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拍我的故事#
2019年12月31号上午十点多，我还在学校图书馆复习微观经济学的期末考试。QQ群里班助学长发来一张图片，大意是华南海鲜市场查出了不明原因肺炎。也可能是意识不高，我确实没有把这当回事，划到空间看到很多同学又再转发什么SARS病毒等等言论，我突然有了一些微妙的感觉，可能事态没有那么简单。再或许，是我想多了吗。
中午吃饭前我回宿舍抓了一个口罩，还是防霾的那种。短短几分钟的路途，我看到有那么一小部分人和我一样戴着口罩，撒肩而过的人们好像也都在讨论这一消息。我想起我的高中英语老师曾经给我们讲过2003年她在北京上大学经历非典的经历：学校里查出了一例后那位同学所在的宿舍楼层空了，晚上望过去有一层楼是黑的；自习室里最多容纳各角落一个人，但凡多一个人进屋就会有一个人仓皇收拾好东西逃出教室；每天学校给大家播放着时下的喜剧片，屏幕底端滚动着每天统计的病例人数，但是没有人能笑得出来……我甚至开始脑补这些场景如果发生在我身边，即使现在的学校看起来还是那么热闹，一如既往。
很快这条消息上了微博的热搜，和评论区大多数武汉的网友一样，我也觉得目前我们过得还挺正常的，“表示完全不慌”。确实，这才第一次听到消息，又不是生科或者医科专业看不懂各种报告，就静观其变吧。
这一天是跨年夜了，朋友圈里全是各种人的年终总结和精致的九图，一片祥和，大概除了武汉人，和我第一秒看到一样，没有人对这条新闻有大的反应。晚上和高中同学们聊天，问起大家都什么时候回家，我还说，要是有非典我就回不去了。还有人说什么明年清明节要来我们学校看樱花，当时都觉得这些事情都只是玩笑话，我也没有对自己的话负责。
满怀着对未来和元旦假期的期待，我和我的舍友一起熬着夜，来到了新年。
2020年1月1号下午五点多，学院组织我们去武汉的琴台音乐厅观赏一场新年音乐会。节目开始前不久，我和几个同学一起溜出去吃点饭。琴台音乐厅位于汉阳，紧邻着汉江，我们从长桥上跨过江，远处夜晚的江滩还上演着跨年的灯光秀。同行的一个武汉本地同学跟我们说，离这里最近的能吃饭的地方就是凯德广场了，再往前走走就是华南海鲜市场，离她家特别近。她还说她妈妈让她周末赶紧回家，但是考试周她也没法回家。几个人可能走了个形式，表达了一下紧张。
我们就在凯德随便吃了点快餐，在一曲《天鹅湖》结束后溜回了自己的座位上。
看着整个音乐厅黑压压的观众席，我的脑海中也有一闪而过的疫情、传染等等，但很快就不再细想。返程的大巴上，经过昙华林、金光闪闪的黄鹤楼，我们班的同学们还在吵吵闹闹着考完试去哪里放松放松。没有人会讨论病毒，看上去确实所有人都沉浸在对即将到来的幻想的考试后时光的短暂欢愉里，包括我。
大巴上的江滩灯光秀
2020年1月9号上午，我其中一个舍友刚刚考完自己的最后一场试，就第一个收拾东西回家了。原本按照学院的安排，所有人考完试之后要留在学校至少两天，看看各自的导师有什么别的安排。原本她过几天才走的，好像还叫了高中同学来玩。结果她父母好像对疫情极度担忧，说什么也改签了车票，她没办法只能去和辅导员请假，就早早的回了。
宿舍里少了一个人冷清了一点，但剩下的仍然过着“放飞自我”的考后生活。尽管每当我另一个舍友提出想去欢乐谷时，我们仍然会劝她要小心，说什么现在就怕传染了，以后有的是机会……最后计划也泡了汤。但其实除了欢乐谷，我们也都去了不少地方，人可能多的、可能少的地方。夜雨的户部巷和江滩我也都去看了，暴雨的长江畔码头上是刺骨的严寒，我和朋友在岸边冻得握不住伞柄，我从武昌城向对岸的汉口望去，潮气在水面上氤氲开来霓虹灯的颜色把江水和天空都染成了紫色或者粉丝或者蓝色。我也去了一趟光谷，当时步行街的人还不少，我和朋友从大圆环走到意风街，洪山区这里也是人头攒动，四下里尽是跨年夜和新春的景象。从第一次听到新闻到现在，我的生活仿佛离这一切很远，近十天以来的新闻报道仿佛略去了这些，也没有人再去讨论了。几天以来我记下的都是复习和考试的日常，即使身在武汉，我又恢复了对外界的迟钝，当初那些一晃而过的“恐慌”也都逐渐隐去。
夜晚的江滩，中华路2号码头
光谷广场
又将近一周的时间，校内校外各类的聚会活动还在继续着。2020年1月16号上午，学校举办了新春茶话会，因为大部分同学已经回家，只有寥寥几个本科生坐在角落看着各种老校友和学校的老师、教授们谈笑风生，看着一群留学生们三百六十度角的照相。红红的布景渲染着年味，我坐在下面看着节目、一伙人在礼堂里大合唱、结束后挤到台上和校长合影……所有的一切都让人不会在意半个月前的新闻，况且当时报道出来的人员也只有两位数。
1月17号，我睁开朦胧的睡眼，摸出手机看到我们班班长给我发了两条新闻：北京和广东都发现了疑似病例，他让我出门带好口罩。打开微博，这么多天之后，热搜又出现了和病情相关的新闻，下面网友们各种声音都有。我突然紧张起来，已经过了两周多，这件事情并没有过去，我还完全没有搞清楚病毒的厉害和事态的严重性，我只感觉到舆论渐渐关注到了这座城市和离开的人们。
