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語言學通訊新中國翻譯學科發展歷程
1. 緒言
翻譯因不同民族、不同語言社群的交流之需而產生，也為多元文化的融匯發揮橋樑作用。翻譯既是文化溝通的過程，也是文明交流的產物。
千百年來，無論西方東方，都見證了翻譯對於文化傳播與溝通的重大作用。僅從聖經為代表的文化翻譯，就可清晰地看到一條由希伯來文到希臘文（亞歷山大城），後由希臘文到阿拉伯文（巴格達），再經阿拉伯文譯入拉丁文（托萊多）以至歐洲各國語言的文化典籍傳播路徑。這就是翻譯開闢的文化溝通路徑。
在中國，西漢末年的佛教傳入，使佛經翻譯成為中國翻譯史上最初的重要一環。後來又有傳教士的譯介，以及更大規模的近代西學譯入，給古老中國文化帶來生生不息的活力。誠如季羨林（2007:10）所說：“中華文化這一條長河，有水滿的時候，也有水少的時候，但卻從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數大大小小是頗多的。最大的有兩次，一次是從印度來的水，一次是從西方來的水。而這兩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譯。中華文化之所以能長葆青春，萬應靈藥就是翻譯”。
翻譯的史實豐富，作用巨大，但人們對翻譯的認識和論述卻遠遠不夠。如在勒弗維爾所編《翻譯·歷史·文化》（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A Sourcebook.Lefevere 1992）和羅新璋所編《翻譯論集》（1984）中，中外歷史上關於翻譯的認識和觀點，在現代以前基本處於議多論少的前理論階段。新中國成立之後，翻譯學科才逐漸從無到有、由小到大，一步步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縱觀這一成長曆程，可清晰地看到三個時期：一是萌芽期（1949-1978），起點是新中國的成立，百廢待興，終點是“文革”的終結，百衰待振，翻譯學科亦然；二是成長期（1978-1999），起點是改革興起，終點是世紀末，標誌是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和重要學刊《翻譯通訊》（後更名《中國翻譯》）等的創立等；三是發展期（2000年至今），起點是學科意識的提升，如二級學科點的設立和翻譯學博士點的開辦。下面逐一評析。
2. 萌芽期
翻譯是跨語言跨文化的活動，表現為雙語轉換技能，具有實踐屬性和藝術特性；而翻譯學則是對翻譯這一特殊語言現象的研究，具有學術屬性和複雜特性。新中國早期，翻譯主要被視為一種跨語言技能，服務於培養國家建設所需的翻譯和外事人才，躋身於新中國文學文化建設的行列。這體現在培養了一大批以英語、俄語為主的外事和翻譯幹部，更重要的是大量譯介了國外的經典文學作品和學術著作，並將中國的政治文獻和中國古代、現當代文學作品翻譯成英、俄、日等多種語言，介紹給世界。
但作為學科，此時尚未得到發展。早期有董秋斯、茅盾等對翻譯的討論，甚至呼籲將翻譯視為一門科學，如1951年，董秋斯發表了題為《論翻譯理論的建設》的論文；在1954年全國文學翻譯工作會議上，茅盾做了題為《為發展文學翻譯事業和提高翻譯質量而奮鬥》的長篇報告，但由於時代侷限，這些學科建設的聲音並未受到重視。國際上的情況相仿，理論建設基本上也是在這個時期起步，如著名翻譯學者奈達（E.Nida)1964年出版《翻譯科學探索》，霍姆斯（J.Holmes)1972年在哥本哈根召開的國際應用語言學大會上發表《翻譯研究的名與實》，被視為翻譯學科的創建宣言。也就是說，到20世紀中葉，國際上才開始對翻譯研究的性質、範疇和學科目標等進行科學、深入的探討。由於時代的侷限，國際上的這些理論探討未能及時引入，國內翻譯界談論最多的還是嚴復的“信達雅”三原則。如王佐良（1987）在《新時期的翻譯觀》中總結說：信達雅是很好的經驗總結，說法精練之至，所以能持久地吸引人。此外，學界討論較多的還有魯迅的“丰姿”說、錢鍾書的“化境說”、傅雷的“神似”說，等等。這些論說都非常有見地，如羅新璋（1984）所言，是“我國自成體系的翻譯理論”。但從嚴格意義上說，這些還不是一個學科的真正構建。
學術期刊往往是學術發展的一面旗幟。從這點來看，此時期幾乎沒有成系列的翻譯學刊。1950年曾創辦了《翻譯通報》，多在翻譯實務層面討論問題，很少從學科層面論述翻譯。而該刊斷斷續續，才辦兩年，就在1952年休刊，第二年又復刊，維持了一年，最終還是在1954年停刊了。這也說明在這個時期，翻譯作為學術或學科發展的條件還很不充分。
