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3月，剛剛卸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一職，正在日本以“籌辦全國鐵路全權”名義訪問的孫中山，突然得知一個令他震驚不已的消息：宋教仁被刺殺身亡！
宋教仁的被害，讓孫中山從對袁世凱的信任中清醒過來，他決定再次發動革命，推翻袁世凱的統治。
中學時期的歷史課本上，對宋教仁的介紹只有寥寥幾筆，外加一張他被刺身亡的模糊照片，好像他只是一個被袁世凱除掉的無關緊要的倒黴人物。然而在我看來，如果沒有宋教仁，大清國就還能再苟延殘喘幾年。正是宋教仁，以大無畏的精神和正確的革命戰略，給大清國的歷史畫上了一道休止符。
可以說，宋教仁是中國近代史上一顆璀璨的政治巨星，只是可惜的是，這顆巨星隕落的太早，以至於他的光芒沒有被絕大多數人看到。
01 正確的革命戰略
“中國近代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中山自立志推翻滿清以來，就一直奉行邊境革命方針。具體來說，就是在以廣東、雲南等邊境地區發動推翻清廷的武裝起義，然後佔領一個省，接著振臂高呼，天下就會雲集響應。等各省紛紛發起革命，並建立起反清政權後，就可以逼迫清政府退出歷史舞臺。
這其中，1907年的鎮南關起義，孫中山率領部隊從越南方面進攻清軍在廣西鎮南關的守軍，可謂是最“邊境”的一次。
但是這種戰略有個明顯的缺陷，就是在遠離清政府統治中心發起起義，即使成功了，清政府也有足夠的空間和時間來應付。也就是說，清政府不會因為邊境起火就張皇失措，轟然倒塌，相反，清政府還會覺得無關痛癢。
陶成章曾經激烈反對這種戰略：“於東邊防火，西邊填砂，只是有害無益······在邊境地方起兵，僅是損失兵力、浪費資金罷了，其禍甚大。”
儘管同盟會內部有很多人建議孫中山改變戰略，將武裝起義的地點改為在中國中心地帶長江流域。但是孫中山堅持革命的韌勁有餘，變通卻不足。同盟會成立後，他又集中全力在中國邊境發動了八次武裝起義，屢戰屢敗，屢敗屢戰。精神雖然可嘉，但是效果卻乏善可陳——不然汪精衛何必要去刺殺攝政王。
在汪精衛刺殺未果，被捕入獄之後的兩個月，宋教仁召集同盟會骨幹在自己的寓所寒香園開會，提出了著名的“革命三策”——一為中央革命運動，推倒政府，使全國瓦解，此為上策，然同志都在南方，北京無從著手，此非可易言者；一在長江流域同時大舉，隔斷南北，使兩方交通斷絕，制政府命脈，此為中策，然此等大舉，佈置不易；一在邊省起事，徐圖中原，然前此用之失敗，斯為下策。
雖然中策“佈置不易”，但是宋教仁認為，“則新軍如為用，財政有人接濟，中策自屬可行”，當時與會人員大多數都表示贊同。
1911年4月，廣州黃花崗起義再次失敗。為了這次起義，同盟會足足準備了半年時間，可以說是傾盡全力，“孤注一擲”。孫中山後來在《建國方略》中評論這次起義：“集各省革命黨之精英，與彼虜為最後之一搏。事雖不成，而黃花崗七十二烈士轟轟烈烈之概已震動全球，而國內革命之時勢實以之造成矣。”
不過，起義失敗了就是失敗了，黃花崗之役雖然壯懷激烈，但是對於當時的革命黨人實可謂創鉅痛深，就連黃興這樣的硬漢都曾經痛苦的幾次自殺。
儘管因為這次失敗，同盟會已經人心渙散，一蹶不振，但是孫中山還是不打算放棄邊境起義的戰略。領袖人物的堅韌不拔，走向另一個極端，就是偏執。
▲劇照中的黃興、孫中山、宋教仁
那些主張在華中發動武裝起義的人，見勸不動孫中山，就只好另起爐灶。1911年7月，宋教仁、譚人鳳、居正、趙聲、陳其美、潘祖彝、呂志伊等人在上海組織起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計劃在長江流域的主要都市策動武裝起義。
同盟會中部總會雖然冠以同盟會的名義，卻不再接受孫中山的領導，“總理暫虛不設，留以待賢豪”。毫無疑問，這標誌著同盟會內部的分裂。
宋教仁當選為中部同盟會的總務幹事，會後，宋教仁委派譚人鳳親自前往湖北，促成武漢地區兩大革命組織共進會和文學社的聯合，成立中部同盟會湖北分會。宋教仁則在上海繼續寫文章，聲援四川保路運動，同時還制訂了1913年在兩湖及江淅同時起事的戰略部署。
