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仃（1917－2010），遼寧黑山人，畫家、教育家、設計師，原中央工藝美術學院院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會徽的設計者，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設計提議者之一。
4歲啟蒙，魯藝“三大怪”之一
1917年7月7日，張仃出生於遼寧黑山。4歲即在家中大門上用彩色粉筆畫《出喪圖》，5歲開始臨摹父親帶回的《芥子園畫譜》《點石齋畫譜》，舅舅算命攤上打洋傘、穿洋裙的“鼠小姐”造型是他設計創作的最初萌芽。
1938年，抗日藝術隊出發前合影於西安，後排左五為張仃
1932年，15歲的張仃考入北平私立美術專科學校。同年，日本佔領熱河，父親失業。這時，張仃發現魯迅的文學作品比繪畫有震懾力，便以漫畫、宣傳畫這種“出手快、犀利鮮明”的藝術形式作武器，到東北軍前線宣傳抗日。
《到敵人後方去》 漫畫
37×29.7CM 1946年
期間，他創作的宣傳畫《打回老家去》用白山黑水和大豆高粱，呼應著《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這一深入人心的歌曲主題，成為整個抗戰時期最具思想深度和代表性的美術作品。那一年，他剛滿20歲。
張仃設計的延安魯迅研究會會徽
1938年秋，張仃進入魯迅藝術學院美術系任教。初到延安時，21歲的張仃腳蹬馬靴，身穿吊帶褲，被看成是“異類”。他大講畢加索、凡高、印象派，為延安文藝界人士畫的漫畫肖像被批判成“ 醜化革命同志”，他本人也因個性獨特而被列為延安魯藝“三大怪”之一。
低調行事，設計新中國國徽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
1949年，新中國即將宣告成立，由於沒有國旗、國徽和國歌。7月，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常務委員會決定公開發布《徵求國旗、國徽圖案及國歌詞譜啟事》。經過甄選，最終在周恩來的指示下成立了兩個小組，一個是中央美術學院小組：張仃、張光宇、周令釗、鍾靈等。另一個是清華大學小組：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李宗津、朱暢中、高莊等。
政協會徽
當兩組方案放在一起比較時，風格大相徑庭。中央美術學院組設計出來的國徽方案以天安門為中心，張仃在《國徽應徵圖案設計含義》中闡述道：天安門是富有革命歷史意義的代表性建築物，是我國五千年文化偉大、堅強的象徵。梁思成小組的國徽核心內容是一塊玉璧，設計理念為：玉璧含指祖國統一，完璧歸趙。與此同時，林徽因誠懇地列舉了她參考的其他國家的國徽為例，認為一個國家的國徽不應該放進去建築物，尤其是帝王象徵的天安門。
在激烈的爭論後，毛主席出來定奪：天安門不應視為封建的象徵，應該視為民主的象徵、革命的象徵放進國徽去。設計的構想採用了美院組後，周恩來讓清華組來完善國徽的設計。應當說，張仃是國徽的創意者，而林徽因等則為其最終完善者。若干年後，在究竟是誰設計了國徽的問題上，出現了不少爭論，總有人來向張仃詢問，他向來不願意爭什麼名分，一直強調國徽的完成是集體的智慧。
擔任設計師，為國人掙足面子
張仃
新中國成立後，張仃擔任了一系列國家大型國際博覽會和專題展覽會的總體設計師，在國際交流中，為中國人掙足了面子。
1995年萊比錫國際博覽會中國館紀念郵票
1952年，德國萊比錫舉辦國際博覽會，張仃出任中國館的總設計師。熟悉他的人知道他偏愛黑色，就向設計組交代：絕對不許張仃用黑色，我們是共產黨，是新中國。然而張仃絲毫不理會這一套，除了別具匠心地將天安門、中國園林長廊形式融入展覽之外，他還將張萱的《搗練圖》放大，以金線刻在黑色大理石上，作為絲綢展廳的大背景。有人不同意，但張仃堅持己見，如果不同意他的方案，他這個總設計師就不做了。
張萱《搗練圖》局部
張仃的設計最終得到周總理的首肯，當這面蘊涵著東方意境的黑色大理石牆呈現出來時，歐洲人紛紛為之驚歎。
拜訪畢加索，促進藝術交流
在巴黎籌備展館時，張仃得知中央要派文化代表團訪問法國，他立即建議代表團在法期間一定要拜訪畢加索。他深知畢加索在西方的巨大影響，同時也是法國共產黨的黨員，這正是展現國家形象的一次良機。
《巴黎組畫-唱詩班》 中國畫
70X47CM 1964年
在張仃的促成下，代表團來到法國的南部會見了畢加索。張仃回憶說：“畢加索的家是海邊的一所別墅，我們到達的時候，畢加索剛睡起午覺，穿著短褲、背心從樓上走下來熱情地歡迎我們。原以為他的工作室一定很豪華，因為當時他已經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畫家，一張作品值幾十萬美元，但沒想到他的工作室裡除了畫作是新的，幾乎一切陳設全是破舊的，牆上灰跡斑駁，沙發已經露出了彈簧。可是畢加索好像熟視無睹，牆上、地上到處都是他的畫作。遺憾的是，由於當時翻譯水平所限，雙方無法進行充分交流。”
