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大司馬看過汪榮祖老師的名作《史傳通說》，這次談到網絡歷史愛好者在歷史理論方面常見的若干誤區，向汪老師請教如何從歷史學高度來糾正這些誤區，得汪老師悉心指點，所得匪淺。大司馬將結合汪老師的教益，撰文談一談網絡歷史認知的不足之處以及改進之方。
青島康有為故居
汪老師年高德劭，與蕭公權、何炳棣、錢鍾書等前輩大家均有淵源。汪老師的名作《史傳通說》貫穿中西史學，通篇以文言文寫成，且常以駢儷出之，不但史識卓越，而且文采斐然，是真正的文質並重，當年曾深得一代大家錢鍾書的讚賞。可惜大司馬當年是借的朋友的書，雖然愛不釋手，但只讀了三分之二就被朋友索回，網絡雖有賣但不喜舊書所以一直沒買，好在汪老師告知此書即將推出新版，大司馬正計日以待。
汪老師的《史傳通說》是一本文質並勝的史學史名作
下面，大司馬將列出一些網絡流行認知，結合汪老師的指點進行解析。造成這些認知誤區的原因，有一些是將有限定條件的論斷當成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道理來濫用，有一些則是對歷史學名言理解有誤所致。
1、歷史能夠用數學公式來解析嗎？
有一些朋友認為科學是萬能的，歷史學不過是科學的一種，故而歷史研究法完全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研究法取代，其中比較極端的又認為數學是一切科學的根基，故而歷史可以完全用數學公式來解析。
喜歡這樣想的朋友一般來說有兩種情況，要不就是理工科尤其是工科出身，業餘愛好歷史；要不就是非歷史系的其他文科出身，認為文科的研究方法混亂，不滿之下乞靈於理工科條理清晰的研究方法，但是實際上前者對歷史學瞭解不夠，後者對科學和歷史學瞭解都不夠。
其實這種思路並不稀奇，在歷史上也曾經有過，不過現在已經過時了。19世紀是科學迅猛發展的世紀，時人心目中自然科學的規則“神聖”之至，這些規則深入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各學科，對這些學科的研究方法確實起到了很積極的作用。但是，當時人認為科學知識是絕對客觀的鐵律，人的意志在科學麵前不值一提，於是產生了較為極端的輕視歷史中人類意志的傾向。
在這種思潮下，先後產生了以蘭克為代表的客觀主義史學、以巴克爾為代表的實證主義史學。前者認為在書寫歷史時要消滅歷史學家的“自我”，只能把與自然科學實驗材料相當的史料絕對客觀的呈現出來，後者則熱衷於尋找類似於科學定理乃至數學公式一樣的“歷史規律”，找到以後把參數往裡面一套不就能得出結果了嘛。應該說蘭克、巴克爾都是大家，其研究方法對歷史學都具有極大的開拓作用，但也都有明顯的缺陷，作為後輩雖不宜苛求古人，但對於方法論的缺陷需要有清醒的認知。
史學大家蘭克
客觀主義史學因為強調科學式“客觀”，想要儘可能的摒棄人的感情、意識等干擾因素，所以選用史料的範圍很狹窄，特別重視文件，但藝術品、民俗等許多如今用來重新發現歷史的絕佳史料被摒棄在外。實證主義史學要找的“歷史規律”也無法找到，因為歷史受到無數人意識的疊加影響，而人腦本身又極其複雜至今仍未能完全明白其運作規律，極其複雜的人腦×極其龐大的人群，導致參數極其龐雜，變量極其巨大，且人腦變化規律本身也不夠清晰，加上歷史記載本身是不完全的、有缺塊的，實驗數據都不全，怎樣可能找到定理、公式一般的規律呢？從錯綜複雜的歷史找到一些大致的道理是有可能也應該追求的，但要用數學公式作為研究歷史的主要方法則無異於痴人說夢。
有的朋友可能會提到計量史學。不錯，計量史學經過年鑑學派的推廣，已經廣泛的運用在歷史研究中，但是①數學方法在歷史學研究中可使用的地方有其限度；②即使在使用數學方法的地方，除了數學方法還還會參用其他方法；③汪老師還特別強調，計量史學如果數據和統計方式選擇稍有不慎，就容易只看見表面而忽視內裡，甚至“一葉障目，不見泰山”。
以上只是列舉了這些受自然科學影響的歷史研究法的侷限，而更大的挑戰則來自於科學本身的演變。20世紀以來，隨著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的提出，以及牛頓的經典物理學被證偽（其實還可以算上近年的量子力學的迅猛發展），科學家發現科學是無限的，當前歸納出來的科學規律並不是絕對客觀的，只是建立在概率之上的客觀，而現階段發現的自然規律也有可能被新的形式取代，這無異於對極端排斥宗教、人文的科學教徒給予了當頭痛擊。