3. 成長期
翻譯學科的真正成長是在中國全面改革開放之後，有如下幾個標誌：
1）國外譯論湧入1978年的改革開放，不僅是政治經濟層面的改革開放，也是全方位的包括學術研究的改革開放。與外部十年以上的隔絕之後，中國的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學科均如飢似渴地學習國際先進的理論、方法、技術和管理等。翻譯學科也一樣，以開放的心態擁抱世界。
引進、融匯和爭鳴，是這個時期的幾個特徵。1983年，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出版了《外國翻譯理論評介文集》，成為國內最早的譯介國外翻譯理論的書籍。隨之而來的是更多國外翻譯理論的湧入，如奈達的《奈達論翻譯》（譚載喜譯介）、巴爾胡達羅夫的《語言與翻譯》、卡特福德的《翻譯的語言學理論》、穆南的《翻譯理論問題》、斯坦納的《通天塔：文學翻譯理論研究》、紐馬克的《翻譯教程》等，紛紛譯介到中國。一時間，國內譯界十分活躍，有力地激發了學科建設的理論意識。如許鈞（2018:5）所言：此時的“譯論引介的全面性、多樣性、系統性和批判性，引介方式由翻譯和轉述變為評述和闡釋，引介重點逐漸由語言學翻譯理論轉為文化翻譯理論和解構主義翻譯理論，理論來源地也從英美擴及到德國、法國和低地國家，並開始從宏觀層次
關注西方翻譯理論發展的整體脈絡”。除了譯介國外翻譯理論，也有學者開始梳理中國自己的翻譯論述，如1981年香港翻譯學會劉靖之編出《翻譯論集》，1984年羅新璋編出一本流傳更廣的《翻譯論集》，此外還有一系列翻譯研究論集等。這些理論書籍，特別是從國外引進的眾多譯論，令人耳目一新，當時的年輕學子無不爭相選讀。
2）學科意識提升隨著大批國外譯論的引入，關於翻譯學科認識的爭論此起彼伏，間接促進了學科意識的提升。前輩學者也發表了許多新見。例如許國璋（1983/1991）提出“闡譯”說，認為學術著作的翻譯，不僅立言，還要立解，要為自己的文化引進一種概念系統。王佐良（1989）認為翻譯背後是兩大片文化，因此翻譯不只是語言的轉換，更有文化的融入。許淵衝也發表了關於音美、意美、形美的翻譯觀。中青年學者除了前面提到的譚載喜和許鈞，還有王克非（1994）的翻譯文化史論，劉宓慶（1995）的翻譯美學思想，等等。當時，翻譯是科學還是藝術之爭，以及翻譯學的目標、性質、定位、途徑和方法等，都引發了廣泛的討論。爭論的焦點是翻譯學的學科性質、翻譯學的中國特色、如何引進和看待西方翻譯理論等問題。大討論的實際結果是學科意識的提升。
3）學術機構創建翻譯學科進入成長期後，1980年《翻譯通訊》創刊，它不同於早年的《翻譯通報》，是翻譯的理論與實踐並重的學術期刊。1982年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建立，更加有力地推動了翻譯學科隊伍的建立。1987年5月在南京，許鈞等青年學生在南京開辦了青年翻譯家論壇，繼而在當年7月，全國第一次翻譯理論研討會在青島召開，這是最具規模、最有影響的一次翻譯理論研討會，對翻譯學科建設的貢獻度極高。會上譚載喜等人開始提出建立“翻譯學”。十多年後的2000年，翻譯界學者再次聚首青島，則更是將學科建設作為會議的主題。1996年，中國譯協新增翻譯理論與翻譯教學委員會，顯示出對翻譯學科的高度重視。
4）翻譯教學系統化張培基（1983）編寫的《英漢翻譯教程》和呂瑞昌等（1983）編寫的《漢英翻譯教程》等，對翻譯教學改革有很大促進，使教學更加系統化。後來接連出現包括柯平（1991）《英漢與漢英翻譯教程》在內的一批新型翻譯教程，添加了更多理論色彩。
4. 發展期
這是一個百家引進、百花競放的時代，充滿了奮發向上的勃勃生機。翻譯學科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
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翻譯學者學科意識更強，發展步伐更大。主要的標誌是翻譯學科在國家層面獲得認可，學術活動廣泛開展，翻譯研究走向國際前沿。
