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融合是一個過程，而不是結果。從媒體融合到融合媒體，這既是我們正在經歷的技術進程，也是電視人需要認清的發展分期。在3G、4G和5G迭代升級的技術革命邏輯中，融合的主體和路徑均發生了顛覆性的變化。如果“融合也許還有下半場”，那麼這個“下半場”將以融合媒體為主導，進而為智能媒體時代的到來孕育著技術、市場和組織條件。
在推進媒體融合向縱深發展的新時期，電視人需要高度重視這一過程以及每個階段所呈現出來的技術變革潛能，從而有效定位自身所處的歷史座標，整合系統內外資源，在加速的技術革命中重塑自身的主體性。正如過往的人類傳播史所呈現的，媒介的迭代是呈加速度進行的，如果沒有一個前瞻性的視野，任何社會、群體和個人都會被急速變遷的媒介環境所邊緣化。與此同時，與社會的長期互動使得任何一種媒介都內化了豐富的社會基因，在漫長的人類傳播史中展現出跨越時空的影響力。
這一既面向未來又立足歷史，既聚焦技術又包容社會，既歡呼革新也關注傳承的多維的、審慎辨證的歷史邏輯，是理解從媒體融合到融合媒體的歷史性轉變的關鍵視角，是綜合把握電視媒體從權威消解到權威重構過程的核心脈絡。這一技術與社會的互動關係對於我們理解中國電視的融合發展進程有重要意義。
1983年，第十一次全國廣播電視工作會議確定了“四級辦電視”的方針。從此以後，“揚獨家之優勢、匯天下之精華”成為中國電視人對自身歷史使命和社會責任的定位，也是電視從邊緣走向強勢，並作為國家主流媒體全面登上歷史舞臺的精神氣質。近四十年來，電視作為電子媒體時代的主導性媒介，先後經歷了全面建設、轉型整合和融合發展等三個歷史階段。電視媒體在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扮演了宣傳者、教育者、組織者和娛樂者等多種角色。中國也從電視大國逐漸走向電視強國。
本文聚焦於融合發展這一新語境，即在技術和市場驅動下，在傳媒業的裂變與重組中，電視媒體從媒體融合加速轉向融合媒體的動力機制逐漸形成。隨著融合進程的加快，電視的傳統優勢已經消失。在AI領銜、5G驅動、VR崛起的融合媒體時代，如何全面勾畫媒體融合的全景圖，如何深刻把握媒體融合的本質，如何審視電視業的轉折、責任與發展進路，這是當下電視人必須直面的重大命題，也是理解中國電視轉型邏輯的理論起點。
一、媒體融合的全景圖
自從尼古拉斯·尼葛洛龐蒂（Nicholas Negroponte）和伊契爾·索勒·浦爾(Ithiel De Sola Pool）等人提出並發展這個概念以來，“媒體融合”（media convergence）就成為網絡化時代各種媒介多功能一體化發展的代名詞。然而，縱觀全世界，這個過程進行得並不順利，也並不平衡。在不同的時空中，媒體融合往往與媒體分化（media divergence）並存，並呈現出辨證發展的關係。技術與市場創新往往受到更為複雜的社會信息系統的過濾和影響。換句話說，媒體的分化與整合一直是歷史的一體兩面，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呈現出不同的面向。20世紀90年代以來，從政策上的調整和機構上的整合，到基於“互聯網上半場”的接收終端、傳輸平臺以及業態融合，再到如今基於5G和AI技術的智能媒體新生態建設，我們可以發現，融合是創新與堅守的辨證發展過程，矛盾的主要方面隨著技術、人才、資本、政策等主要因素配置方式的變化而變化。
