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鄧大軍，抗日戰爭時期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又稱八路軍）第129師，劉伯承任師長，鄧小平任政治委員，李達任參謀長。之後，又擴編為晉冀魯豫野戰軍、中原野戰軍、第二野戰軍。司令員、政治委員均為劉伯承和鄧小平，參謀長亦為李達。解放戰爭後期，與賀龍所部協同，解放了雲、貴、川、康、藏，建立了西南軍區。
劉鄧大軍的諜報工作，不但對保證作戰勝利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也為中央提供了極有價值的情報。
△鄧小平和劉伯承
129師的情報工作讓美軍觀察組大吃一驚
抗日戰爭時期，劉鄧大軍所處環境和條件極為艱苦，情報工作所需技術器材，多是繳獲日、偽軍的。如太行軍區長達4000多公里的電話線、電臺、發電機和電池，都是戰利品。電燈泡，則是通過地下情報“關係”，從敵佔區買來的。情報處的參謀們把鹽裝在瓦罐內，製造出了土電池。他們還別出心裁，把舊電池裝在酸菜缸裡，居然也可以繼續發電。
1944年冬，美軍駐延安觀察組派惠德賽上尉到129師參觀和了解情況。129師參謀長兼太行軍區司令員李達熱情接待了惠德賽，並前後三次向他介紹了部隊作戰的情況。惠德賽說：“你們的情報搞得很好。我看到許多圖表，覺得都很好，這對於盟國海空軍作戰非常寶貴。美國人如果知道你們是這樣，一定很驚訝。”接著，他問道，“這裡的情報搞得如此之好，請問是如何獲得的呢？”
李達回答說：“我們靠的是群眾路線。”惠德賽疑惑不解地問：“群眾路線是怎麼回事？在其他國家搞情報工作，只能是極少數花高薪僱請的情報人員，還有一部分情報也是用金錢收買的，並且要有許多先進的諜報器材。你們在嚴密封鎖之下，從哪裡搞來這些諜報器材呢？”
李達說：“第一，是從敵佔區搞來的。敵佔區的偽組織、偽軍，以至公司、醫院和公路鐵路的工人與職員中，基本上都有我們的組織。甚至連許多偽軍中的高級軍官都有人和我們訂了一些協定。所以，我們的地下工作人員不管到哪裡，都可以找到廣泛的社會關係，只要日、偽軍一有行動，情報很快就會被送到軍區司令部來。
“第二，是來自根據地廣大群眾的組織。全根據地到處都有情報通信組織，也就是情報網。日軍據點周圍，也都有我們的情報員。在山頭上，豎有標杆。日、偽軍一動，民兵就放倒標杆，這樣，從一個山頭傳到下一個山頭，很快就傳到我們司令部來。
“第三，是我們軍隊本身的情報工作。除化裝偵察外，常用戰鬥手段取得情報。”
惠德賽聽了，驚訝不已，又問：“太行軍區的偵察部門共有幾個人做研究工作？”李達說：“四五個人。”惠德賽聽了，更是驚訝不已。
美軍觀察組的先進電臺派上大用場
惠德賽到太行軍區第二分區瞭解情況時，遭遇日軍大掃蕩，不幸犧牲。在此前後，延安美軍觀察組派出了駐129師的觀察小組，成員有戴丁中尉（後由霍克接替）、譯電員惠特上士（後由一名少校接替）。報務員則是周恩來從延安派來的。
戴丁向李達介紹了在太行山設立觀察小組的原因：美軍的B29轟炸機從西南起飛，到日本領土上空偵察或轟炸，經過八路軍抗日根據地的上空，是安全的；如經過日佔區，危險性就很大。所以，美軍就要在八路軍的根據地設立觀察組，觀察氣候、地面情況，開闢新的航線。因此，希望129師提供氣象資料和飛機遇險時的迫降地點，協助營救失事的飛機和飛行員，提供有關日軍的情報。
美軍觀察小組在129師駐了不到一年，於1945年6月撤走，其原因是美國轉而採取了“扶蔣”政策。儘管如此，由於觀察小組對129師給予他們的熱情關照和在情報工作上的配合非常感動，臨走時，把電臺和其他器材都留給了129師。
這種電臺，無論是發射、接收距離，還是覆蓋的電波頻率，在當時都是最先進的。由於蔣介石和他的軍統頭目一直不知曉美軍給劉鄧大軍留下電臺這事，所以，國民黨部隊仍然沒有任何防範地拍發絕密電報。
情報處根據截獲的電報和地下黨送過來的資料，將國民黨軍幾十個師的師級軍官材料搞得一清二楚，並鉛印成冊，根據敵情的變化，及時更改重印。
李達參謀長親自出馬策反高樹勳
1945年10月，上黨戰役勝利後，國共簽訂了“雙十協定”。然而，國民黨不但絲毫沒有執行協定的誠意，反而加速了對解放區的進攻。
劉鄧大軍司令部根據情報，搞清了北犯敵軍所有團以上部隊的番號、兵力、裝備、主官姓名、駐地、行軍路線和時間，以此為據，制訂了先打平漢路之敵的作戰計劃。
在北犯敵軍的將領中，也有主張和平、反對內戰的愛國分子，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新八軍軍長高樹勳，就是其中的代表。
劉伯承、鄧小平決定軍事與政治雙管齊下：一面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一面加緊對高樹勳將軍的爭取工作。經多次爭取，終於促使高樹勳下定脫離國民黨的決心。在劉鄧大軍發起總攻前，高樹勳派人向劉鄧首長表示：由於幾項重大問題尚未解決，希望派代表同他面洽。
劉鄧為表示誠意，決定提高會談的級別，派李達越過火線同高樹勳會晤。
寧都起義時，高樹勳任馮玉祥舊部第26路軍27師師長，但因事在外，未參加起義。因此，李達和高樹勳見面後，就從26路軍談起：“當年，馮玉祥先生曾在五原誓師，董振堂、趙博生和季振同將軍發動寧都起義，在全國影響是很大的。當前，中國面臨和平與內戰、民主與獨裁這兩種前途的大搏鬥，在這個歷史關頭，如果您能高舉和平民主的義旗，將產生比五原誓師和寧都暴動更大的影響。”
高樹勳將軍說：“脫離蔣介石，同共產黨、八路軍再次合作，民主建國，這個決心，我是早已下定了的。”
高樹勳當即決定，10月30日率新八軍及河北民軍等部約萬餘人起義。
劉鄧大軍於10月28日向敵軍發起總攻擊。由於敵軍得不到高樹勳部的配合，越打越被動。至11月2日，我軍全殲拒不投降的國民黨第30軍、第40軍，俘獲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40軍軍長馬法五、第十一戰區參謀長宋肯堂等官兵1.7萬餘人。至此，平漢戰役我軍大獲全勝。
平漢戰役的重大失敗，使蔣介石和軍統有所警覺。1946年6月13日，蔣介石向部隊下達命令：凡作戰命令及部隊調動等重要命令，不得再用無線電傳達，應派人專送或國防委員會直接派飛機運送。（來源|《讀者報》 作者|謝武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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