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正德十六年（1523）三月，武宗駕崩，由於他生前無子，以楊廷和為首的內閣在張太后的支持下，依據“兄終弟及”的祖訓，迎立興獻王之子朱厚熄入繼帝位，是為明世宗嘉靖。四月癸卯（二十二日），世宗舉行了登極儀式，並頒佈了“即位詔”。這份即位詔在歷代眾多的即位詔書中顯得格外突出，並對嘉靖朝的歷史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新君即位，以“即位詔”的形式革除前朝弊政，是歷代的慣例，它們是新皇帝的施政綱領，詔告天下以顯示興國安民的決心。只不過大多數的“即位詔”，尤其是守成之君的“即位詔”是何等類同，無非是一些減免賦稅，大赦天下的官樣文章，這種口號式的詔書使“即位詔” 失去了應有的作用。明世宗的“即位詔”之所以顯得與眾不同，最主要的一點就是它包含了更多的實際內容，真正發揮了即位詔書應有的指導作用，被視為嘉靖初期“新政”的政治綱領。

一、明世宗“即位詔”的出臺背景

明世宗“即位詔”長達80條，所涉及的內容非常廣泛，條目之多， 涵蓋之廣，一方面反映了正德時期弊政的嚴重程度，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楊廷和等人非常強烈的改革要求，和他們對新即位的世宗皇帝所抱有的極大期望。

明武宗正德在統治的16年中前期沉湎聲色，不理朝政，寵幸宦官，國家政權掌握到了以劉瑾為首的宦官集團手中，他們黨同伐異， 胡作非為，朝政一派混亂。後期寵信錢寧、江彬，四處出巡，民不聊生。藩王兩度興兵，農民起義此起彼伏，政局處於風雨飄搖之中。明王朝各種社會問題逐漸積累惡化，土地集中，吏治腐敗，傳乞無度， 冗濫叢生，宗支日廣，國庫虧空。面對這些危及朝廷安危的弊端，朝堂之中的很多人認識到，必須進行一系列的改革，才能緩和矛盾， 扭轉危局，但是他們的改革設想，在武宗時期沒有付諸實行的可能。

明武宗

正德皇帝的去世，對改革派來說無疑是一個契機。

早在嘉靖帝由安陸抵京途中，楊廷和等人在清除江彬餘黨，穩定京師局勢之際，就迫不及待地利用“遺詔”形式開始了改革的初步嘗試，如“罷威武團練營，官軍還營，各邊及保定官軍還鎮；革各處皇店管店官校並軍門辦事官旗、校尉等各還衛，其各邊鎮守太監留京者亦遣之；哈密及土魯番、佛郎機等處進貢夷人俱給賞還國；豹房番僧及少林寺和尚，各處隨帶匠役，水手及教坊司人，南京馬快船，非常例者，俱放遣”。這些當然都是“中外素稱不便”而急待解決的問題，但是離“望治已久”的改革者革除弊政的真正要求，還有很大差距，在此情況下，楊廷和等人把還沒有來得及或沒有權力解決的問題， 都寄託到世宗登極時頒佈的“即位詔”裡。

楊廷和

首先，“即位詔” 是以皇帝的名義發佈的，是國家級的文件，具有法律效果，在以後的執行過程中阻力會比較小。另外，當時嘉靖皇帝還在進京的路上，其實並沒有參與這份以自己口氣頒發的詔書的擬定，不管新即位的君主會不會是個好皇帝，這都是楊廷和等人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來進行改革的最後的機會，詔書一經正式頒佈，對所有人包括皇帝都有強大的制約作用。再者，經過“遺詔”的嘗試，取得了令人興奮的成效，改革派對前景充滿希望，即位的嘉靖又尚且年幼， 他們企圖以“即位詔”的形式將新君的施政方向納入他們理想的軌道。 因此這份冗長雜亂，幾乎無所不包的“即位詔”，是正德、嘉靖之際複雜局勢的投影，是改革派複雜心情的體現，也是他們的政治革新的指導思想和改革目標。

詔書樣式（非嘉靖即位詔）

二、“即位詔”內容繁多，大致可分為為冗濫、宦官、司法、經濟、吏治、宗藩六方面

1、冗濫方面：裁革傳升、乞升的各類文職武職官員、匠役、書辦人員、法王、佛子、國師、禪師等；查革冒功、冒名、冒姓、冒籍及額外添設的各類武職、官匠等，或將其發回原衛；對奏帶、夤緣、 投托王府的各類人等俱復原職或閒住。

