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蟲》批判現實主義類型片下,韓國貧富差距的人性浮世繪

俄羅斯批判現實主義作家托爾斯泰說過:“每個人都想要改變世界,卻沒人想過要改變自己。”

在普世價值下,我們希望得到平等、公正、追求幸福的權利,卻總是在抱怨社會的不公、制度的不公,而通常忽略了改變自己以獲得這些權利。

而這部包攬無數大獎的《寄生蟲》恰恰就是講述了一群社會底層人為了追求更多的價值,掙脫階層而做出的努力,但結果卻並不盡如人心,滿滿的是諷刺和戲謔,對於貧富差距的思考更能發人深思。

2019年韓國電影界最大贏家,大概就是奉俊昊了。


《寄生蟲》批判現實主義類型片下,韓國貧富差距的人性浮世繪


​奉俊昊執導的電影《寄生蟲》,目前已包攬了戛納金棕櫚獎,金球獎、英國電影學院獎、韓國青龍獎、紐約影評人等50多個獎項。電影版權累計海外輸出至202個國家及地區,位列韓國電影海外輸出排行榜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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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寄生蟲》已經成功提名6項第92屆奧斯卡大獎,頒獎典禮將於2月9日在好萊塢杜比劇院舉行。

這到底是一部怎樣的影片,才會獲得這麼大的成功呢?導演是用怎麼樣的視角,才能引起這樣廣泛的關注?

社會學專業的導演的獨特普世視角,將作者電影與社會文化的完美融合

作為一位社會學專業出身的導演,奉俊昊一直以驚悚懸疑作品著稱的,以犀利而現實的鏡頭語言去觀察這社會上的每一個群體的精神世界、價值思考以及社會階層所帶來的人類的困境與匱乏。

普世價值包括但不限於: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等等。國家有義務捍衛國民與生俱來的權利,如生存的權利、免於恐懼的權利、生育的權利、知的權利、免於匱乏的權利、思想的自由、表達的自由。

而對於“普世價值”思考也貫穿了奉俊昊的大部分作品。

處女作《綁架門口狗》,雖然是一部荒誕的黑色喜劇,卻通過一隻狗,影射了韓國現代人的精神危機與焦慮,隱晦的手法、荒誕的思維,卻滿是嘲諷和戲謔。

《殺人回憶》取材於真實的社會案件,通過對案件的抽絲剝繭的調查,來審視社會對於女性案件的不同態度,抨擊刻板的調查制度,揭露當權者腐敗的黑暗事實,既表達了對受害者女性的同情也同時體現了社會對於這個事件的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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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江怪物》聚焦社會底層小人物的人性,在面對怪物危機時,社會權利機構的缺失、將最小單元的個體的能量無限的當大。在展現人性的閃光點的同時,反諷社會當局的不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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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國列車》和《寄生蟲》對韓國貧富差距的關注,對於社會階層的思考已經達到極高的境界。

與其說奉俊昊是作者電影,不如說他是為了社會大眾發聲。

他抨擊不合理的制度、感慨貧富差距懸殊的階層、聚焦現代人的精神危機和困境。

通過電影講故事的手法,將一個個直擊內心深處的故事搬上來大熒幕,企圖用電影語言喚醒社會人對於社會問題的關注。

奉俊昊的電影像是好萊塢體系中運作的反好萊塢影片,有著電影工業出品的特質和成熟度,有著類型片的敘事外殼。但同時卻站在文化反思和"作者電影"的立場抨擊類型模式,超越傳統類型片而獲得一種獨特的個人風格。不論是野心之作《漢江怪物》,還是迴歸人性探討的《母親》,奉俊昊總有一種將社會議題"電影化"的能力,實現了"作者電影"與大眾文化生產的某種嫁接。

奉俊昊被稱為韓國電影界的“年輕的社會主義學家”,正是他對韓國現代的普世價值觀的思考,才形成了自己獨樹一幟的類型片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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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自己的新作被評論為戛納電影節"最精彩的類型片",奉俊昊導演將自己定義為“不會墨守成規的類型片導演”。

對於韓國類型電影的成功,奉俊昊導演也談到了自己的看法:“我們沒有效仿美國的類型片,我們在講故事時,會加入能引起韓國人共鳴的元素。”

