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係軍閥掌握北京政府時期，山東南部的抱犢崮還發生了一件國際影響力甚為深遠的大案，體現出北洋軍閥的另一面。北洋軍閥並不只是一味的軟弱，在外爭主權這方面也是有過積極作為的。
抱犢崮位於棗莊、臨沂、費縣、滕縣四縣之間，為周圍70多座山峰之冠，海拔600餘米，有一柱擎天之勢。因山勢險峻，無法牽著大牛上山，只得抱著小牛犢在山上養大後再耕田，因此而得名“抱犢崮”。
抱犢崮地勢險要，易守難攻，在民國時期周遭盤踞著大量的土匪。土匪是幹什麼的？殺人、放火、綁票、勒索。正因如此，在1923年5月6日凌晨2時50分，由上海開往天津的“藍鋼皮”第二次特快列車剛剛疾駛到臨城站附近時，突然“轟”地發生一聲巨響，機車連同前三節車廂立刻傾倒在了路基上，一夥盤踞在抱犢崮的土匪蜂擁而上，震驚中外的民國第一大案“臨縣劫車案”就此拉開了序幕。
劫匪盤踞之地抱犢崮
土匪狗急跳牆
這起大案的始作俑者，是一夥來自抱犢崮的土匪，這夥土匪的頭子原來是兩兄弟，名字倒是聽女性化的，哥哥叫孫美珠，弟弟叫孫美瑤，而孫美瑤也正是臨縣劫車案的策劃者，他們拉起的隊伍號稱四千多人，成員大多是被遣散的軍人和戰場上的潰兵。在1920年清明節的時候，孫美珠覺得自己手裡也有一些兵馬可以幹一番事業了，就召集各路盟首議事，宣佈成立“山東建國自治軍五路聯軍”，慢慢的發展壯大，成為抱犢崮附近實力最為強勁的一夥悍匪。
北洋軍閥不願意看到土匪勢力如此壯大，於是派出部隊予以圍剿。1922年7月，孫美珠在嶧縣附近西集地方的一次遭遇戰中，被當時山東的第六混成旅旅長兼兗州鎮守使何鋒鈺的部隊擒獲，立即槍決，還把他的腦袋砍下來，掛在津浦鐵路的臨城車站上，殺雞儆猴，並對抱犢崮附近的土匪設下了重重包圍。
孫美珠死後，孫美瑤繼續率領自治軍矢志為兄報仇。但是面對政府軍的重重圍剿，自治軍逐漸彈盡糧絕，連基本的生存都成了問題。孫美瑤漸漸地感到事態不妙，開始和部下商議如何自救。部下意見有所不同，有的說要再幹“綁票”的生意貼補己用，有的人認為還是放火燒村莊劫掠來得痛快。
在眾人意見不一致的時候，“狗頭軍師”郭其才提出劫津浦線火車這一石破天驚的“絕招”。津浦線是當時中國最重要的火車運輸幹線之一，其設施配備也是當時中國最先進的。被劫的“藍鋼皮”列車，是當時中國最好的火車，也是整個遠東僅有的一列全鋼火車，幾個月前才由中國交通部從美國購來。因此乘客多是中國上流社會人士或是在中國工作、旅行的外國人。
郭其才分析道，這種“肉票”油水多，若能得手，一定會轟動，官兵勢必停止進剿，甚至還可以藉此可向政府“獅子大開口”。孫美瑤等人覺得此計甚妙，劫火車的計劃，就這樣倉促決定下來。
搶劫進行時
計劃制定好後，就開始行動。首先孫美瑤先派人拆除了津浦線臨縣站附近的一段鐵軌，然後率領手下兵馬在附近埋伏好，等待火車側翻的時候，上去搶劫。
1923年5月6日凌晨2時50分，一列火車不幸因此“壯烈犧牲”，在埋伏地點翻車，車廂裡的電燈也滅了，列火車上的乘客也夠點背的。從睡夢中驚醒的旅客們摔得鼻青臉腫。人們在伸手不見五指的車廂裡大哭小叫，不知出了什麼禍事。這時，一連串“劈啪”的槍聲刺痛了人們的耳膜，無數手電筒閃著強光，向列車掃射而來。
千餘土匪一面開槍，一面登車搶掠。人們在伸手不見五指的車廂裡驚慌失措，不知出了什麼禍事，哭聲、叫聲響徹夜空。土匪們一邊緊張地搶掠財物，一邊用槍威逼著旅客快下車……一批外國旅客聽不懂中國話，也不明白遭遇了什麼。一個名叫羅斯曼的英國旅客憤怒反抗，用茶壺向土匪擲去，當場遭土匪槍擊身亡。