明代官職品級及名稱，一個字：多

2、宦官方面：在“遺詔”的基礎上進一步懲治了正德朝為惡的宦官黨羽；取回各種身份的額外新添內臣；革退內府各監局的冒名軍匠和新增內使，並嚴禁私自淨身；對內府各監局正德年問增添開支進行會計整頓，違規添建建築一併拆毀。

明代宦官形象

3、司法方面：對在押囚犯俱從輕發落；存積案件，詳審輕判； 已判案件果有冤情的許其申訴。嚴懲了正德朝遺奸張璽、張倫、趙真等人及其黨羽。對法司的問刑條例依《大明律》進行了調整，去新增的不合祖制諸條。

大明律

4、經濟方面：清丈土地，減免賦役，通過一系列減免賦役、減少各項坐派措施“以舒民困”，對抄沒莊田土地進行清查。漕船水利，對漕運官軍優撫體恤，規定進鮮船不得額外增設，烏龍船、黃船、黑樓等船俱收官改為他用；嚴懲各種破壞水利建設的行為。鹽法，禁權勢佔中，買窩賣窩，懲治奸商，疏通鹽法。

5、吏治方面：對正德朝因諫言或受宦官打擊而獲罪、罷職的官員重新起用，為迫害致死者正名並追恤其家屬；開言路，鼓勵官員上疏言事；對各級文武職官員進行考察，嚴格考察制度；嚴選法，禁納銀入監；禁文武官員私役錦衣衛校尉。

6、宗藩方面：完納王府所缺祿米；貧而無力婚配者令有司助給； 郡王、將軍革祿者復；對於投托王府的“奸人遊食”，革除並“嚴加禁治，不許故縱容留”。

明代宗室待遇

在這些條款中，諸如大赦天下，減免賦稅，縮減坐派，從而恤民困，伸民冤等條款，主要集中於司法和經濟兩方面，其內容雖然都最貼近國計民生，但和所有“即位詔”一樣，都只是泛泛而談，缺少實際操作步驟，也是最難取得實效的部分，僅是為新政權營造一種昇平氣象。

但稍有不足之處是，“即位詔” 的出發點是針對正德弊政的，因此對歷史存在的問題如鎮守宦官、官吏考察、生員選拔問題都有所提及，卻未能深入。至於宗藩問題，在明代後期對政治經濟的影響都非常大，但詔書基本站在拉攏保護宗藩的立場，以示朝廷“親親至意”，並沒有涉及到宗藩方面的各種弊政。這些都體現了楊廷和等人初政時緩和矛盾，不想擴大對立面的保守一面。

三、 嘉靖初年“即位詔” 的執行情況

“即位詔” 一頒佈， 長期處於武宗黑暗統治之下的大明臣子“莫不延頸以望太平”。在楊廷和等改革派官員的努力下，詔書在初頒時得到了較好的貫徹執行，取得一定成效，楊廷和也因此受到朝廷中多數官員的擁護，“陛下登極一詔，痛行裁抑，宿弊盡鰲，以故察政體， 則先時縱而新政始嚴；酌名器，則先時輕而新政始重；量庾廩，則先時嗇匱而新政稍充；計帑藏，則先時殫虛而新政浸裕。”後世把這段時期稱作“嘉靖新政”，並且把嘉靖帝也稱為是“中興聖主”。

嘉靖帝

“正德蠹政麓抉且盡，所裁汰錦衣諸衛，內監局旗校工役為數十四萬八千七百，減漕糧百五十萬二千餘石，其中貴、義子、 傳升、乞升一切恩俸得官者大半皆斥去”。

“凡新主之詔，多旋行旋格，美意不終，惟世宗初所興降，靡不力也”，“是社稷之長利也”。

此時朝野皆以為武宗朝的危機已經過去，“中興”的願望深人人心，大家都在等待著一種嶄新的政治局面的來臨，認為“天下忻然， 庶幾復見唐虞之治”。

但是隨著政治上“大禮議”鬥爭的不斷深入，“即位詔”執行的腳步也在不斷放緩，後期和初期在具體執行上有明顯的差異。實際上，直到嘉靖六年“大禮議”結束，推行“嘉靖新政”的改革派官員基本退出政壇之時，“即位詔” 所承諾的諸多改革條款，大部分未能實現，而改革所取得的成果也多有反覆，最終未能取得預期的效果。

