複雜情感的行為；登臨之作是最能表現這些複雜感情的文學載體。
因此，登臨之作就能在創作者與欣賞者之間形成強烈的共鳴——登臨之作的藝術魅力即在於此；“登高望遠”成為文學中一個博大、永恆母題的原因亦在於此。
參考文獻：
錢鍾書：《管錐編》。
臧克和：《錢鍾書與中國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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