到20世紀，隨著解釋學的發展，科學和歷史學都注意到人的意識在研究自然現象和記載史料上的重要作用，人們發現人的意識和社會歷史條件不但對歷史學，對科學也同樣有約束和限定作用，通過研究以往的人類研究自然現象、記載史料的方式，可以得出新的解釋、新的學科方向。可以說，到今天連科學都不再排斥人的意識的因素，何況歷史學呢？
所以，認為讀史只要、只能看數據，把詩文、書畫、思想、宗教都視為臭老九窮講究的玩意兒的科學教思維應該改改了。
2、歷史人物只能記錄不能價值判斷嗎？
有一種網絡流行說法，認為歷史人物只能記錄，不能價值判斷，只要一價值判斷就摻雜了主觀性，就落了下乘。奉行者也以極端強調“理性”、以“理工科”思維自豪的人群為主，與信奉上一條的人群高度重合，另外也有一些人只是因為自己喜歡的某個人物如漢武帝、朱元璋飽受批評，採用這種話術來進行防守，並沒有上升到方法論的高度。
其實這種認知跟上一條一樣，不能說沒有道理，對歷史學的研究還很有裨益，但是萬事就怕極端，尤其是與自然科學有明顯差異的歷史學，無法構想做實驗時的“理想狀態”，更加不能要求極端純淨的狀態。
其實在近代以前的歷史上，對歷史進行價值判斷是家常便飯，汪老師的《史傳通說》進行了很宏博的歸納，比如中國有名的一字褒貶的“春秋筆法”，近世英法德等國在民族國家的歷史中揚己抑人，甚至普魯士學派以國家之惡為善，都是寓強烈的價值判斷於歷史寫作之中。
近代自然科學的風尚進入歷史學之後，蘭克的客觀主義史學對此進行了反撥，強調書寫歷史時要摒棄歷史學家的自我以做到絕對的“客觀”，這對擺脫以價值觀左右歷史有巨大的作用，對於歷史學也有很大的促進。
但是①絕對的客觀是做不到的，歷史學家就算盡力去做，在敘述的用詞上也依然會不自覺的摻入主觀的因素，只有多與少的差別，而且隨著科學理論自身的發展，科學本身都不是“絕對客觀”，歷史學自然更無須強求，只要不被主觀因素影響到研究就可以了；②蘭克自己也認同“歷史學向來把為了將來的利益而評論過去，教導現在作為自己的任務”，並不徹底排斥評論歷史，只是強調在歷史研究中不能讓價值判斷左右對歷史真相的探尋，認為探尋客觀的歷史更首要而已。蘭克的弟子阿克頓勳爵甚至主張以道德評史，與其師貌似截然相反，實則二者之間的分歧可能並沒有彰顯出來的那樣大。
主張道德評史的阿克頓勳爵雖然頗受批評
依然是歷史大家
既然歷史學需要評論過去，人們自然可以評論歷史人物，其中自然也包含價值判斷，只要價值判斷站得住腳，且不用價值判斷來干擾歷史研究，當然就無傷大雅，也不會落入下乘。汪老師談到，許多研究納粹德國的名作，雖然沒有對納粹德國破口大罵，但多會有專門的“怎樣避免納粹化”的章節，這不已經是非常明白的價值判斷，將納粹視為滔天大惡了嗎？
大司馬要特別提到的一點是，通俗歷史的寫作與學術研究又有區別。學術研究應該儘量避免具有明顯感情色彩的評論，嚴守其學科範式。通俗歷史則需要幫助大眾建立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印象，也要釐清被人有意歪曲歷史形象，只要歷史認知本身站得住腳，加上價值判斷來強化讀者的印象並無不妥。
3、歷史不容假設。
這句話大司馬不知道是誰最先說的，查了很久資料，問了不少朋友，都說不出來，應該不是哪位歷史名家說的，所以說這句話就是一句村言野語而已，不足以拿來做論據。
向汪老師請教時，汪老師也不知道誰說的，但汪老師確信這絕不是一句名言。如果說已經發生的歷史事實不可改變，那是一句不必說的廢話，但西方史家經常討論美國內戰如果南方勝出，將如何？希特勒如果打敗俄國，又將如何？類此問題不是在假設嗎？他們認為這是“另類思考”（alternative thinking),有助於理解歷史，從大勢所趨中找出偶然因素，決定論與自由意志論原本是歷史哲學爭辯不休的問題。
大司馬也談談自己的理解：歷史充滿了各種偶然性，只不過這些偶然性會受到歷史大勢的規束，許多時候會體現出所謂“歷史的必然性”，但這種必然性並不是絕對的，歷史也沒有絕對必然的走向。現在流行用大概率、小概率來取代必然性、偶然性的表述。既然承認存在概率，自然就可以假設，而且假設還可以促進對歷史的認識。近年來很火的尼爾·弗格森的作品《未曾發生的歷史》，就是以嚴肅的學術態度探討歷史的可能動向的佳作。
這句話可以與“存在即合理”參照來看，這裡的“合理”說的是有其理由，而不是價值判斷“有理”，“存在即合理”並不是說只要能存在的東西就都是好的合適的，需要特別注意。
4、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這句話本身沒什麼問題，因為任何人在描述歷史時都不可避免的會加入主觀因素，有的人還故意歪曲，導致歷史上出現了許多互相矛盾的記載。但是由此引申出的兩個觀點則有問題：①歷史可以任意歪曲，故而不可求得歷史真實；②既然歷史書寫含有主觀性，無法求得100%真實，後人就可以對歷史隨意解釋，為現實服務。
