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天马，蒲陶则通大宛、安息。”
丝绸之路是中国历史上辉煌灿烂的一笔，可以分为陆上与海上两种。陆上丝绸之路最早起源于西汉，在汉武帝的提倡下，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汉朝与西域之间的地域限制，促使文化的进一步沟通与交流。“神兽西来”的现象也正是此时产生的，从当时汉代的艺术画作和文学作品中，不难发现天马和翼兽的影子。
“神兽西来”出现的偶然性：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阴差阳错带来西域“天马和翼兽”
早在先秦时期，就有资料表明中原地区和西域之间就已有交流。之后，丝绸开始由汉代传至西域。西汉时期，对西域的定义是，阳关和玉门关以西的地方即在新疆乃至更远的疆域，统称为西域。
汉代初期，西域大部分地区被匈奴占据，战乱频发，那为何汉武帝仍然要派张骞出使西域呢？
汉武帝时期，虽然中原和西域已经相通，但由于匈奴的原因，这条文化通道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常常伴有危险的发生。为了加强对西域的经营，击败匈奴成为汉武帝的主要目标。而在当时，汉武帝恰巧了解到，之前被匈奴侵犯的大月氏想要报复匈奴。于是就想趁此良机，和大月氏联手，从东西夹击匈奴，使之首尾不能相顾。
这件事需要一个精明的人居中进行调和，汉中人张骞便随即应征。建元二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原本计划着联系大月氏攻打匈奴，却没曾想到，张骞等100余人在出发西域的途中就被匈奴所擒获。
在匈奴之地待了十年之久，最终寻得机会，逃离至大宛。但当时孤立无援的大月氏已经被匈奴欺压的节节败退，张骞出使的目的也就随之落空。
张骞只能无功而返，在返回中原时又被匈奴羁押一年。虽说没有完成出使的目标，但是通过这十多年的潜心蛰伏期间，收集了关于西域的众多文化，也获得了大量的史政资料。司马光将此行称之为“凿空”。
元朔三年，张骞历经艰难回到西汉故土，并受到汉武帝的赏识，封为太中大夫。归国后的张骞，一方面将自己带回来的西域文化进行整理、编订；一方面积极上奏汉武帝希望二次出使，打通后来的“丝绸之路”。
汉武帝也做了些别样的尝试，他曾想从罗马另辟一条通往西域的路线，可后来因无法实行而放弃。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汉武帝决定通过战争解决匈奴的问题。之后霍去病的祁连山大破匈奴，汉代取得了河西走廊一带的统治权，加强了汉代对西域的管理。
战争取得胜利之后，张骞也被二次选派至乌苏。元鼎二年，张骞圆满完成与乌苏的合作，共击匈奴。当时的乌苏使者和张骞一同返回长安，乌苏使者看到大汉富足的生活心生羡慕之情，归国后乌苏便加强了与西汉的联系。
在与乌苏建立联系后，西域诸国也开始加强了和西汉的联系，丝绸之路也从此应运而生，张骞后来出使大夏，成功打通了丝路，张骞也被汉武帝封为博望侯。
丝绸之路的贯通，和张骞凿空西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大汉与西域的经济互通，也带来了文化上的交流与深入，其中佛教的第一次传入也与丝路有关。马、狮、虎等大型的动物的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人们的认知。也正是因为如此，“天马和翼兽”等原本西汉没有的形象开始在艺术世界出现。
“天马和翼兽”传入主要依托三大方向：文艺创作、民间信仰、丝绸之路
天马其实最早出现在《汉书》和《史记》中。由此可见，天马的出现和张骞出使大宛有着密不可分的文化关联。
那么天马究竟是何方神圣？它又有着怎样的形态样貌？在中原地区，保留了许多关于天马的画像。当然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和字面意思一样，让马的身后长出翅膀，成为能够飞翔在天空中的天马。
在西汉的文艺画作中，在天马的前面往往还出现胡人的影子。有的牵着天马在走，有的身骑天马遨游，部分的图画中，还会有仙人的出现。由此，西域的元素对西汉的影响可见一斑。
这些天马的形象，大都有着短小精悍的双翼。部分天马的身上还篆刻着“天马”的字样，大汉出现的天马形象，引发了后人丰富的联想。在晋代，一些地方志专门记载着天马在祭祀时的作用。
“江原县，文井江上有常堤三十里，上有天马祠。”
——《华阳国志》