基於此，本文將媒體融合發展的全景圖劃分為三個時期，即媒體融合期、融合媒體期和智能媒體期。針對每個時期，本文也進行了階段劃分，以展現在技術與社會互動背景下，新舊媒體此消彼長和相互滲透的融合過程（見圖1）。
1. 媒體融合期
這一時期大致可以設定在2001年至移動互聯網問世之際。方興東等將這一時期定義為互聯網發展的2.0時期。PC端能跑視頻是主要技術特徵。這也是電視媒體在保持自身增長勢能的同時，參與媒體融合進程的起步階段。
隨著帶寬的不斷擴容，互聯網先後可以傳送承載文字、圖片和視頻等的信息形態，多呈現方式、多媒介成為當時傳媒業的新業態。平面媒體和廣播電臺廣泛觸網，在實現內容上網的過程中嘗試著網絡化轉型。網上讀報成為新的現象，網絡廣告的雛形開始出現。
網絡視頻在2005年後開始興起，視頻傳輸和泛在接收成為互聯網給電視媒體未來融合發展埋下的伏筆。可以說，得益於技術和市場的雙重驅動，網絡新媒體頑強生長，摸索前行，從無到有、由小到大，扮演著視聽產業的增量角色。
與此同時，電視則牢牢佔據存量優勢，傲然獨立於媒體之林。憑藉強勢覆蓋和優質內容，電視媒體依然呈現出穩定乃至加速的增長態勢。有線電視數字化大幕開啟，數字革命拓展了電視的內容空間和服務功能，大幅提升了節目質量；中央電視臺黃金時段廣告招標被視為中國經濟的風向標；中國傳媒第一股“電廣傳媒”引領了電視向資本密集型產業轉型；“超級女聲”等娛樂節目的崛起成為中國社會的新文化現象；省級衛視市場洗牌催生了電視新貴，對央視的主導地位形成挑戰；在汶川地震等重大事件中，電視媒體扮演著核心的議程設置和社會動員者角色。如此眾多的歷史事實夯實著電視人在社會輿論乃至娛樂文化中的主導地位。憑藉市場主導優勢，電視媒體扮演著強勢角色，幾乎可以視互聯網於無物。
然而，隨著互聯網不斷擴容提速，順應技術大勢的網絡新媒體迅速俘獲了大量用戶，尤其是年輕群體。電視媒體不得不重新審視網絡媒體的存在，開始嘗試網絡化延伸。通過成立附屬性的新媒體部門，電視媒體啟動網站建設和推動電視節目上網。此時，雖然電視上網還是一個附加動作，媒體融合的理念卻在中國傳媒業中發酵，為隨後的融合媒體時代的到來，奠定了認識論基礎。
簡而言之，在媒體融合期，電視媒體仍呈現穩定的增長態勢，依然保持著獨立而完整的內容製作、傳輸和用戶接收技術體系，擁有專屬的傳播空間和特定的傳播方式，其主流媒體地位不可撼動。此時的媒體融合，只是電視媒體向PC端的延展，向互聯網的單向接入，也就是“簡單等同於建立網絡終端，把互聯網平臺作為電視內容的延伸播出端”。電視雖然開始擁抱互聯網，卻只把互聯網視作它的補缺。
2. 融合媒體期
這一時期大致始自2008年，以3G為代表的移動互聯網的興起為起點，未來可能持續到5G的全面普及與應用。之所以以2008年為起點，源於傳媒業內部一個新的權力格局的形成。“如果從研究和敘事的完整性上看，以2008年作為研究年代的止點似乎更為科學”，因為“電視的這種強勢地位是從2008年開始受到新興的互聯網媒介的全面挑戰。”3G出現後，移動互聯網發展邁上快車道，開始逐漸打破媒體融合的傳輸瓶頸。2009年，無線傳輸協議新標準（802.11n）的啟用，大幅提升了WiFi的傳輸速率。新舊媒體間的技術界限在傳輸平臺和接收端開始出現消弭的跡象。此時的網絡新媒體由大變強，電視媒體不再保持增長勢頭，開始出現衰弱的趨勢，融合媒體的大幕由此拉開。