1）學科建立外國語言文學學科的碩士招生同全國其他學科一樣始於改革開放初期的1981年，隨後開始博士招生。第一批外語學科博士生導師為季羨林、陳嘉、許國璋、王佐良等八位。招收翻譯研究博士生是在其後幾年，如1985年許國璋在北外開始在語言學科下招收翻譯理論博士生。2004年初，上海外國語大學獲批“外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博士授權點，自主設置“翻譯學”二級學科碩士、博士授權點。但長期以來，翻譯學被歸入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二級學科之下，相當於三級，發展受到一定限制。在翻譯研究大發展的帶動和外語界專家學者的呼籲下，教育部門在2006年批准設立翻譯專業碩士學位（MTI），翻譯專業研究生大幅度擴招，並在2009年批准將翻譯學列為二級學科。這是對翻譯研究的認可，對翻譯學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翻譯學學科建設跨入一個嶄新階段。
此後，翻譯學在全球化的大氣候下，應國家發展戰略需求，配合“講好中國故事”、“中國文化走出去”、“一帶一路”倡議等重大部署，獲得更大的發展。例如在成長期裡，在標誌性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上，語言學科組裡，外語立項僅佔20%左右，翻譯立項則在外語中僅佔20%。十多年後，外語及翻譯方面立項逐漸增多，如2015年的語言學國家項目，外語佔比達三分之一，其中翻譯立項也增長至外語立項中的三分之一以上，且相當大一部分是中譯外研究。國家級的科研和教學獎勵中，翻譯學也佔了較大比重，這都是先前未有的新局面。
2）研究長進除上述之外，翻譯學的大發展在著述、譯叢、講座、會議等方面也充分體現出來。2001年，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率先開始引進並陸續出版“國外翻譯研究叢書”40種。自2006年起，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也引進並陸續出版了“外研社翻譯研究文庫”30餘種。同年，朱志瑜、王克非主編了一套“當代西方翻譯研究譯叢”（共10種），由外研社出版。這些引進著作為翻譯研究者提供了一手文獻，開闊了學術視野，為我國翻譯學發展注入了強勁的推動力。翻譯學術隊伍逐漸擴大，學術產出迅速增長，在數量和質量上與前期相比都有顯著的提高。國內的翻譯研究逐漸形成兩大取向，即接軌國際的研究和中國特色的研究。
接軌國際的研究，就是緊盯國際研究前沿，奮起直追。這方面起步早、進步大的是雙語語料庫的研製與應用研究，翻譯文化史和中外翻譯交流研究，雙向翻譯能力測評研究，利用鍵盤記錄、眼動儀、ERP/EEG/fMRI等現代儀器來觀測翻譯過程的研究，口譯及其教學的研究，等等，都產生了令國際學界為之側目的研究成果，在國際學術期刊以及國際出版機構裡出現更多中國翻譯學者的身影。一些研究的層次和質量與國際水平不相上下，局部甚至有所超越。
特色研究指的是與中國相關的、具有中國獨特視角或特有資源的翻譯研究。進入發展期以來，中國特色的翻譯研究，大多是對中國經典文學英譯、外譯的研究，以及這些翻譯在世界上的傳播、接受和影響。近些年，相關研究又擴展到中國特色話語包括外交話語、政治話語的建構和外譯，以及其中展現的中國國家形象研究。國家社科基金還特別開設了中華學術外譯項目。
3）譯論出新新中國70年來的大發展，特別是面向國際的拓展，成就了翻譯學科，在發展期裡尤為明顯。除了前述翻譯理論探討，我國學者逐漸推出新的研究成果和理論探索。例如大型歷時複合語料庫構建及相關語言、翻譯研究，黃忠廉提出的變譯論，胡庚申提出的生態翻譯觀，周領順的譯者行為批評，以及王克非在多次會議上闡述的翻譯路徑研究。這些新論借鑑國外的相關理論，結合本國國情，探索中國譯學話語體系，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翻譯學科的構建與完善。
5. 結語
新中國翻譯學科的70年發展經歷，是學科從萌芽到逐漸成長和發展的過程，也將迎來翻譯學科繁榮的新時期。我們預期在新的繁榮發展階段，中國的翻譯新論逐漸為國際所認可和接受，中國的翻譯資源逐漸為國際學者所發掘和進行比較，中國學者在國際會議、國際組織和國際學術期刊裡更加活躍，擔負起更重要的學術職責。同時也可促進中國的翻譯研究進一步受到世界關注，讓世界更好地認識和理解中國語言、文化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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