天马的出现，同时致使翼兽在汉代的出现。在现实生活中天马的确不会存在，可是，通过汉代艺术创作者们的加工之后，就会在艺术世界加以体现。有翼神兽的出现，既和天马为代表的羽翼相关，同时生活原型的加入，西汉的“翼兽”文化也开始发展起来。
石虎、石狮、石人、石柱等由石头做成的装饰品上，其身后都带有着双翼。东汉的应劭《风俗通义》中就有着关于这些墓前石像的记载。
通过先前的天马祠、陵前“翼兽”，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现象：汉代人们关于鬼神的信仰开始发生了变化，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此类现象的出现呢？
首先张骞被困匈奴归汉后，给汉人带来了匈奴对马神的信仰。《史记索隐》崔浩注：“西方胡，皆事龙神，故名大会处为龙城。”当时的匈奴将“龙神”作为自己侍奉的神明，
而当时的“龙神”即是“马神”。也正是这一信仰，汉代开始出现了天马代表的翼兽形象。其二，汉代对“天马”的信仰与汉武帝求仙长生的举措有关。一代帝王都想着能够长生不老，坐拥山河万里。汉武帝也不例外，之前他因为派人去蓬莱仙境求药不得，继而想到通过丝绸之路能够从西域寻求异宝。
“初，天子发书《易》，曰：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马，宛马曰天马。”
——《史记》
这一记载，表明从汉代帝王到市井百姓，对天马的信仰开始日益增强。最后，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关于翼兽的记载，只不过当时并没有像马、虎、狮等大型动物的出现，也就不被当时的人们所承认。
西汉丝绸之路的打通，将翼兽的观念再一次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促使大众形成对该形象的信仰。所以，在三者的共同作用下，汉代才能够形成不同于西域的“神兽”文化。
“神兽西来”文化在继承中创新，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观念不谋而合
汉代的诸多文化中，为何从西域流传的“翼兽”却能够对后代的鬼神观产生影响呢？这或许是当时的生产能力所决定的，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离不开原始的自然社会，所以无论是汉代还是其后的南朝等都对自然有着天然的敬畏。因而造成了南朝陵前石兽的出现。关于南朝帝王陵前石兽的来源，有着明确的制度规定。
“我便是入他冢墓内寻人”。乃徙其表阙麒麟于东岗上。麒麟及阙，形势甚巧，宋孝武帝于襄阳致之，后诸帝王陵皆模范而莫及也。
——《南史》
这段记载是对南朝刘宋陵前，石表、石麒麟的描述，显示出陵前石兽雕刻的精妙之处有目共睹。哪怕是后世恐怕都无法超越。由此可见，南朝在继承汉代“神兽”文化的基础之上进行了自己的创新。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无论是石兽形象的选择，还是关于石刻的造型风格，南朝都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在采用石刻的排列以及石刻使用的制度上，南朝人更是重视。如大型的石刻动物：石马、石麒麟等只能够用于帝王的陵前，其他的陵墓只能放置小型的石兽。这和自古以来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不谋而合。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汉代的丝绸之路，不仅仅是简单的商品贸易活动，不仅加强了中原和西域之间的经济往来。但实际效果却比设计之初有着更大的效益，例如经济的繁荣，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相互增益。
丝绸之路将我国的“四大发明”传入西欧，同时也从西方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而“神兽西来”是其一大产物，可以说它是丝绸之路的重要成果，汉代文艺创作的重要基石，同时使得中西方文化的不断深入交流，促进了民族融合，对构建世界文化圈有着不可磨灭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汉书》
《史记》
《汉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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