這一時期如果細分，可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首先是分庭抗禮階段。這一階段大體可以設定在2008到2014年，也就是截止到4G牌照的發放和正式商用。在這個階段，新舊媒體間的邊界依然清晰，分庭抗禮的格局顯而易見。
一方面，電視媒體依然保有龐大而完善的技術體系，以及相對穩固的收視和廣告市場份額。在基於高速移動互聯網的多屏世界正式到來之前，電視依然是視頻消費的主要平臺。國家工商總局的數據顯示，“2014年，我國四大傳統媒體的廣告收入之和為1994.63億元，超過互聯網廣告收入的1540億元。”其中，電視廣告收入超過1100億元。雖然增長勢頭不再，甚至第一次出現負增長，電視媒體卻依然坐擁傳統媒體的資源優勢和權威地位，在即將到來的廣告收入斷崖式下滑之前，與迅速勃興的網絡新媒體形成了中國傳媒業的均勢格局。
另一方面，以社交媒體、視頻網站為代表的網絡新媒體如雨後春筍般崛起，藉助3G網絡的普及而迅速迭代更新，培養並收穫了以二次元群體為代表的數字原住民。在分庭抗禮的格局中，在傳統媒體的自娛自樂中，網絡新媒體以空前的增量潛能、橫向的重構性力量，在傳統媒體之外搭建起數字時代的新傳播生態和新基礎設施，並反過來激發了後來的傳統媒體自我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過程中，平面媒體和廣播媒體率先邁出了融合的步伐，在互聯網和移動端異軍突起之時，贏得了在網絡空間中與電視媒體平起平坐的地位。傳統主流媒體內部的白熱化競爭，更加劇了傳媒業的裂變與重組。
此時，電視業增長勢頭不再，網絡新媒體的發展趨勢迅速上揚。如果說，在互聯網發展早期，電視與網絡新媒體因為傳統權威和傳播新貴的立場差異而互相看不起，那麼隨著互聯網表現出空前的用戶收割力，電視業不得不在單一的廣告商業模式面臨危機時放下身段，平等乃至尊重地看待這一新崛起的媒介平臺。電視臺開始審視並重視新媒體平臺建設，開始關注需求側驅動的供給側改革。此時，省級衛視間的距離開始拉大，有的省級衛視先行先試，巧妙利用網絡平臺，實現優勢互補、相互促進，贏得了發展空間，為行業轉型探索了新路，有的則因固守電視、缺乏創新，開始走向衰弱。
分庭抗禮的格局所揭示的是一個新秩序的到來，即在互聯網面前，一切媒體都是平等的。3G技術的廣泛應用使得傳統媒體意識到，機遇和挑戰對所有媒體都是公平的，即如何運用互聯網思維重組或搭建自身的生產、傳輸和接收體系。作為電子傳播時代的新媒體，也是“地球村”最早的想象性媒介，電視媒體曾展現出變革性的力量，但在高速移動互聯網到來之際，卻因發展慣性和既有優勢，表現得有些裹足不前：既淡漠了收視群體的代際更替和族群差異，也在快速而龐大的用戶遷移過程中，失去了與以二次元文化群體為代表的數字原住民的有機關聯，為後續基於收視率的單一商業模式的瓦解埋下了隱患。互聯網雖然起於傳統媒體體系之外，但將迅速重組存在已久的媒體格局。
其次是主動互融階段。這一階段以2014年以來4G的快速普及為特徵。在此基礎上，移動終端成為大眾傳播的主渠道，高質量、多樣化音視頻傳輸成為新常態。面對不斷崛起的網絡新媒體，尤其是以微信為代表的社交媒體平臺所展現出的空前的內容整合力、渠道統治力和用戶黏附力，媒體融合也開始從技術議程和市場議程轉變為國家議程和國家戰略，具有更高的決策度和更強的動員力。這一由上而下的媒體融合政策，驅動著中國電視業進行以互聯網思維為主導的流程重構和平臺再造，邁向移動端成為其不二選擇。