孫美瑤等土匪將幾節車廂“刮地三尺”後，將100多名中外乘客劫持到土匪的老窩——抱犢崮山區。其中外國乘客39人（一說26人），其中有美國《密勒氏評論報》主編鮑威爾、美國《大陸報》主編利布斯、美國《遠東金融商業報》的工作人員亨利、美國陸軍少校廷格爾及其8歲的孩子、美國陸軍少校亞蘭及其12歲的孩子、美國駐上海汽車公司的工作人員弗里曼，還有洛克菲勒(即美國“石油大王”老洛克菲勒的兒子)的妻妹露希·奧爾德里奇、英國駐天津春和洋行的工作人員羅伯特、意大利律師穆安素、法國醫生金士柏等。
中國旅客中有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洪錫友、《申報》館的工作人員康通一、袁世凱的女婿楊琪山、上海寶隆醫院醫師尹莘農、天津第二紡紗廠的工作人員曹興洲、中興煤礦公司經理胡聖全的侄子等。
綁架之後自然是勒索財物了，孫美瑤要求這些“肉票”保留好車票，以便按車廂等級交納贖金：三等車每人2000元，二等車每人1萬元，頭等車每人3萬元，洋人每人5萬元；遺失車票者，一律按頭等車論。
捅了“馬蜂窩”
搜刮到這麼多財物，又劫來這麼多的洋人，生計問題解決了，報復官軍的目的也達到了，孫美瑤此時也沒想到自己捅了多大的“馬蜂窩”。臨城劫車事件發生的當天，消息就傳到了北京。一夥草寇居然敢綁架“洋人”，這還了得！
臨城劫車案引起相關國家及其駐華公使組成的外交團(又稱公使團)的高度重視。在整個案件期間及外人被釋放之後，外交團與北京政府進行了多次交涉。1923年5月7日，各國駐北京公使分別電告其本國，並由外交團（即公使團）領袖葡萄牙公使符禮德趨訪國務院，謁見總理張紹曾，當面提出嚴重抗議，要求限期救出被困的外國人員，並嚴懲肇事地方失責的文武官員。
北洋政府當局自然不敢怠慢，立即命令田中玉派兵進剿，營救被擄旅客。田中玉一接到命令，便派出了何鋒鈺團圍攻抱犢崮。
但是孫美瑤有人質在手，田中玉手握重兵足以將其消滅，卻也不敢輕舉妄動，只能通過和平方式解決糾紛。5月13日官匪首次正式談判，由於政府急切解救洋人的心思被孫美瑤等人所把握和利用，所以獅子大開口提出了三點要求：
首先要求政府軍隊後撤一百里，才能交付一部分外國人與華人，經商定改為撤退三十里，但孫美瑤要求田中玉簽字；其次，政府解救被綁架的人質後要將孫美瑤的部下編為國軍，要先將槍械補充，才能將剩下的外國人交還；最後要求官方速派代表上山，商量履行收編匪軍的方法，最好田中玉親自前往，軍隊收編完，則所有剩餘人票釋出，迫於形勢，北洋政府只得同意孫美瑤等人的要求。[7]
5月14日夜，土匪內部在討論釋票問題時，許多匪首認為所要條件太低，因此中途變卦。結果非但未依約交出首批人質，反而向官方提出新案，不僅要求官軍完全撤出，且擴大了土匪受編的人數及控制範圍，致使談判破裂，形成僵局。在此後的一系列談判中，孫美瑤的價碼一會兒高一會兒低，翻雲覆雨，弄得當時的曹錕政府很是狼狽。
被綁架的外國人質，旁邊站的就是劫匪
政府與洋人的博弈
說起來，當時當政的直系政權，算是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對西方最硬氣的一屆政府，但是洋人勢大，實在得罪不起。一方面搞不定孫美瑤等土匪，無法滿足他們的條件，一時解救不出被困人士；另一方面，外國公使利用此機會坐地起價，以中國法制不健全、維護本國國民安全為由，不斷提出新的主權要求。