明朝中期以後，各類人員的冗濫使官僚機構變得異常龐大，消耗了國家的大量財富，中央財政已不堪重負，尤其到正德中“冒濫尤甚， 十六年四月以前在京官軍、旗校、勇士、軍匠人等食糧之數共三十七萬三千七百餘員，一歲支米三百九十八萬八千八百餘石，歲運四百萬石之數，除海運三十五萬石外，雖盡數進京，亦不能支”。要扭轉國庫虧空的局面，為新政權提供穩定的經濟基礎，就必須解決冗濫問題， 在“即位詔”初頒之時，改革者對這一舉措抱有很大的決心，也的確取得了巨大成果，“裁汰錦衣諸衛，內監局旗校工役為數十四萬八千七百”。這一龐大的數字充分證實了裁革冗濫的力度和成果。 但是這種狀況卻沒能維持太久。

自正德十六年詔書頒佈起， 就不停遇到來自多方的阻礙和破壞， “奈何痛憤未幾，旋自踵效，隨革隨復，不恤反汗”，很多內容剛剛看到一點成效就被更改。“皇上嗣統首詔裁革，仕路一清，天下稱快， 今乃季全、王邦奇等奏辦紛紜，一日之間而復冗官九十餘人。”

明代官員形象

其他各種各樣的乞升、傳升也無視“即位詔”的約束，在嘉靖四年左右出現一個新的高潮，內府各監局紛紛請求“收人匠”，

以上情況說明，“即位詔” 頒佈之初，關於冗員裁革的預期數字雖不能完全達到，但在改革派官員的努力下取得了很大成效，冗濫情況有所改善。可是不久之後，就有大量的已革除者得以恢復，而且又有新的傳乞、奏帶的產生，這就使得本來就沒有革盡的冗員數字， 又開始了新一輪的增長。

（二）“即位詔”中抑制宦官內容的執行情況

正德朝宦官專權誤國，給社會造成極大危害，世宗即位時打擊裁抑宦官是穩定政局，緩和社會矛盾，收攏人心的需要。“即位詔”中針對宦官弊政的諸條款，儘管並不足以徹底摧毀宦官集團的勢力，但這些條款如果能夠得到很好的貫徹執行，也必將有力地打擊宦官勢力，並極大地緩解他們給國家財政及民眾生活造成的嚴重危害。但實際上，“即位詔” 抑制宦官內容在具體執行時卻遇到了比裁革冗濫更大的阻力。

最初，嘉靖帝對魏彬、張忠、於經、谷大用等宦官懲治的態度是鮮明的，但不久之後由於政治上的孤立。皇帝對宦官的態度由打擊裁抑變成優容袒護，這些宦官被逮繫後“獄久不決”，魏彬在正德年間助逆江彬，而張忠、於經等人則“排陷忠良，首開皇店，結怨黎庶” 都是些罪大惡極之人，朝臣認為

太監魏彬

宦官的這類乞請，都嚴重違背了“即位詔” 的興革條款，遭到改革派官員的強烈抵制，他們紛紛上疏諫言，懇請皇帝收回成命，但世宗並沒有站在改革者這一邊，而是不住地偏袒宦官。到嘉靖六年，

（三）“即位詔” 中其他方面的違詔情況

“即位詔”除了冗濫和宦官兩方面外，其他方面涉及武宗弊政的內容並不太多。例如經濟方面有少量關於漕政、鹽政、馬政的改革， 但這些改革成果也無一例外地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即位詔”規定了各類船隻數額，不許額外增設，嘉靖元年正月 ，南京守備太監戴義請求恢復正德中例，各監局內臣也競相請乞，皇帝折中朝臣的反對意見，許如弘治間例，而漕政之弊復矣；嘉靖三年二月，御史張景華依“即位詔”勘處團營牧馬草場，清查子粒銀數，清理積蔽，不久皇帝因御馬監太監閆洪請求，命停止勘查，“第令仍舊”，而馬政之弊復矣；己亥條；嘉靖五年元月，商人逯俊等夤緣太監，以增價為名奏買殘鹽，皇帝特許中兩淮額鹽三十萬引於宣府，隨後，逯俊等又請允許十六人中宣府，十一人中大同，而鹽政之弊復矣。這幾方面之所以政令不能如初，都有宦官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實際上還是可以並作宦官問題討論，看作是宦官問題在經濟上的反映。

明代的漕運

四、“即位詔” 執行的不徹底性及其原因

“即位詔” 頒佈後，楊廷和等人以此為依據，裁革冗濫，打擊宦官，在短期內穩定了新政權，挽救了已經迫近危亡的明王朝統治， 使嘉靖初期的政治較正德而言有了極大的改善，從這個意義上講， 把圍繞“即位詔”而進行改革的這段時期稱為“嘉靖新政”並不為過。