跳脫的類型片,通俗的戲劇式線性結構的敘事方式,將人性困境顯露無疑

《寄生蟲》融合了懸疑、黑色幽默、荒誕、寫實等元素,矛盾衝突明顯,情節緊湊有序,宛如一部大型的交響樂。

美國好萊塢的類型片是按照藝術產品標準化規範也或樣式規定要求創作的。

好萊塢類型片共列出過75種類型片,其中大家比較熟悉的像西部片、強盜片、歌舞片、喜劇片、劇情片、恐怖片、科幻片、災難片、戰爭片、體育片等。

《寄生蟲》屬於類型片中劇情片的類別,但又不是單純的講故事,其中融合了懸疑、黑色幽默、荒誕、寫實等元素。

在商業片迎合大眾口味的前提下,融合引起韓國人共鳴的貧富階層差距的現實,講述了現實生活真實存在,但不被大多數人多關注的故事,引發觀眾的共鳴,發人深省的同時又耐人尋味。


戲劇式結構多表現單一主人公在線性時序上,追求慾望時與外在世界的衝突,它強調事情是如何發生的,強調邏輯上的因果關係。

一般而言,故事提出的所有問題都會得到解答,激發的所有情感都將得到滿足。

作為一部劇情片,通過基澤一家的寄生生活的發展推動整部電影的進行,完全符合劇情片戲劇式線性結構下三幕式的發展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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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因為一個家教機會窮人家庭開始寄生生活”、“寄生生活的狂歡與冰冷的生活現實的強烈對比”、“生日宴會事情敗露,高潮之後生活歸於平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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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部《寄生蟲》就是遵循戲劇式結構的一貫套路,從開端、發展、高潮、結尾的一條線索,包含著起、承、轉、合的過程。

故事的開端便是基澤的朋友介紹的一份富人家的家教工作,被窮人基澤一家發現富人家是很好騙的,於是他們便想出來一個巨大的陰謀,為了全家人的前途,成功利用一系列的謀劃達成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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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由此開始發展,全家都進入富人家庭工作,得到了生活的暫時平衡,實現了“偶然寄生蟲”的生活方式,與其說是“寄生”,不如說是“互利共生、各取所需”,一家人走上了精緻利己主義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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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澤一家享受勝利的喜悅,享受富人版的優渥生活,他們肆意狂歡,鳩佔鵲巢,在當所有人都洋洋得意之時,平衡再次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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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富人全家的集體出遊,前任女管家出現了,地下室的女管家丈夫的出現了,窮人家庭的秘密突然被發現了,暫時的幸福與狂歡都處於岌岌可危的時刻。

一場措手不及的謀殺和囚禁,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雨,將窮人基澤一家徹底逼上了絕路,和諧的“寄生生活”被打破,一家人開始為了抵禦外敵,保護自己做出鬥爭。

為了防止秘密暴露,基澤一家將前任女管家和她的丈夫囚禁在地下室後,如蟑螂般逃跑,冒暴雨回到半地下的家。

但意外又出現了,因為暴雨將家裡淹沒了,所有東西都泡水了,基澤全家不得不流落到體育暫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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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觀眾的內心既有為基澤一家狂歡而感到的戲謔,又有為遭受災難的一家人的同情,當觀眾心情五味陳雜之時,故事又迎來了諷刺的轉折。

另一邊的富人家庭因為暴雨的沖刷,心情大好,準備給小兒子辦一場生日宴會。一場暴雨將窮人基澤這一家人澆醒,從寄生生活的狂歡回到冷靜的現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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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不得不強顏歡笑,從暴雨的災難中儘快的調整過來,去準備富人們的狂歡。如此大的情節反轉和強烈的對比,促使整個影片達到了高潮,生日宴會的謀殺案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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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萊塢格言說:“電影講究的就是最後20分鐘。”故事高潮是電影可以大做文章的一環,是全片的華彩樂章。