5月8日，因為這起劫車案組成的公使團便藉機秘密策劃共管中國鐵路。英國公使提議，本案解決後，應對中國政府提出津浦鐵路要有足夠警察保護的要求，警察隊由鐵路提供給養，其收入也由鐵路開支。為達到這個目的，應委派外籍的車務長、會計主任及警官。
美國公使也提出，要依靠外國官員(其中常提起應有一名外國會計師)管理鐵路警察隊，通過加強公共的行政管理來間接地保護外國人，並建議利用臨城事件來作為全面改革中國行政及保護外國人的一個理由。
回首鴉片戰爭以來任何一次涉外事件的發生，列強均要藉此掠奪中國主權。因此，英國公使極力堅持並提出了改革中國鐵路的保護辦法，並得到比、法、荷、意等國公使的支持。辦法包括：改組中國的特別警察部隊，並把他們置於外交部的管理之下，任務是負責保護現在或以後可能屬於中央政府管理的鐵路，也就是說要掌管整個中國鐵路路政。
不久，草案計劃洩漏，中國報紙披露了英國方案要點的報告。在中國政府的鼓勵下，各地的報刊紛紛發表文章，激烈地抨擊外國干涉中國鐵路事務的醜行。
為了表明捍衛民族權益的決心，對於列強改良路政計劃，北京政府在9月24日復照中明確地表明自己的立場，也就是說啊，路政改革是需要改，感謝外國公使給予的計劃草案，但是我們有我們的打算，所以恕難從命啦。
在北京政府堅定的態度面前，公使團不得不放棄共管中國鐵路的計劃，但仍不死心地在10月4日再次照會北京政府，指責不接受公使團的計劃，有排外之舉。但北京政府對此給予嚴厲的駁斥，北京政府的態度有理有節，表明了其維護國家主權的決心，使列強企圖通過臨城劫車案獲取共管中國路政權益的想法破滅。
軍閥與土匪的討價還價
遏制外國公使團進一步侵犯中國主權的野心是一個方面，與此同時受困的人質一定要儘早救出，這樣才能堵住外國公使的嘴。
關於和土匪的博弈，其實軍閥政府以及土匪本身有他們之間相互需要的一種默契。“收編”是很多土匪所提出的要求。在孫美瑤和政府的幾次拉鋸談判中，唯一不變的就是要求政府收編。土匪的這種情結，也許可以追溯到《水滸傳》，宋江把北宋政府搞得天翻地覆，其實最後都是為了被招安的時候可以談來個“好價錢”。但土匪願意被招安更多的是時事的需要。民國初期，當兵打仗被視為一種時尚，在未淪為土匪前，這也是很多無法維持生計的貧民的夢想，而土匪本身也大多原是潰兵。
軍閥雖然往往把收編後的土匪當炮灰使，但對土匪也不全是排斥的，這也與土匪要求收編的意願一拍即合。收編土匪首先可以避免麻煩的鎮壓活動，減少自己的傷亡，而且土匪擁有武器和作戰經驗，在戰場上是個“熟練工”。其次，收編人數眾多的土匪可以迅速擴充自己的實力，也可以得到更多的稅收和軍需，比如張宗昌在戰敗後就是靠收編東北的土匪東山再起，成為張作霖的座上賓。
因此，對土匪“鎮壓招安雙管齊下”也不失為軍閥的上策。土匪與軍閥的博弈，更多的不是體現在對抗的層而，而是體現在利用與轉化的層面。
在談判破裂後，田中玉等政府代表也發現自己過於著急，其實那些土匪也是有求於自己的，這個尺度還是可以把握的，但是聲勢不能落下風。為了起到威懾土匪的作用，北洋政府遂通電直、魯、豫、蘇四省，各抽調軍隊開赴棗莊，以增強剿匪的軍力；同時命令航空署組織飛機前往抱犢崮匪巢，為政府軍助威。對抱犢崮實施了嚴密封鎖，山區內外完全隔絕。
土匪們開始有了彷徨無依之感，及至政府抽調四省軍隊要加緊進剿的消息傳開後，連孫美瑤本人也有了畏懼感，開始降低自己的條件。結果北洋政府繼續加大心理攻勢，還出動了飛機散下大量傳單，這下孫美瑤知道自己所能憑藉的“天險”在空中力量面前已經無法維繫了。而這個時候上海租界的洋人覺得這種事情也許由黑道人物去說服更有威懾力，於是說動了上海黑道很有勢力、後來成為青幫三大亨之一的黃金榮，讓黃金榮親自出馬，帶上各位黑道老大的親筆信，上抱犢崮跟孫美瑤談判。
