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漢語裡，“三”“九”有時候並不是實指“2+1”“5+4”，這是學過古漢語的人都知道的。像下面這些三、九就都是虛指，表示“多”：
子在齊聞《韶》（韶樂），三月不知肉味。（《論語·述而》）
今之慾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陳年的艾草）也。（《孟子·離婁上》）
三折肱（小臂），知為良醫。（《左傳·定公三年》）
〔大鵬〕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莊子·逍遙遊》）
拓地三千里，往返一如飛。（王粲《從軍詩》）
白髮三千丈，緣（因為）愁似個長。（李白《秋浦歌》）
腸一日而九回。（司馬遷《報任安書》）
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偽古文尚書·旅獒》）
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韓愈《上張僕射書》）
但是，有關數目字意義的虛實問題，有兩點是一般人沒有注意到，而又跟閱讀古書很有關係的。
第一，表示“多”這一觀念的，不只是“三”與“九”。
“五”可表示多。例如古人認為人有五福，法有五刑，味有五臭（xiù，繡。氣味），食有五穀，醫有五藥，聲有五音，爵有五等，毒有五種。更為明顯的是，帝王祭祀名山，定泰、華、衡等五山為五嶽；天子所坐的車有五種，稱為五輅（又作五路）；同宗服喪關係以五服為限，“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終止）”。這些，都是減一不為少、增一不算多的，不多不少，之所以定為五，是古人以五為滿數。
社稷壇的五色土
“四”“六”也可以表示多。例如古人所祭有六宗、六神，講規矩有六法，事物有六事、六物，此外還有六氣、六畜、六鄉、六行等等。這些都包含哪六種，自古即說法不一，可見當初定其數為六時，未必就有確指，不過是說個大數而已。
至於百、千、萬代表多，就更為人所熟知，例如秦繆公以子車氏弟兄殉葬，人們唱道：“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詩經·秦風·黃鳥》）百無聊賴、百思不得其解、百般無奈，以及千篇一律、千呼萬喚、千恩萬謝、千軍萬馬、千夫所指、萬象更新、萬眾一心等等，無不泛言其多。
第二，數目字之所指應該是最確定無疑的，為什麼會出現上述的情況呢？這就要從人類認識發展史的角度去考察。
人類認識數目，也經過了一個漫長的過程。開始當然只知道“一”。大約有一個階段人只能數到三，在當時人的認識中“三”就是個大數。《史記·律書》說：“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前兩句的意思是對的，“成於三”卻很含混，但司馬遷注意到一、十、三的關係，接近了人類識數的規律，是很了不起的。
以“三”為“多”，除了上文所舉的語言方面的例子外，從文字上也可以看得出來。例如以
為手、以
為趾、以
為木等，都是以三叉表五指（趾）或眾多的樹枝，
（三個人字）表眾人並立，犇（bēn，奔）表奔跑，磊表眾石，焱（yǎn，眼）表火苗，矗（tà，沓）錶快速說話，劦（xié，協）表一齊用力……這些都說明以“三”為“多”深深印進了民族的意識之中。
以“四”為“多”應該稍晚，這與數學的進位觀念有關。現在通行的十進位制形成更晚，在這之前，恐怕有過四進位的階段。先民可能是從一年有四季、人有四肢、空間有四方等等現象受到啟發，把四構成一個更大的單位這一方法推廣到其他方面去。例如一車駕四馬，以“駟”計車；皮革四張為一“乘”；稱中國為四海之內；井田制以四井為邑；軍隊二十五人為兩，四兩為卒；一日夜分十二時，每時分四刻；二十八宿分為四組，稱為四神，春秋時齊國量具以四豆為區（ōu，歐），四區為釜。四進位也可能是二進位的推衍。大家知道，《周易》和現代計算機同是二進位，二而一一。兩個“一”也就是四，所以《周易·繫辭上》說：“天一，地二；天三，地四。”
秦始皇陵一號銅車馬
“九”成為表“多”的數字，是在人們對數字的認識相當深入的時候。中國古代的人以“九”為陽數，是數之終了，因為“九”只要再加個一，就又回到了“一”（不過已經是進位後的一）。可見以“九”為“多”，與十進位的確定很有關係。
正是因為人們對數字的認識、對最大數的掌握是逐步發展變化的，各個時代的數字觀念有所重疊交叉，因而作為人們生活和觀念的記錄，文獻典籍把這些似乎相互不能包容的現象都同時保存下來了。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動態的東西在文獻中沉澱下來，以平面的形式呈現在後人面前，難怪懵住了不少人，包括古代的大經學家們，對一些三呀六呀九呀挖空心思去考證，非要弄清楚確指是什麼方才罷休。
“三”也可以表示“少”。
有一位中學語文老師問我：《愚公移山》中“荷擔者三夫”一句中的“三”，一般選本都註譯為“三個”，似乎不妥，是不是理解為“多人”更好？
《愚公移山》的原文是這樣的：
……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齔，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
通觀全文，處處是神話色彩，朦朦朧朧，愚公連個姓也沒留下，還不如那位剛剛換牙的小男孩。就說這裡所引的幾句，先是其妻提出兩個問題：勞力和移置的場所。得到的口頭回答只是後一點，勞力問題是用事實回答的：“子孫荷擔者三夫”和京城氏的“遺男”。這並沒有解決其妻之疑，也是下面智叟出場的鋪墊。在通篇含混的筆法中唯獨勞力的數字咬實，確實不大協調。那位語文老師的疑問是有道理的。
但把這個“三”理解為“多”也不合適。依我看，這個“三”是表示少，全句是說愚公率領著不多的幾個強勞力。