在譚人鳳的撮合下，共進會和文學社聯合起來，準備動手。湖北革命黨人派代表來上海，請宋教仁前去武漢領導起義。
不過宋教仁還未出發，10月10日，武昌起義就爆發了。由於革命黨的主要領導人都不在，新軍協統領黎元洪被推上了湖北軍政府都督的寶座。
武昌起義的爆發，看似是偶然，但其實是必然，這背後有著宋教仁領導的中部同盟會的積極運作。回顧這段歷史，清政府雖然當時氣數將盡，但是還可以苟延殘喘。如果沒有宋教仁的正確革命戰略，那麼清王朝至少還能多活個幾年。宋教仁對於推翻清王朝，有著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
02 經營議會政治
武昌起義後，宋教仁與黃興同赴武漢，進入了革命的軍政府的核心。黃興成為軍政府臨時總司令，負責指揮革命軍作戰，宋教仁則一面負責外交工作，一面負責制訂了《中華民國鄂州約法及官制草案》。
這個草案宣佈“人民一律平等”，規定了選舉、言論、出版、集會、私有財產等重要權利。可以說，辛亥革命高喊的民主共和精神，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體現了出來。
1912年元旦，孫中山宣誓就任南京臨時政府大總統，宋教仁出任法制院總裁，並在《鄂州約法》的藍本上，起草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法》。然而在政權組織形式上，兩人有著截然不同的主張，孫中山主張實行美國式的總統制，宋教仁堅持要實行法國式的責任內閣制，“內閣不善而可以更迭之，總統不善則無術變易之，如必欲變易之，必致動搖國本”。最後，胳膊擰不過大腿，新政府決議採用總統制，建立一個行政主導型的政府。
然而，孫中山只當了三個月的臨時大總統，就被迫讓位給袁世凱。可是，在權力即將移交給袁世凱前夕，臨時參議院通過了由宋教仁起草的《臨時約法》，約法中又將國家政體改為內閣制。《北洋軍閥時期史話》中對此評價，“臨時參議院本身對國家大法不是採取了認真嚴肅的態度，而是感情用事”。
我認為這種評價有失偏頗，中國有著幾千年大一統的集權專制傳統，這種傳統根深蒂固，國人又缺乏長期深入人心的民主啟蒙，在總統制下任何一個當上總統的人都有可能走向集權、甚至獨裁。孫中山當大總統，國民尚且可以放心，但是袁世凱這樣的“不學無術，其品更惡劣可鄙”的人當上大總統，很難保證他不會倒行逆施。
為了制衡袁世凱，就有必要用可靠的制度來限制他的權力，宋教仁說，“應當由內閣代總統對國會負責，總統不負責任，凡是總統的命令，不僅要閣員副署，並由內閣起草，這才是責任內閣制的精神”。
當然，我們也可以說，當時的革命派沒有足夠的武力來保證袁世凱在共和制的軌道上行走，就只能用制度設計來防止他“出軌”。宋教仁曾對胡漢民說：“改總統制為內閣制，則總統政治上權力至微，雖有野心者亦不得不就範，無須以各省監製之。”因此，內閣制既是辛亥革命的寶貴成果，也是保護辛亥革命其他成果的無奈選擇。
袁世凱起先對於內閣制的建立有些緊張，但很快他就釋然了，畢竟咱手裡有槍——北洋六鎮7萬多訓練有素的精兵強將。他任命唐紹儀為第一任總理，宋教仁為農林總長。至於孫中山，他在得到袁世凱的許可後，以“籌辦全國鐵路全權”的名義出訪日本，為建設全國鐵路網，尋求日本產業界的援助。
正如宋教仁等革命派的預料，袁世凱根本不願受《臨時約法》的約束，不到三個月，唐紹儀內閣即宣告垮臺，宋教仁也辭去農林總長的職務。面對袁世凱的坐大，同盟會內部人心渙散，無力抵抗，章太炎甚至宣揚：“革命功成，革命黨消。”
▲《建黨偉業》劇照
孫中山、黃興等同盟會領導都專心去做社會工作去了，誰來領導群龍無首、悲觀絕望的同盟會？在這個火燒眉毛的關頭，宋教仁站了出來 ，他擔負起為同盟會振衰起敝的歷史重任。
在徵得孫中山、黃興的同意後，他以同盟會為基礎、聯合其他一些小黨組成了國民黨，並擔任代理理事長。他希望在議會中以第一大黨的實力組成責任內閣來削弱袁世凱的權力，防止個人獨裁，繼續走共和的道路。他在湖北國民黨支部歡迎會上所作的演講中指出：