一九五六年張仃與畢加索合影
張仃還與畢加索有過一張珍貴的合影，他解釋道：“我在中國人裡算比較矮的，我倆站在一起個頭相當，他在身高普遍比較高的歐洲人裡，實在是太矮了。”據悉，張仃曾建議畢加索做中國的榮譽公民，邀請他到中國看看。對此，畢加索思索了一會兒回答說：“中國太好了，但是年紀太大了，怕到了中國後，（藝術）又有一個大變化，自己會受不了。”
《齊白石畫集》，榮寶齋新記木板水印，1952年
張仃在拜會之前就知道畢加索非常鍾情於非洲等地的民間藝術，所以就準備了木版水印的《齊白石畫集》，送給畢加索作為禮物。代表團拜訪畢加索不久後，張大千也前來拜訪。畢加索一邊向張大千展示自己臨摹的齊白石的蘭花，一邊說：“我最不懂的，就是中國人為什麼要跑到巴黎來學藝術，實際上真正的藝術在東方。”這段話後來成為廣為世人引用的名言。
張仃設計的《辛酉雞年 郵票》
1983年，當畢加索的原作在中國展出時，一本名為《新觀察》的知名雜誌邀請張仃談談畢加索。張仃說：“我一直不願意談論畢加索，並不是因為壓力。畢加索的藝術有無限意味，而語言是有限的，難以表達我對畢加索的熱愛。但現在有很多人在反對畢加索，我不由得說，不懂畢加索的藝術，正如一些只精於加減乘除的人，無法進入更高的數學境界，就說愛因斯坦和數學無關。”
重視民間藝人，奠定藝術基礎
張仃上世紀五十年代創作的中國畫《紫砂藝人》 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提供
20世紀50年代末，張仃被調離中央美術學院，任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的第一副院長。他將泥人張、麵人湯、皮影路等民間藝人請到學院，為他們成立工作室，傳授技藝，研究總結他們的傳統經驗。又吸取西方現代藝術設計的教育精華，為新中國的藝術設計奠定了基礎。
《女民兵》 中國畫
41×57CM 20世紀60年代
民族傳統與西方現代藝術相結合的藝術主張，讓學院師生在新中國成立十週年、北京十大建築與國慶等重大活動的藝術設計中展露了鋒芒，也引領著張仃在雲南採風後創作了《女民兵》、《洱海漁家》等近300幅水墨重彩裝飾繪畫，大膽的變形、絢麗的色彩、獨特的造型語言頓時引起了美術界的關注，華君武稱之為“ 城隍廟加畢加索”。
張仃壁畫《哪吒鬧海》
張仃壁畫《哪吒鬧海》（局部）
當北京首都機場即將落成，室內大型壁畫的創作降任於中央工藝美術學院時，張仃又調兵遣將，組成了創作小組，親自掛帥出征。其中，張仃為機場貴賓廳創作的大型工筆重彩壁畫《哪吒鬧海》，高4米，長15米，借鑑、吸取了民間年畫的色彩和敦煌壁畫表現時空的特徵，之後又被製作成動畫電影，成為家喻戶曉的經典。
張仃一九八八年創作的焦墨山水畫《崑崙頌》 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提供
1981年，張仃任中央工藝美院院長，後離休。1999年，中央工藝美術學院併入清華大學，更名為清華大學美術學院，張仃欣然復出，擔任美術系第一工作室博士生導師。2002年，文化部授予張仃造型藝術終身傑出成就獎。
張仃晚年在山水間寫生
晚年的張仃，生活在北京西郊的一處自己選材、自己設計的山屋裡，每日課讀魯迅。有時對著外面的世界，他會重複他的名句：“美盲比文盲多”。
2010年2月21日，張仃在北京病世，享年94歲。
張仃70餘年的藝術生涯，跨越漫畫、設計、舞美、動畫、國畫、書法、藝評、教育等諸多門類。以其豐沛的藝術激情投入到古典與現代、東方與西方、學院與民間創作之中，成為20世紀中國的“大美術家”和20世紀中國美術的“立交橋”。
張仃焦墨畫欣賞
焦墨畫法是一種非常小眾的繪畫技法，曲高和寡，張仃先生能耐得住寂寞，在這條路上默默探索幾十年，單這份純粹就足以令人欽佩。
《蘇州古塔》，張仃，34×46釐米，1956年作，中國美術館藏
《頤和園秋海棠》，張仃，35×45釐米，1956年，中國美術館藏
《寒盡不知年》 紙本焦墨山水
89cm×95cm 1996年
《蘇州留園》，張仃，43×34釐米，1954年作，中國美術館藏
《太行十渡之秋》，張仃，95×65釐米，1979年，中國美術館藏
《巨木贊》，張仃，94×440釐米，1981年作，中國美術館藏
《房山十渡焦墨寫生（卷）》，張仃，42×425釐米，1977年作，中國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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