后面的几天，我一直闷在宿舍里，除了饿了去食堂吃饭，哪儿也没有去，而且放假后食堂人少的可怜。新闻里不断有了新的地区的情况，但至少在20号以前，我感觉不少我身边的人还没有对此有所的反应。我的朋友圈里还有不少晒各地风景和机票的，大家基本进入了假期状态。我的家人们也到这边来了，我提醒他们在车站要带好口罩，住一个晚上，我们就要回孝感过年了。尽管20号已经有了更新的数据，我依然在电视前昏昏欲睡，但到了21号，大概因为试剂盒的出现，突然增长的确诊人数让刚睡醒的我震惊不已。也就是这一天，“能不来武汉就不要来，武汉的人能不走就不要走”和其他有关的链接出现在了我的朋友圈里，我就在当天仿佛一个“背着骂名的瘟神”离开了疫区的中心，而匆匆赶去紧邻着武汉的孝感。
汉口火车站
汉口火车站外广场
站台
汉口站的人还是很多，无论是来汉还是离汉。大部分拖着行李箱、扛着大包小包的赶路人们也都戴上了口罩，尽管有的只是普通的纸口罩、或者用处不大的防霾口罩。因为离得近，我们都买的站票。老式的绿皮火车应该是春运新加的线路，闭塞的车厢里有的人还在大声说话，本来流动性就很差的车厢里还捂着口罩更是有些喘不上气，就这样昏昏沉沉、半站半靠了一个多小时。
闷热的硬座车厢，人人戴着口罩
这一天无比漫长，尤其是晚上临睡前，又从学校杂七杂八的群聊里得知我们学校一位老师确诊了。这大概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这件事离我好近，很奇怪，我确实不在武汉了，但学校里的事情却比其他地方都更微妙。即便是在更可能和病毒擦肩而过的车站，我也觉得只要少说几句话、离人远一点也没有太大问题。但学校的任何风吹草动，还是会牵着人心。
连着三天，每天睁眼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新增的人数，每一次和同学说起来心情都蛮沉重的。23号武汉正式封城了，得知消息后我和我的同学们都垂头丧气的，很多的群里晒出了封城后的汉正街，空无一人。吃年饭的时候一桌人、一桌饭菜，我没什么胃口，也动不下筷子，只想窝在角落里，有人在说笑，我也笑不出来。看不见的病毒让我更加害怕，我甚至也不断的主动的远离他人，毕竟呆了好多天，我自己也在观察期，害怕自己打喷嚏、害怕自己咳嗽一声、害怕自己有疲劳的感觉。特别是，就连我老家这样去任何地方都只用走着就到了的小城里也有了确诊的人。街上因为下过雨更显阴沉，肉眼可见戴着口罩的在变多，大面积的脸被遮住，看不见人的表情。连路边抽烟的小青年也兜着一个口罩，好像已经到了人人自危的时候。身在险地，基本都不用劝说任何人，口罩也都戴上了。
三天里改签了三次车票，因为封城我们不能再去汉口坐车，只得大年初三转站从襄阳回京，后来又改成了初二，再后来改成了大年初一的早上。
24号上午孝感市辖区已经封了，我猜我们小城也难逃这一遭。晚上除夕夜，抢红包和“水群”短暂的冲断了我的紧张感。耳朵里是春晚的诗朗诵，抬头看见熟悉的学校校车点和自强大道的影像出现在背景上。
零点前半个小时左右，家旁边小小的安陆站默默的贴起了停运的告示。于是，我真的不知道何时才能离开。我想到了可能会封城，但没有想到这么快。可谁又会在大年三十转身离开呢？零点钟声敲响的时候，我还在晃神。万家灯火，电视上还是节日的喜庆，离这里很远很远。这些欢腾的乐曲是医院里病人的暮鼓，这种无力感和伤痛只在我的心里翻江倒海，慢慢的发霉了。和亲朋好友们也发了拜年的消息，也收到了几个朋友的关心，全程都有点恍惚，觉得有些不真实。短短几天，我更多的是疲惫了，只能一遍遍在朋友圈里转发武大人民医院的物资捐助渠道，“像一个毫无感情的转发机器”。
既然已经知道走不了了，更是躲在家里，不见天日。走不了，却也不再提心吊胆，很快进入“佛系”的状态。我也不去刷微博了，除了每天早起看一眼指数增长的患者数量。剩下的时间就在各种冗长的综艺和导师推荐的专业书里翻来倒去，因为即使没有病毒，我的假期生活可能也与此无异——一个暂时性爆炸的现充。毕竟，我猜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所谓的无聊感只是病情给宅男宅女们的借口，而我还能保持一个姿势，看一整天的无脑喜剧。不管我们小小的县城还是不远的武汉又多了多少病例，对于房门内的人，就缺少了一点质感，人只会对和自己利益牵扯到一起的事情格外关注，其余的打了多少口水仗，也很快的就遗忘了。网上牵扯的所有关于这场疫情的背后，我选择性的把自己至于世外，毕竟“可能之事皆不可得”。
29号，只要自己没有什么生病的迹象，我就会又回到了普通的生活轨迹，也不必去微博上闲逛、也不必去微信上看疫情，甚至开始羡慕至今留在学校的同学，享受着一日三餐和生活用品送上门的服务，没有什么人、不用出门，也基本上安全。
整整一个月以来，我没有离开过严重的疫情地点，在可能的“潜伏期”去了过不少人多的地方，还没有做防护。病毒在我身边忽远忽近，也不在乎过，也紧张过。但至少现在，我知道我走不了了，也只能静静的、踏踏实实的等待交通恢复的通知，那就意味着能开学了，大家也都在期待着能在上学路上看到樱花盛开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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