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的印象中，土匪應該是少則幾十人，多則上百人，騎著馬，拿著刀槍，他們不事生產，只靠打家劫舍生活。但有意思的是，土匪們並不像我們認知的那樣簡單。
1922年美籍牧師安東·倫丁遭到土匪的綁架獲釋後，他寫下了關於土匪的一系列見聞：
還在上午就單的時候，有一天，一片濃重的陰鬱籠罩匪首和整個營地。匪首的一個下屬違反了命令。在土匪地盤裡，有些做法與在行軍路上有所不同。在路上，任何土匪都可幹下幾乎任何暴行而不會因此受罰。而在這裡，在土匪地地盤上，匪首們很注重自己的名聲。真該受審的這個土匪以匪首的名義偷了一條毯子。當消息傳到匪首耳朵裡時，他暴跳如雷，命令馬上把這個該死的土匪宰了。這個土匪的許多朋友來求情，希望他寬大處理，但所有這些努力都沒有奏效。人被槍斃了，一切都已經過去，但處決的命令卻令人耿耿於懷。好幾天裡，營地裡人氣消沉。尤其是匪首自己，更是明顯的鬱鬱寡歡。
這一段描述與我們印象中土匪的畫風完全不同，為什麼本應以打家劫舍為生的土匪卻因為自己的手下搶劫了一條毯子而被老大殺死了呢？我們帶著這個疑問看一下下個個故事。
四川省廣漢縣（現屬成都廣漢市）位於"天府之國"成都平原腹心地帶，成都往北的川陝大道上，自古有"蜀省之要衢，通京之孔道"的說法，交通位置十分重要。
但1917年後這裡基本上被五幫土匪佔領，不單是商旅，即使是政府的軍隊都有可能被這夥土匪打劫，而土匪們也怕打劫過重斷了自己的財路，便決定在這五家土匪所佔領的地區設立收費站，並開具路條，保證在此路段中不再收取其他費用，並且會保證過路人的安全。這些土匪定的價格並不算高，他們也會嚴格遵守自己制定的規則，所以從這裡經過的人就越來越多，他們的“生意”也就越來越好。
當然，這些土匪並不滿足於現狀，在一次五家聯合會議中，他們又決定請農民來這裡種地，每畝地只收他們一斗谷作為保護費，在民國時期，這種稅率已經算是很低了。
從上面這兩個故事中，我們不難發現，作為我們印象中窮兇極惡的土匪，非但沒有肆意的搶劫、盤剝百姓，而是有組織的保護百姓，從百姓身上收取保護費來養活自己，而不是依靠搶劫。這種意義上的土匪，已經不單單是普通的土匪那麼簡單了，他們已經開始有了政權的意識，也就可以把他們看作是非法的小政府。當這些非法的小政府慢慢做大做強之後，便就有了取締合法政府的可能，大土匪張作霖便是這樣，他依靠著軍事力量，一度控制了中央政府，從土匪變成地方司令。完成了自身從非法到合法的轉化。
那麼合法的政府會不會去做一些非法的土匪勾當呢，答案是肯定的。1918年當時的四川就像是戰國時期一樣，被幾個軍閥的首領控制著，他們在自己的防區內隨意任命官吏，徵收賦稅，即使是中央的命令，他們也不會去理會。但由於各個軍閥誰也不服誰，經常混戰，他們的領地就像黑幫地盤一樣，並不會穩定下來。
由於自己的地盤經常變換地方，所以他們也就無所謂百姓的死活，苛捐雜稅，竭澤而漁，他們的軍費一般都是靠徵收田賦來獲得的，有一年竟預徵了五六年的糧賦。到1935年，有些地方預徵田賦已到民國一百多年了。除了田賦以外，他們種植鴉片，開設煙館，徵收煙款。
到了這個地步，這些軍閥於土匪有什麼區別呢！土匪還怕竭澤而漁有所顧忌，而他們直接把魚都殺死了，在他們眼裡，既然防區經常易手，實施殺雞取卵的政策未必是壞事，以後的惡果也未必是自己承擔，而眼下還能壯大自己的力量，如果自己去養雞，沒準就變成別人的盤中餐了。所以，雖然是軍閥，但對於他們來說做流寇，無疑是最好的選擇。
不過這個世界總會有想養雞的人出現，所以這些曾經的合法的殺雞政府，就會被那些非法的養雞小政府取代，曾經的土匪搖身一變成了官軍，而那些當年高高在上的官軍，卻被捲入了歷史的洪流中，連渣滓都不剩。
想要好好活下去併成為正統的土匪，會在最開始的時候用暴力掠奪的方式完成自己的原始積累，之後都會建立自己的規章制度，去保護自己治下的百姓。君不見，發起“揚州十日”的是清，而撥款賑災，救助百姓的也是這個清嗎。而90年代的阿富汗塔利班在還是割據政權的時候也是自己地盤嚴格禁毒，只往地盤外賣，到後來它攻下喀布爾臨近統一阿富汗全國時，也是洗手不幹，全面鐵腕禁毒，阿富汗在極短的時間裡從世界重要毒品出口國變成幾乎0出口，出口的那點也大多是不在塔利班控制下的北方聯盟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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