收視群體的代際更迭，收視率和廣告收入的斷崖式下跌，使得電視媒體意識到亟需彌補技術短板，藉助移動互聯網拓展傳輸網絡和用戶規模，將互聯網尤其是社交媒體平臺和移動客戶端作為新渠道、新終端和新主場。2018年以來，隨著5G概念的注入，以“轉換傳播渠道、轉變表達方式、轉變生產機制”等為代表的融合新思想層出不窮，傳媒業態也日新月異，新舊媒體間的迭代重組空前加速。面對瞬息萬變的傳媒業，電視人不得不為生存而戰，通過業態創新紛紛尋找未來的轉型發展空間。媒體融合進入深水區，一系列結構性矛盾只有通過自我革命才能得到最終解決。
與此同時，技術和資本驅動的互聯網產業以其打破等級的空前強大的連結性優勢，重組了人類社會的互聯方式，也積累了龐大的數字原住民和移民用戶群體。比如，2011年誕生的微信在4G技術的加持下，迅速突破了傳統社交媒體的技術和功能邊界，融合了社交網絡、網上支付、電子商務等多樣化功能，在綁定用戶的同時也成為進入互聯網世界的重要入口。然而，龐大的互聯網平臺需要關係和內容來填充，前者可以依靠社交媒體，後者則需要豐富而多樣的內容生產力。瞬間崛起的UGC內容往往因粗糙且無序，難以滿足網絡用戶從影視觀賞經驗中延續而來的優質內容消費需求。於是，內容創新和人才隊伍成為網絡新媒體可持續發展的瓶頸，亟需大量優秀的傳媒人才輸入，以提升內容生產力。同時，內容無序、倫理失範也將網絡新媒體置於社會信任危機的漩渦中，亟需正能量的輸入和監管體系的保障。於是，電視媒體與網絡新媒體相融合，人員的跨界流動、內容的相互採擷、平臺的互相借力成為新常態。
主動融合的結果是雙向的。電視人的融入提升了網絡新媒體的內容質量，網絡新媒體的技術平臺拓展了電視的傳播邊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從理念開始走向現實，媒體融合的觀念開始深入人心。隨著國家廣電總局等部門對網絡視頻規制力度的加大，針對性監管政策的出臺，網絡新媒體也從無序開始走向有序。
當前我們身處的這個階段裡，電視人兵分兩路：一路開拓互聯網平臺，將內容和服務落地移動端，甚至以移動端為導向重組自身的組織結構和生產體系；一路依然維護著自己相對獨立的內容生產、傳輸和接收體系。換言之，這個時期的特徵是電視媒體的雙體系運行，存量的延續和調整同時發生。雖然兩個體系雖然同時存在，但這一階段不會持續太長，因為無論是技術還是市場和受眾都已準備好迎接傳媒大變革的到來。
再次是實質融合階段。這一階段將以5G技術的普及為首要特徵。當下，實質融合尚處於萌芽期。隨著帶寬擴容、網速提升、網費降低，高速移動互聯網正在取代重資產的電視傳輸網，成為媒體內容的唯一傳輸平臺。電視媒體的傳統商業模式將進一步走向衰落。PC端和移動端將實現統一，網絡新媒體的平臺性和生態性特徵愈加明顯。
進入實質融合後，媒體融合將由表層進入深層。5G的快速佈局將催化和加速接收終端的融合和傳輸平臺的統一，進而倒逼供給側的內容生產革命，以及媒體生產流程的系統性重組和組織結構的重構。各方合力將促成融合媒體的出現。在這個過程中，電視媒體將僅僅保留前端的內容生產系統，而相對獨立的技術傳輸體系和接收體系將不復存在。電視臺現有的組織結構和運行模式，將受到重大沖擊。
在這個融合媒體的新生態裡，主導電視成為融合媒體的是人人融合、思想融合和媒介互融三個過程。人人融合指的是人才的跨屏跨平臺流動；思想融合指的是打破新舊媒體對立觀，全面融入互聯網思維；媒介互融指的是打破行業壁壘觀，一切基於互聯網平臺及其多邊平臺經濟。由此，與這個新生態相伴隨的，是一個新秩序的誕生。