第一，“大禮議” 事件的發生，使改革勢力得不到皇帝的支持。 “大禮議”期間，嘉靖帝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到了議禮問題如何取得議禮的勝利上，而對於其他諸如社會改革之類不再關心。而且由於“大禮議”，他與推行改革的楊廷和等人不復當初的合作關係，而是變成了對立的雙方，嘉靖帝在議禮問題上受到楊廷和等人的阻礙，對他們失去了信任，想方設法將這派官員排擠出政壇，以清除議禮道路上的障礙，這些原因就使得嘉靖帝對改革派官員所倡導的改革漠不關心， 甚至於橫加阻撓，使政治逐漸背離了最初的方向。

大禮議事件

第二，舊的腐敗勢力難以根除，新的腐敗勢力不斷產生。對於任何一場改革來說，去除舊勢力的影響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但隨即而來的“大禮議”卻使改革者們失去了這個機會。“大禮議”事發後，在幾乎舉朝都與皇帝對抗的情況下，嘉靖帝覺得異常孤立，意識到必須培植自己的勢力與楊廷和等人抗衡，此時，他可以依靠的只有藩邸舊臣和宦官。嘉靖帝以藩邸舊臣充實錦衣衛，又給予宦官種種好處， 企圖以他們對抗內閣，這些人對於孤立無援的嘉靖帝而言，的確是可以利用的自己人，但這種不受朝廷官僚體系制約的，依附皇權而產生的新勢力，卻同時又成為各種腐敗問題重新滋生的沃土，他們在皇權的保護下迅速地破壞著改革的成果。

《大明王朝1566》中嘉靖帝影視形象

第三，“即位詔” 執行過程中，辦事官員貫徹不力導致半途而廢。 這種貫徹不力有來自兩方面的原因，客觀上的原因還得說是“大禮議”。“即位詔”是楊廷和主持起草的，具體負責執行的也大部分是楊廷和的追隨者，因此他們在“大禮議”期間多數被捲入了政治鬥爭， 改革的領導者楊廷和在嘉靖三年被迫辭官，其他的改革派官員或罷或貶，皆不能安其位，使“即位詔”的貫徹缺少連續性。主觀原因則是某些具體辦事的官員對詔書執行得不夠堅決，使違詔者抓住漏洞，有機可乘。“即位詔” 是一份在倉促之下起草的急救章，細節上會有不少的漏洞和考慮不夠周全之處，作為皇帝文書又不允許輕易更改，很容易讓投機者有機可乘，這些技術上的因素都影響了“即位詔” 的有效執行。

五、議禮派改革對“即位詔”思想的繼承，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嘉靖中興”局面的形成

以“即位詔”為綱領的“嘉靖新政”，是明中期統治集團內部面對自身危機進行的一次積極的改革嘗試，雖然沒能取得預想的結果， 但它致力於革除積蔽、挽救危亡，而且反因循之常態，開改革之先河， 其歷史功績是不能被否定的。而且“即位詔”對於武宗弊政和嘉靖初政治形勢的分析都能切中要害。 其大部分改革措施，不僅是可行的， 而且是必行的。作為歷史偶然事件的“大禮議”，一度阻止的是“嘉靖新政”的腳步，不能阻止的是改革這一必然的歷史趨勢。

“大禮議”結束後，朝廷中的實權人物變成了以張璁為首的議禮新貴們，而無論是楊廷和還是張璁，嘉靖初期的這些官員們都親歷武宗統治，對社會危機有著深刻的認識，他們都積極地要求對社會進行全面革新。要改革就不可能脫離“即位詔”而進行，雖然議禮派為了和改革派劃清界線，總想對“即位詔”提出異議，但是

張璁

在此基礎上，議禮派官員們又進一步對“即位詔”的不足之處做了補充調整，對於宗藩問題和外戚問題，議禮派官員依靠嘉靖皇帝的支持，革除了外戚世封，裁減宗室祿米，把“即位詔”的思想繼續深化。對於“即位詔”中所提到的鎮守宦官問題，議禮派官員果斷提出革除鎮守中官，此舉使“即位詔”對宦官的打擊更為徹底。

有了“即位詔”的理論指導，有了改革派前期的改革基礎，議禮派的改革才有可能更為順利地進行，而且，對於詔書思想的繼承和對改革的繼續，也減小了來自對立一方的阻力，弱化了黨派對立，為議禮派爭取到一部分改革上的同盟，使議禮派在冗濫、宦官、吏治、賦稅等國家重要問題的改革上都取得了顯著成效，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嘉靖中興”局面的形成。

《明武宗實錄》

《明世宗實錄》

《明史》

《國榷》

《明經世文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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