當生日宴會和諧進行之時,地下室裡的女管家丈夫從地下室走上了地面,作為一個打破平衡並推動謀殺案進程的關鍵人物。

他為了給妻子報仇,殺了女兒基婷,又準備殺媽媽忠淑,卻被反殺,本以為故事就這麼結束了,卻又迎來了另一個反轉。

因為男主人只顧著救自己的小兒子,不顧基婷死活時,之前爸爸基澤的內心所有矛盾衝突全部爆發出來,將男主人捅死了,整個電影由此達到高潮。

影片進行到此處,故事情節環環相扣,絲絲入骨,節奏緊張而激烈,配合著時而緊張,時而高亢的交響樂,曲折而有秩序的將故事向著高潮推進了。

我們常說因為暴力動作的舞蹈化和韻律化讓暴力上升為“暴力美學”

而在這個影片的高潮階段,兇殺案一觸即發,一邊是愉悅、和諧的花園生日宴會,一邊是血腥、暴力、兇殺的發生。

不分階層、年齡、身份的人扭打在一起,人物的慢動作鏡頭配合交響樂,似乎為了讓觀眾更為仔細和認真的投入到這場花園兇殺案中,這場講述矛盾衝突、階級鬥爭的交響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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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尾,在基宇被救後在醫院裡近乎癲狂的微笑中開始,窮人一家人汲汲營營的最後結果,竟然是父親基澤因為殺人罪名不得不躲在富人別墅的地下室,女兒基婷的去世而告終。

這個微笑,似乎是嘲笑、無奈、戲謔抑或是後悔。劇情的無限反轉,精妙絕倫,卻引人反思。

當所有的慾望和希望破滅,塵埃落定之時,留給劇中人物的反思和觀眾的遐想便是引發熱烈討論的源泉。

人物性格符號化的定義,貧富差距下的共情思維,充滿了深刻的社會關懷

影片中階級意識明顯,貧富差距對比強烈,現實感極強,完全是一部殘酷而現實的生活浮世繪。

德國哲學家卡西爾說過:符號化的思維和行為,是人類生活中最富有代表性的特徵,並且人類的文化活動全部都依賴於此。

影片對於窮人和富人的符號化定義,既是戲劇結構中對於人物設定,故事情節,矛盾衝突的必然因素,同時也是引發觀眾,對於導演這樣定義階層的褒貶不一的原因。

窮人階層是以基澤一家,前任女管家一家為代表的的,沒有背景、學歷、缺乏關係,掙扎在溫飽居住等生理需求的一類人。

而富人階層是以樸社長和夫人為代表的,經過努力,或是祖先基業,遊走於上流社會,光鮮亮麗,衣食無憂的一類人。


《寄生蟲》批判現實主義類型片下,韓國貧富差距的人性浮世繪


劇中的窮人蠅營狗苟,聰明,鑽營,騙術精湛,為達目的不擇手段。 同時又有對生活的無奈,求上進的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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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則是講求體面、愚蠢、幼稚、迷信熟人、被窮人玩弄於鼓掌之中,同時又有簡單、善良。

導演對於這兩類人群的設定,顛覆了觀眾對於窮人和富人的認識,以一種另類的角度,通過120分鐘的電影詮釋了貧富差距,人性和慾望,階層差距等話題。

“錢可以熨平生活的褶皺”、“不是因為善良才有錢,如果我有錢,可以比他們更善良”,“窮人身上地鐵的味道”。

這些發人深省的臺詞是導演通過劇中人物的口中,講述出了自己關於貧富差距,階層觀念的理解,通過這些人物的心理狀態,行為表現,引發觀眾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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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最後窮人費盡心機也沒有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反而走向了更深的深淵。

奉俊昊就是這樣一步步的將故事引向最終的結局,讓所有人都走到了人生的“懸崖”之處,又各有歸宿。

他走進社會底層人物的內心,懷著內心的悲憫之心審視著底層和上層人物。同情窮人的同時,又懷著對富人的嘲諷。

奉俊昊的高明之處是不給觀眾答案,只是通過自己的角度,用鏡頭語言將事實講出來,將普羅大眾都身在其中,卻無法看到的現實用近乎荒誕的故事講出來。

在整個社會系統下,每一個階層的人都是重要的一環,任何跨越階層的努力,並不一定都會帶來勝利,相反卻是深淵,階層的差距是存在的,留給觀眾的無限思考也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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