互聯網在其上半場所爆發出的生產力既產生了效率也製造了混亂。隨著以電視為代表的主流媒體大踏步將主戰場移師互聯網，尤其是移動互聯網，其專業優勢和職業責任迅速使得迴歸秩序、重建權威成為融合媒體的新局面。讓正能量主導內容，讓主旋律主導輿論，讓公共服務主導平臺，在守正創新中，智慧廣電將成為國家數字經濟總體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綜上，從分庭抗禮到主動融合再到實質融合，電視媒體經歷了從被動應對到主動出擊的戰略轉變，網絡媒體呈現出從量化擴張到質化提升的發展轉向，雙方開始交互共享資源，共同融入高速移動互聯網的汪洋大海。以傳輸體系和接收體系融合為特徵的融合媒體，開始強勢主導未來的傳媒業。
3. 智能媒體期
智能技術已經開始滲透進傳媒業，成為媒體融合的新動能。那麼，智能媒體是什麼？具有哪些革命性的技術和傳播特徵？歐陽常林曾提到，5G將賦能視頻傳播，具體表現在傳輸端的擴容提速、生產端的創新融合和接收端的多樣化場景等。在此基礎上，本文認為，真正的智能媒體不僅是技術加持，而是一場系統性的技術革命，是從接收端到傳輸端再到生產端的智能化重構。換而言之，如果說，融合媒體是媒體在傳輸平臺和接收終端的融合，那麼，智能媒體主要是內容生產端的革命。
早在2018年底，本文作者便提出了AGC的概念。AGC（AI Generated Content），即人工智能生成內容，將是智能媒體與融合媒體的本質差異。以AI全面介入傳媒內容生產為標誌，智能媒體將依託AGC，全面整合PGC和UGC，形成嶄新的內容生產格局。通過AI技術的全面引入，整個媒體產業鏈條將實現全面智能化。
傳媒產業鏈由內容生產端、傳輸和用戶接收端構成。未來，5G發力於傳輸，實現傳輸革命，解決高帶寬移動統一接入；VR作用於用戶端，促進接收方式的革命性改變，以沉浸感和交互性來重構人與世界的交往格局；AI將重組內容生產體系，並最終形成AI+5G+VR的智能媒體傳播技術新格局（見圖2）。屆時，智能媒體將不僅僅是媒體，而是與社會融為一體，由此改變人類的生活傳播方式。
當前，我們還處於智能媒體的孕育期，也可以稱為智能媒體的石器時代。在智能媒體搭建的傳播環境中，傳媒業將徹底被重組，傳統電視臺的組織結構和生產模式將不復存在。與社會其他部門一樣，電視已經不在互聯網之外，新舊媒體之爭已經成為歷史。未來，電視將脫胎換骨、涅槃重生，走向與移動互聯網的全面而系統的融合，成為媒介與社會一體化的重要支撐性力量。人、機器與社會將無縫互聯，社會的自動化和智能化水平將得到極大提升，媒體將全面改變世界，一個社會媒介化的時代即將到來。
二、媒體融合的本質
媒體融合的本質是技術融合、人人融合、媒介與社會融合。這三個方面所體現的既是媒體融合的進階性特徵，也指引著我們更好地尋找驅動媒體變革的主要因素，比如“媒體互動的新方式、媒體技術的新融合、媒體產品的互相依賴與交疊等”。
1. 技術融合
技術融合的實質就是技術標準和技術體系的融合，是媒體融合的根基。所有的傳統媒體都必須直面當代技術強勢所帶來的結構性重組，順應技術強勢語境下的媒體融合大邏輯是硬道理。在這個融合過程中，任何一個孤立的技術體系都不可能獨立存在，必須圍繞信息生產、信息傳輸和信息接收效能的全面提升，圍繞社會整體媒介化和智能化的需求而打破既有邊界，做出相應改變。