“以前，我們是革命黨，現在，我們是革命的政黨。以前，我們是秘密的組織，現在，我們是公開的組織。以前，是舊的破壞的時期，現在，是新的建設的時期。以前，對於敵人，是拿出鐵血的精神，同他們奮鬥，現在，對於敵黨，是拿出政治的見解，同他們奮鬥 ……我們要在國會里，獲得過半數以上的議席，進而在朝，就可以組成一黨內閣，退而在野，也可以嚴密監督政府，使它有所憚而不敢妄為，該為的，也使它有所憚而不敢不為 ……如不能達成政黨內閣，寧甘退讓，如可改組政黨內閣，雖他黨出任總理，亦贊助之。”
當時的宋教仁，
不過才三十歲，就已經成為中國第一個近代化政黨——國民黨（此國民黨並非我們熟知的那個國民黨）的真正創始人和該黨創建初期的實際領袖，為中國民主共和的事業畫下藍圖。這樣的政治天才，在中國近代史上屈指可數。
03 共和原則被踐踏
宋教仁在組建國民黨後，隨即南下沿途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表明與專制獨裁勢不兩立。在他的宣傳下，國民黨在各地的選舉中都獲得極大的成功，宋教仁為內閣總理的呼聲很高。
袁世凱害怕宋教仁真的會利用內閣架空他的權力，因此對宋教仁極力拉攏，但是熟料宋教仁“餌以官，不受；啖以金，不受”。宋教仁一邊拒絕袁世凱的糖衣炮彈，一邊“日奔走於各政黨間，發表政見，冀以政治策略，為有次序之進行，改革一切弊政，一時聲望大譁。”
平生之志，不在溫飽，說的就是宋教仁這種頂天立地的人物。
1913年3月，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選舉結束，國民黨獲392席，佔絕對多數，按約法精神應由該黨理事長宋教仁出任內閣總理。雖然這次選舉因為有種種資格限制，全國只有不到10%的人參加了投票，但這是中國幾千年來第一次具有實質意義的直接、公開選舉，是首次由選民自己投票選出國會兩院議員，它的歷史意義不可低估。
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主編的《中華民國史》中說，
“此一時期，《臨時約法》所體現的自由、民主、共和之精神，開始深入社會各個角落，參與政府的人數也與日俱增，自清末開始的法制改革及新法編制，也大有斬獲。在古老傳統的中國大地上，吹起了前所未有的民主政治新風氣。”
可惜的是，這股被後人所讚揚的新風氣並沒有吹多久，就被袁世凱一手扼殺了。
袁世凱見無法利誘宋教仁，就動了殺心，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車站被袁世凱指使的刺客射中，22日凌晨與世長辭，年僅31歲。被刺時他囑咐黃興等人：“倘我身死，諸公對國事務望勇往直前。”
在彌留之際，他還致電袁世凱，
“今國基未固，民福不增，遽爾撒手，死有餘恨。伏冀大總統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國家得確定不拔之憲法，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臨死哀言，尚祈見納。”臨終前，他還要身邊的人提醒袁世凱“以共和為重”。
但是，宋教仁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結果可想而知。袁世凱在除掉了宋教仁之後，未經國會審議，就與英、法、俄、德、日五國銀行團簽訂“善後大借款”的合約。這種赤裸裸的完全無視議會的操作，等於是在殺人之後，還要誅心。
如前文所述，孫中山在聽到這個噩耗時，正在日本長崎。隨即，他趕回上海，親筆撰寫輓聯：“作民權保障，誰非後死者！為憲法流血，公真第一人！”緊接著，他組織“中華革命黨”，發動二次革命，武力討伐袁世凱，但是革命派在袁世凱的優勢兵力面前不堪一擊，不到一個月就宣告失敗。
▲1912年，袁世凱接見各國使節