黑白兩道雙管齊下，孫美瑤直接“歇菜”了。於是徹底地放低了身段，派美國《密勒氏評論報》主編鮑威爾向政府方面表示願意重新和談的意向。
為了表現自己的誠意，5月30日，英國人史密斯和美國人亞倫被釋放了。於是雙方約定6月2日在山區內正式談判。田中玉見孫美瑤等人尚有誠意，於是投桃報李，由山東省庫支付開支。田中玉派人專程到天津購置了2000套軍裝。運往棗莊；又撥發現大洋5萬元，派陳調元、第二十旅旅長吳長植進山點名發餉。
經過一番“唇槍舌劍”的談判，6月12日，“臨城劫車案”談判的雙方總算達成了協議。最後8名外國人質和所有中國乘客全部得到釋放。同時，北京政府答應招編孫美瑤部自衛軍3000人，並付款8.5萬元，“山東建國自治軍”於6月27日正式改編為“山東新編旅”，歸山東政府軍第五師節制，孫美瑤任旅長，下轄兩個團、6個營，旅部設在棗莊。一場轟動世界的劫車綁票案，歷時37天后，終告結束。
案件尾聲
如此一件大案自然不是就這樣結束了。外國公使雖然有關主權方面的要求並沒有得逞，但是依然堅持要追究案件發生地官員的責任並賠付相關人員的損失。
因為“懲罰”問題直接牽連直系大將、山東省長田中玉，故直系亦借國內輿論的反對而自重，表示反對列強幹涉中國內政。吳佩孚提出，懲處事故負責官吏是中國政府的權限，與外國並無關係。
但是曹錕當時正著急地要當選總統，於是對田中玉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希望他能夠“顧全大局”，並承諾下以後封他為“上將軍”，田中玉雖然心裡不舒服，但老大發話了他也就沒話說了，也因此丟了官。
在賠償方面，中國政府雖然同意按外交團的通碟償付，但賠償的具體金額當時並未算出。到1924年4月3日，臨城劫車案發生快一年時，外交團才將臨案的具體賠償金照會送交中國外交部，各國共計36萬多元[15]。因美國被綁架的旅客在各國中最多，因此賠償數額也最大，36萬元中有近一半都是賠付美國的。而這些錢直到1925年2月才交到外交團公使領袖荷蘭公使手中。
在孫美瑤被收編之後，周圍的土匪才發現原來要想被“招安”，得先學會捅婁子啊。於是一時間山東、河南一帶土匪躍躍欲試，紛紛要效法孫美瑤綁架“洋票”，成為“臨城第二”，聲稱要官府將其改編為一個師。因此，臨城劫車案的解決方式，對各地土匪的猖獗活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此後，各地連續發生好幾起綁架洋人勒贖案，大有愈演愈烈之勢。這引起公論對北洋政府的譴責，如此情勢，非“殺一儆百”不足以奏效。
而孫美瑤被收編後，因為之前的衝突，與山東當地的部隊關係十分惡劣。年底，孫美瑤部與駐紮棗莊的第十八團吳可璋的士兵發生衝突，雖經地方士紳出面調解，暫告平息，但孫、吳兩部已是水火不容。時任兗州鎮守使張培榮在得知吳、孫衝突後，以調解為名，借棗莊中興煤礦公司俱樂部設“鴻門宴”，當場，一個石灰包打在孫美瑤的眼睛上，被燻得昏頭的他，被一頓亂刀給捅了無數個透明窟窿，腦袋還給切下來傳命各處。孫美瑤的部下，也只好繳械解散。估計大部分還是當土匪去了。
臨城劫車案的主角落了這樣的一個下場，確實也是咎由自取，不過此案所造成的影響經久不衰，成為後人研究那段歷史的重點事件之一。
閱讀更多 亞豐科技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