工業化時代的各類媒體往往因分工不同而充滿領地意識。媒體機構是內容生產者和傳播者，技術是中介和工具，受眾是市場。這種分化的傳播思想雖然成功塑造了各個領域的專業意識，但也紮起了圍欄，埋下了隱患，讓傳統媒體在信息時代卸不下來自歷史慣性的思想包袱，甚至逆潮流而動，只希望在新的媒介生態中找尋一處避風港或避難處。但“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傳統媒體只有適應技術更迭的頻率，跟上技術革命的步伐，才有生存和發展的空間。隨著AI+5G+VR主導的智能媒體時代的到來，所有媒體形態終將融入智能媒體的大生態之中。
2. 人人融合
未來，傳媒人將不再有行業之分，也可能不再有機構之別和身份之異。隨著技術標準的統一和媒體產業鏈的打通，傳媒業將合在一起、融為一體。與此同時，互聯網成功賦權給社會大眾，使其成為內容的生產者和傳播者。隨著整個社會信息化進程的加速，傳統上分而治之的媒體格局將無法適應從數字化到網絡化再到智能化生存的新人類群體。互聯網高度的連結性拓寬了人們獲取信息和社會交往的空間邊界，泛在性和沉浸性成為人們對傳播的新需求和新願景。
與此同時，基於互聯網尤其是移動互聯網的各類應用，從電子郵件到聊天軟件，從搜索引擎到社交媒體，從遊戲動漫到虛擬現實，從長視頻到短視頻，從門戶網站到智能算法推薦，各類新興媒介形態空前地拓展了人們的認知邊界，也成功賦權給個體用戶，使其成為內容的生產者、加工者和傳播者。這正是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所歡呼的網絡時代的“參與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
隨著電視人和新媒體人走到一起，職業傳播者與社會大眾走到一起，人類的智力資源前所未有地匯合在互聯網上。人人融合、人人皆媒時代的到來，使得大眾的智慧開始聚合，真正的大眾傳播開始顯示其力量。
3. 媒介與社會相融合
首先，萬物皆媒、萬物互聯智聯。媒體的分類將不再按照新與舊、主流與非主流的簡單差別，而是以連接性為根本標準，從而回歸到媒體概念的本源。“基於感應原件的各種智能物體與新傳播技術的交互融合，將推動物體‘媒體化’”。在高速移動互聯網的驅動下，人類社會的連接性達到空前的廣度和深度。媒體無所不在，成為社會的新基礎設施。如果說以電視為代表的傳統媒體拓展了人類認知未知世界的視野，那麼互聯網所帶來的則是人類與未知世界的全面的物理連接，虛擬空間與現實空間實現融合。隨著智能穿戴設備、智能音箱、智能家居的快速普及，物聯網從技術神壇走進日常生活，成為人們思考何為媒體的新起點。在這個意義上，媒體不再是一個單獨的社會部門，而是智能時代的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
其次，媒介即社會、社會即媒介。媒介與社會一體同構，這是“智能”的根本含義。5G的成熟和普及，將加速媒介與社會的一體化進程。屆時，全社會都將思考何為媒體、如何與媒體產生關係，這將成為一種新的思想現象。對每一個社會個體而言，媒介不再是一種介質，不再是虛擬環境，而是生存的現實環境。高速移動互聯網系統性介入社會運行，從數字化生存到智能化生存，個體生活和社會結構將會發生顛覆性變化。融合打破了行業和社會的邊界，無界社會的時代開始到來。
三、電視人的抉擇與進路
面對傳媒大變局，作為傳統媒體的代表，電視人表現出奮進、守護、彷徨、離席等複雜的態度和行為。然而，技術所創造的新傳播環境驅使乃至倒逼著電視人在思想和行為上進行自我革命，作出歷史性抉擇，並思考未來的發展進路。
1. 要改變思路，高度重視技術驅動力，直面技術強權