緊接著，袁世凱放開手腳，肆意踐踏民主共和的一切原則。10月6日，國會在軍警壓力下，被迫選出袁為第一任正式大總統。11月4日，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民黨，並取消國民黨議員資格，收繳國民黨議員證書，造成國會因人數不足而無法開會。次年1月，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會，理由是“人民濫用民主自由、人民政治認識尚在幼稚時代”，並廢止《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推出新的《中華民國約法》，改“內閣制”為“總統制”。
至此，辛亥革命成功以來的所有成果，在宋教仁被刺殺後，都被袁世凱破壞殆盡。
04 歷史的遺憾
儘管孔子告誡後人“殺一無辜而得天下者，不為也”，但是後世那些信奉孔孟之道的中國人卻並沒有把這句話放在心上。中國歷史上的政治鬥爭血腥而又殘忍，政治立場不同的人都欲以消滅對手的肉體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到了清末，這種情況依然沒有絲毫變化：慈禧太后通過殺害戊戌六君子來打壓維新派；康有為通過暗殺孫中山來打擊革命派；汪精衛通過暗殺攝政王來打擊清政府；蔣介石通過暗殺陶成章來打擊同盟會內的倒孫派；袁世凱通過暗殺宋教仁來打擊國民黨······
宋教仁推崇法、美的政黨政治和議會政治，除了可以遏制政府的行政權力，還有一個作用，就是可以為不同的政治派別抒發已見提供安全規範的場合，相當於一個程序化、制度化的出口，供人辯論，代替了必須置對手於死地的大刀和槍彈。
1770年，愛爾蘭政治理論家埃德克·伯克寫了一篇著名的論文，認為代議制政府會產生政黨，從而在組織辯論上起到有價值的作用，類似於法庭審判的對抗制。
後來第一個建立共和制度的美國，雖然建國領袖們都鄙視政黨政治，認為“黨派”或者“派別”是在致力於狹隘的個人私利而犧牲公共利益，傑斐遜甚至說“如果必須帶著政黨上天堂，我情願不去”，但是兩黨制卻成為他們對現代政治思想最持久的貢獻。政黨政治將民主文化的粗野能量引入有邏輯、有規矩的框架內，大家有不同意見可以在這個框架內合理合法解決，這樣就避免了雙方兵戎相見。
你可以看到，聯邦黨人和反聯邦黨人在議會上針鋒相對，雄辯滔滔，勢如水火，但是卻不會出現血腥的殺戮。儘管傑斐遜在私下裡曾買通記者撰寫攻擊華盛頓和漢密爾頓的文章，但是他絕不會想到要把對手斬盡殺絕。
▲《建黨偉業》劇照
袁世凱想要從宋教仁那裡奪回行政大權，他的第一選擇是給錢給官位，第二選擇就是殺人滅口。他沒有宋教仁那樣的現代頭腦，他根本就想不到可以採用現代的方式來與宋教仁抗衡。本來，他完全可以自己也組織一個政黨，然後擴大宣傳，參與選舉，在國會內與國民黨爭奪主導地位。但是他沒有這樣的進步思維，所以他只能選擇消滅宋教仁的生命。這種打倒政敵的方法雖然短平快，但是卻給自己埋下眾叛親離的禍根。
歷史非常的令人遺憾，宋教仁所創立的制度，如果可以真正的實施下去，中華大地上將減少、甚至是徹底湮滅那些腥風血雨。自辛亥革命直到新中國成立為止，中國千萬人頭落地，中國人民心中的創痛，不是寥寥數語就可以形容的。
宋教仁想終止中國血腥的政治鬥爭方式，卻想不到自己會被這種血腥的政治鬥爭方式所終結。當譚人鳳提醒他要小心袁世凱時，他卻表示，“這只是對看不見的幻影緊張，不必擔憂”。
他的疏忽大意，不僅終止了他自己的政治生命，也終止了中國議會政治的夢想。
1913年，昔人已乘黃鶴去，白雲千載空悠悠。
1、陳旭麓主編《宋教仁集》，中華書局，1981年
2、（日）橫山宏章《素顏的孫文》，八旗文化出版，2016年
3、唐德剛《袁氏當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
4、中國史學會主編《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5、馮自由《革命逸史》，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
6、毛家琦《孫中山評傳》，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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