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一年，禮部上疏，認為陵址既已選定，就應該馬上欽定興工日期。但明神宗仍然不允，非要待兩宮聖母看閱以後才能確定。為此，御史朱應毅以調陵耗費太巨，陳請兩宮太后不必再去閱視，但明神宗不聽。
萬曆十二年，明神宗奉兩宮太后並率後、妃進行第四次“謁陵”。九月十六日，明神宗與兩宮太后親登大峪山主峰閱視。閱畢，兩宮太后也一致認為大峪山最吉。這樣，才將陵址確定下來。禮部陳請依照永陵規制營造，“規制盡美，福祚無疆”，並請於萬曆十二年卯時動土興工。神宗許可。
十月初七日，命定國公徐文壁、內閣首輔申時行知建造事。兵部尚書張學顏，工部尚書楊兆（原工部尚書楊藏已去職）總督工程。侍郎何起鳴提督工程。禮部尚書陳經邦（徐學謨於萬曆十一年十月罷職）總擬規制，鈦天監定壽宮尺寸。
定陵自萬曆十二年（1584年）十月初六日開始興工以後，每天直接在現場上工的軍民伕役和瓦木石匠，就達二、三萬人。使神宗大為不安。急令徐文壁、申時行前去察。八月二十九日二人看畢回京。嚮明神宗陳奏說，寶城西北角的地下確有石塊。
但對陵址是否前移未敢表示與否。明神宗覽奏以後，心急如火。這次再也不以行秋祭禮為詞去天壽山了，而是直接了當地傳旨說：“朕以閏九月初六日，再閱壽宮。”閏九月初八日，草率拜調完長、永、三陵以後，即去大峪山閱視他的壽言。因為此時興工已經整整一年，除了重要物料堆存在昭陵神馬坊和西井兩虎以外，其他磚、石物料，在壽官現場堆積如山。同時，山陵選在大峪山，當初也有徐文璧，申時行的意見。
明神宗諭令陵址“無輒改”為止，明神宗前後到天壽山去了四次，歷經兩年半的時間，才把陵址最後確定下來。由於明神宗對於選擇他的“吉壤”十分急切而又格外挑別，這樣一來，就給那些覓縫奔競希圖進用的小人，提供了可乘之機。因而生出了許多阿讀逢迎、令人髮指的可笑事情來。
有個通政司左參議，名叫樑子琦，想在選擇“吉壤”過程中建立奇功爭得大用。於是嚮明神宗陳奏說，自己從幼年時起，就深曉地理風水。明神宗覽奏以後甚喜。
樑子琦獲誰隨禮部及鈦天監同赴天壽山踏勘陵址。在踏勘過程中，陳述嶺，張邦垣、連世昌等人都認為譚峪嶺、祥子嶺、勒草窪三處俱為“吉壤”。
但樑子琦除了在現場與這些人爭得不可開交以外，卻又單獨上奏明神宗，說張邦垣等人根本不諳曉地理。他們選擇的三處地方均屬不吉。而自己擇得的黃山寺西嶺、團山、珠窩圈才是最理想的“吉壤”。
萬曆十一年，勘畢回京。在這次踏勘中，禮部郎中李一中，工部郎中劉復禮，鐵天監監副張邦垣，陰陽術士連世昌等眾官，擇得形龍山等六處，樑子琦個人擇得石門溝山等八處，並上奏給明神宗。明神宗覽奏以後，諭令禮、工二部尚書再滾赴天壽山。
萬曆十一年，禮部尚書徐學談，工部尚書楊巍，相擇回京。一致認為，形龍山、大峪山和石門溝山三處並稱“吉壤”。樑子琦得知自己選擇的石門溝山也被列為最上“吉壤”以後，內心十分喜悅，認為高升有望。不料在同年八月二十四日，經定國公徐文壁、內閣首輔申時行、司禮監太監張宏校閱以後，認為石門溝山坐南向北，方向不宜、逼窄難用。
只有形龍山、大峪山兩處最稱“吉壤”。樑子琦得知此情以後，大為氣惱。認為這是禮部尚書徐學謨與內閣首輔申時行故意與自己做對。於是上曉攻擊徐學讀。說徐學談與申時行是兒女親家，“附勢植黨”故意不給皇上選擇最上“吉壤”。
結果徐學謨被罷職。申時行心裡極為不安，只得上疏奏辯。揭露樑子琦好剛使氣，固執偏狹，擾亂踏勘等罪行。因為申時行是內閣首輔，他的陳奏自然使明神宗堅信不疑。於是諭旨說：“子琦挾私讀奏！奪體三個月”。萬曆十年，此時明神宗已在本年九月的第一年。
此時明神宗已在本年九月的第三次“遇陵”當中，將陵址定在大峪山下。因此，貴州道試御史周之翰再上疏彈劾樑子琦。說已奉皇上諭旨，壽宮定在大略山下，可見徐學讀當初對皇上並未。徐既已被罷職，樑子琦豈宜獨留？
明神宗覽奏以後，立降樑子琦為右參議，令其閒住永遠不許起用。當初樑子琦想在選擇“吉壤”過程中討好皇帝，結果好沒討成，反倒被貶職閒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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