信息傳播技術創新重構了人與社會的連接方式，以不可阻擋之勢，對傳統媒體的技術模式進行顛覆。這一霸權式的力量驅使著電視人必須進行自我反思和自我革命。電視人要充分意識到，“掌握現代傳播科技是‘智媒人才’的必修‘基本功’”。在技術強權的驅動下，未來的智能媒體時代將依託AI+5G+VR的新技術體系。
AI的應用將徹底改變媒體內容端，全面重組內容的製作流程。智能化的信息採集和分析將成為新的生產力，以更精確和更靈活的方式滿足著社會大眾對於多樣化內容產品的需求。
5G的普及將極大拓展電視的傳播容量，提升傳輸速率，統一傳輸平臺。受帶寬限制而分化的傳播渠道將在5G平臺上融合為一體，驅動著前端的生產融合和終端的接收融合。
VR的滲透將系統顛覆內容的消費習慣。全息媒體將極大擴展內容消費的空間維度，塑造用戶的全方位體驗，反過來也驅動著AI生產的全息化和全程化。
三方相互推動、互相借力，在打破傳統媒介物理邊界的同時，締造著萬物皆媒的新時代和媒介與社會一體化的新生態。在這裡，專業與大眾、大屏與小屏、人工與智能的邊界將逐漸消失，智能傳播將以自動化機制滿足不同屏幕背後的流動性的觀看需求。VR將徹底摧毀大屏與小屏，帶來收視觀感新革命。因此，電視人務必要深刻理解這一由技術驅動的變革趨勢，摒棄傳統思維，拋棄領地幻想，勇於迎接挑戰，主動擁抱新技術，充分利用新技術平臺所拓展的傳播空間及其所容納的多樣化的傳播樣態，爭取搭上正在到來的AI+5G+VR的高速列車。
2. 要看清現實，清醒認識媒體融合的本質和階段性特徵
媒體融合不再是傳統媒體的網絡化延伸，也不僅僅是接收終端的融合以及傳輸系統的統一，而是從生產到傳輸再到接收的系統性重構，是社會媒介化和媒介社會化的雙向進程。因此，在認識技術、人和社會融合為一體的變化趨勢中，電視媒體不能延續孤立的技術模式和封閉的行業思維，而是要用高速移動互聯網來重組自身的傳輸體系，用虛擬現實技術重構接收端，利用人工智能技術改造生產端，以滿足融合媒體和智能媒體時代的視頻觀看需求。
在此基礎上，電視人必須看清從媒體融合到智能媒體的路線圖，定位自身所處的時代座標，提前謀劃，佔據技術創新、內容生產和服務提升的優勢位置，把握住當下所處的主動融合期的歷史機遇。立足技術前沿和自身優勢，電視媒體才可以有的放矢，有所作為。媒體大變革前夜，技術革命浪潮洶湧，留給傳統電視人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3. 要換位思考，高度重視和主動融入二次元文化
從傳播大眾向大眾傳播轉型的過程中，電視媒體需要高度重視社會結構的變化。信息找人替代人找信息，成為傳媒業必須進行的理念轉向。在一個人人皆媒的傳播環境中，二次元文化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人是互聯網時代的原住民。他們既是內容的主導者，也是市場的主導者，更是未來社會的中堅力量。然而，他們的行為規範、文化特徵、群體心理，卻是當下許多電視人的知識盲區和視野盲點。精準分析和把握他們的心理和文化特徵，才能找到並貼合未來傳媒業的發展方向。
與此同時，電視觀眾年齡雖然日益走高，但數字化移民和智能化生存也在這個群體中快速發生。比如，老年人掌握移動端，將會成為用戶市場新的增長點。研究發現，2012年以來，“老年網民數量增長130%，老年人觸網速度是整體移動互聯網普及速度的1.6倍。”而且，老年人與青年人在網絡活躍度方面，並沒有呈現出顯著差異，形成了移動互聯網的重要流量池。因此，要高度重視各類網絡群體的心理和文化特徵，讓技術和服務離受眾更近，扮演好手段和目的的雙重角色。