這樣理解有沒有根據呢？
我們已經說了“三”的“多”義。對這一點，人們談得多，用以解釋文言中的“三”字的註釋也常見。這無疑是應該的。但是，對於“三”表示“少”這一面卻很少注意。例如修訂後的《辭海》《辭源》和臺灣地區的《中文大辭典》等大型辭書，以及一般的古漢語字辭典，在“三”字下只列：①數目字，2+1；②表多數。這大概是因為清代學者汪中的《釋三九》一文只強調了“三”的“多”義這個主要方面所造成的。但是，如果我們仔細研究一下文獻中“三”字的用法，只認準“2+1”和“多”這兩項，有時就講不通。例如：
（1）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史記·項羽本紀》）
（2）毛先生（毛遂）以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又《平原君列傳》、《留侯世家》等文也說到過“三寸舌”）
（3）雄常把三寸弱翰，齎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揚雄《答劉歆書》）
（4）眾議成林，無翼而飛。三人成市虎，一里能撓椎。（《淮南子·說山訓》。《戰國策·秦策》也有類似語）
（5）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列子·楊朱》）
（6）百里之海，不能飲一夫。三尺之泉，足止三軍之渴。（《尉繚子·治本》）
（7）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理義不交於胸中，便覺面貌可憎，語言無味。（《世說新語·言語》）
（8）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胡詮《上高宗封事》）
對於第一例中“三”戶之所指，古代註釋家都想把它“落實”，於是為此爭來爭去。其實這句活不過是說“楚人怨秦，雖三戶，猶是以亡秦也”（見《史記集解》）。第二例中的“三寸”是個“近似值”，說“三”，也是言舌小，這就和其功效之大（“強於百萬之師”）構成強烈的對比。現在我們還說“三寸不爛之舌”，試體會一下其語感怎樣？第三例也說“三寸”，指的是毛筆的頭。毛筆的長度本應以筆桿為準，現在只計筆頭，也是言其短小輕便。例四“三人為市虎”的含義，可以用《戰國策·魏策二》所記載的一段故事加以註釋：
龐蔥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蔥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
可見這個“三”有最多不過三的意思，是使無變有的最低數字。
例五的“三畝”與“天下”形成對照。因為古代“一夫百畝”，古代畝小，百畝約合現在的二十多畝。在生產力低下的當時，“百畝”才能勉強維持五口之家的溫飽。梁王要說明楊朱是在說大話，當然要以輕而易舉的事例跟楊朱說的治天下極易進行對比，約合現在一畝來地的“三畝”乃極言其小無疑。例六的情況與此略同。第七例的“三日不讀書”，無異於說士大夫不可間斷了讀書。如果改為說“一日不讀書”，則下文“面貌可憎”云云就言過其實了，在實際生活中也不可能無一日中斷，如果說“二日”，則又嫌過於實在；還是說“三日”為好，利用了人們把“三”當作“少”的代表的心理。最後一例自不待言，三尺，言其幼小也。
看來，“三”在虛指時有“少”義這是確定無疑的。這樣，不但《愚公移山》中的“三”字得以解決，就是像下面這類習見的例子，也應該重新考慮：
（9）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論語·述而》）
（10）共事三二年，始爾未為久。（《古詩為焦仲卿妻作》）
歷來人們都不給這兩個“三”字下注，似乎都被視為確數。其實孔子是說學無常師，老師就在你身邊，哪怕三個人在一起，另外兩個人中也必有可學習的。“三人”是可供選擇的最低數字。如果說“二人行”，除去自己就剩下了對方一人，無異於說“人人皆師”，這並不符合孔子的社會觀和倫理觀。從表述上說，這裡用“三”最準確。第十例的“三二年”，現在也還在說（有時說“二三年”），也就是下句“未為久”之意，也並不是非三即二的確數。
其實以“三”表“少”，在今天的語言中也還有，只是人們不大注意罷了。例如說“三寸金蓮”，言舊時婦女足纏得小而已，“三寸”也是模糊的，三寸五、四寸也包括在內。“三天打魚，兩天曬網”，“三天”言其少，“兩天”反而顯其多，“三心二意”、“三斤半鴨子二斤半嘴——多嘴多舌”、“三兩棉花四張弓——細細地彈（談）”等等情況略同。“保定府三件寶：鐵球、麵醬、春不老”，“東北三件寶：人參、貂皮、兀剌草”，“沁縣三件寶：雞蛋、瓜子、王閣老”，數寶都以“三”為限，這恐怕不是偶然的。這些“三”是確指，似乎裡頭也帶有言其多的意味，其實不然，還是言其少：物以稀為貴，說寶只有三樣，這才值得驕傲（其實連這個“三”都有湊數的成分在），如果說“沁縣千件寶”，也就不“最最最”了。
一個“三”字，既是“2+1”，又表“多”，還表“少”，生在千百年後的我們，遇到古文中的實際材料的確不好分辨。細想想，還是可以琢磨的。一個事物總有個比較合適的量（包括長度、數量、分量等等），“三”超過了它，即言其多；不足，就是說其少了。移走太行、王屋二山，推翻秦王朝、一般女子腳的長度等等均非三夫、三戶、三寸所能滿足，偏說“三”，用意就顯然了。
既表“多”又表“少”是矛盾的，但是僅就古代語言自身而言又是合理的：事物總是相反相成的。當先民剛剛識數，還不能數到十時，“三”就是個大數；待數目掌握得多了，生活中的事物動輒以千數、以萬數時，“三”又幾乎是最適合表達“少”義的詞兒了。這裡頭有辯證法。
這篇有趣的文章，出自許嘉璐先生之手，收錄於《古語趣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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