第一個觀點與後現代主義史學旨趣相近。汪老師談到，後現代主義史學熱衷於解構歷史學和歷史學家的話語權力，既然歷史無法求真，那麼歷史學家也就不比普通人強到哪裡去。但是歷史雖然限於材料無法求得100%的真相，卻可以通過歷史學家的努力不斷的接近真相，70%真相與60%真相相比，就有巨大意義，可能催生新的觀點和方法，所以還是要對歷史學家有信心。歷史學科本身也在發展，分析工具越來越豐富和完善，歷史學家鉤沉稽古的能力在不斷上升，藉助新方法和新材料已經發現了不少秘辛（比如分子人類學展現了人類遷徙的路線，唐代墓誌的出土改寫了安史之亂與晚唐藩鎮的研究等，以上為大司馬舉例），將來只會發現得更多。既然歷史學家能夠越來越還原歷史真相，當然也就不能對歷史任意解釋，亂帶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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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老師還說到，後現代主義史學的主將都不是歷史學出身，後來陷入困境，真正的歷史成果也比較有限，影響力日益減小。不過後現代主義史學促進了新歷史主義的誕生，讓更多的人從更多的方向來研究歷史，比如從藝術品、民俗中提取古人的觀念，來加強對古人所處時代的認識，已經成為近年的顯學，其中頗有後現代主義史學的啟發之功。
5、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
這句話是克羅齊說的，與19世紀的歷史主義頗有糾葛，此處不詳論。這句話的本意是對歷史的研究會反映出歷史學家所處時代的思想觀念和關注點，本身沒有什麼問題，但現在已經是歷史研究中需要提防的了。有的人把這句話被曲解為“可以根據當代的需要亂改歷史”，那就更是不靠譜。
汪老師在《史傳通說》中談到了西方近世史學的演變，中世紀歐洲以天主教教義來作為歷史的根本法則，啟蒙思潮興起後則以“理性”和“自然法”為歷史的根本法則，雖然看上去很不同，但兩者都有一個類似於中國的“經學”的根本大法籠罩在歷史之上。至19世紀曆史主義興起之後，歷史學注重史事本身的特性、個性，涵蓋內心法則、心理素質、文化背景、民族特色等多個方面，汪老師認為至此歷史學才不再稱臣於宗教或理念，進入獨立發展的黃金年代，近年興盛的新歷史主義則更加強調要注重歷史發生時代的社會觀念等要素。
這些如今通行於歷史學界的原則其實與克羅齊的說法具有不同程度上的對立，強調的是擺脫“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學家要擺脫自己所處的時代的思維，通過掌握古人的思維來理解古人的歷史。大司馬舉個例子，用我們現在的觀念去看明清史可能問題不大，因為現在多數人的觀念並沒有擺脫明清時代，跟明清時代沒有根本的隔閡，但是用現在的觀念去看讖緯盛行的兩漢、看玄佛並興的六朝，就會不得要領，比如不理解王莽代漢為什麼能得大面積的擁戴，比如以為清談就是嬉皮士，等等。
總而言之，中國人喜歡歷史，大部分人都能侃幾句歷史，這個是好事，也無傷大雅。但歷史學則是專門的學問，有極其複雜的演變過程和極其深厚的理論積累，必須有所瞭解才能進行討論。就如今的網絡歷史愛好者來看，能夠了解客觀主義、實證主義的已經是個中高手，但即便是這樣的高手，相當一部分也對後來的歷史學演變也缺乏足夠的瞭解，因而易走極端。
大司馬建議大家有意識的去讀一讀歷史學者的專著，不要只滿足於只看網絡帖子，這樣的話即便無意深入研究歷史，也可以在閱讀專著的過程中受到新式歷史研究法的薰陶，增進對歷史認知維度，也增加自己思想的厚度，現在可讀性很強的歷史專著其實不少。另外就是在對歷史學有足夠認知之前，不要像淚痕春雨大師一樣試圖打倒歷史學家，自創一套歷史研究的“絕世武功”，那樣多半會走火入魔，陷入癲狂。
大司馬向汪老師請益的時間有限，汪老師給予的是提綱挈領的指點，具體行文則由大司馬結合自己的理解敷衍而成。大司馬不是歷史學科班出身，歡迎大家多多批評指正。文中如有錯誤，都是大司馬自身水平不足，或者對汪老師的指點理解有誤所致，與汪老師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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