4. 要守正創新，傳承好電視人獨特的媒體基因
正如本文開篇所說，與社會的長期互動使得任何一種媒介都內化了豐富的社會基因，在漫長的人類傳播史中展現出跨越時空的影響力。人類傳播史既是技術的迭代史，也是內涵和精神的傳承史。簡而言之，傳媒業的發展就是充分利用不同歷史階段的符號和技術創新來賦能人類的傳播行為，拓展傳播空間，搭建傳播共同體。因此，在技術與人、技術與社會的互動邏輯中，我們既要看到技術的強權邏輯，也要發掘中國電視蓬勃發展近四十年來所積累和提煉的獨特的媒體基因和傳播優勢。
首先，電視人擁有忠誠的品質，將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寫在了自己的基因裡。自誕生以來，電視在闡釋國家方針政策、回應社會發展需求、塑造國家內外形象等方面盡職盡責。在為黨和國家服務的過程中，電視人鍛造了嚴明的紀律性和堅定的大局觀。對黨和國家的絕對忠誠鐫刻在電視人獨特的社會基因裡，從而有效捍衛著中國社會輿論生態的秩序。
其次，電視人擁有精湛的視頻製作技術，這是重資產、重裝備的電視工業的重要特徵和核心遺產。正如孫玉勝所說：視頻是傳播的最高形態，娛樂是視頻的原始屬性，卻不是媒體影響力和話語權的來源；長短視頻各有所長，但視頻的品質才體現出主流媒體的專業能力。5G拓展了高速移動互聯網的傳輸能力，為視頻消費從低質進化到高質帶來機遇。伴隨著對高質量視頻的需求增長，電視人專業的視頻拍攝和製作技術將在移動端得到有效施展。
再次，電視人擁有深厚的家國情懷。在改革開放的春天裡，中國的電視業蓬勃發展，與思想解放、市場經濟和全球化深度綁定在一起，為國家建構和民族認同製造著文化儀式，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塑造著社會心理基礎。通過電視與國家和民族發展的宏大願景相連，已經成為中國這個“想象的共同體”的內在傳播機制。
守正創新、初心延續。這些獨特的基因正是當下融合媒體和未來智能媒體最為需要、最為珍貴的品質。正如“學習強國”App所展示的，技術創新和主流媒體可以有效結合在一起，使得主流聲音能夠藉助移動端拓展傳播力和影響力；與此同時，一個集合理論學習、新聞資訊與公共服務等功能的平臺式客戶端也滿足了當下混雜的信息環境中社會大眾對於傳播有序的期待。因此，用主流聲音主導網絡平臺，用主流價值觀主導內容，是可期的，也是可行的。
借鑑“學習強國”的創新經驗，電視人應保持並儘快將上述獨特的社會基因注入融合媒體的血液，寫入智能媒體的大腦，為融合媒體和智能媒體發展保駕護航，讓其傳播正能量、弘揚精氣神。如果電視人能牢牢抓住技術變革的機遇，帶著電視人特有的基因大踏步邁向融合媒體主戰場，開闢新的發展空間，做媒體融合的積極推動者和重要參與者，那麼，如今的電視人，也將是未來社會權威信息的發佈者，媒體公信力的守護者，網絡社會秩序的維護者，虛擬空間精神家園的守望者。
作者系中國傳媒大學校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媒體融合與傳播國家重點實驗室（中國傳媒大學）研究員。
本文原載：《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20年第1期。轉載自《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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