幣原喜重郎在大正民主時期長期擔任內閣外務大臣，其在任職期間對外推行的外交政策就是“協調主義外交”，即主張對列強妥協，與列強合作侵華。表面上宣傳日本對中國的“不干涉主義”，實際上一旦中國政府不符合日本心意，馬上就會採取侵略。雖然幣原外交的實質仍然是侵略，但日本軍部仍然指責他為“軟弱”。
幣原喜重郎
一、幣原外交出臺的外部壓力
所謂幣原外交就是對外“協調”，對外以經濟發展為主。因主張對列強“協調”所以被狂熱的右翼分子指責為“軟弱外交”，但是這個“軟弱外交”的出臺是被逼的。
一戰時期，列強忙於一戰無暇東顧，日本人欣喜若狂，認為此乃“大正天佑”，列強一離開亞洲，日本的勢力馬上膨脹。加之當時的中國也四分五裂，日本輕而易舉壟斷了對華的經濟，大肆掠奪。日本在一戰中的對華動作，列強當時雖然沒說什麼，但可記在了心裡。一戰結束，列強馬上重返中國，日本與列強關係日益緊張。而和日本爭奪最為激烈的自然是在一戰中也發了財的美國。
歐洲一戰
1921年8月華盛頓會議，美國對英國威逼利誘，把“日英同盟”拆散，組建了《四國同盟條約》，但這個條約空有其表，沒有任何同盟的實際效益。美國進而又拋出了《五國海軍軍備條約》，把日本主力艦的比例壓縮為對美六成。對日本來說，這個條約不僅意味著正在建造的戰艦將全部停工成為廢鐵，甚至現在服役的軍艦也有部分需要退役，日本海軍遭到了巨大損失。此外《九國公約》日本還被迫放棄了獨霸中國的權利。
華盛頓會議
二、幣原外交的源頭和現實條件
一戰後的原敬內閣，曾提出“用資產階級、公正化的方法來代替對當時中國採取的管轄化措施。這一措施保障西方列強在中國的權益以及政治地位”（《日本外交史》）此話可以理解為幣原喜重郎外交的前奏。
原敬
加之，“大正天佑”期間日本在華大肆掠奪，獨佔中國，所以一戰時期日本的工業得到極大發展。至1918年，日本農工比重變為：工業57%，農業35.1%，其他行業7.9%，日本成了名副其實的工業國家。因為工業的發展，日本過去那種野蠻的掠奪可以暫時停止，改為西方“文明”的資本輸出掠奪。
三、幣原的對華政策
1924年6月，幣原在任職後的記者招待會上發佈了他的外交政策——“協調主義”外交，宣佈承認遵守巴黎和約和華盛頓諸條約“日本會全力達到各列強國所給予的任務”。對待中國，尊重中國主權，對中國“不干預內部政策” 《日本外交史》。
1924年7月，幣原有把上次的談話發展延伸，使其更加系統化，正式出臺了幣原外交的四大原則：1.和平原則，即遵守各項一戰後的和約，維護各國應有的權利，為維護世界和平做出貢獻。2.遵守以前的外交政策，一如既往的和英法等文明國家發展友好關係，相互信任。3.加強對美蘇聯絡，促進雙方友好關係的發展。4.對華關係，尊重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干涉中國內政。這種對列強“妥協”的外交受到日本國一致謾罵，軍部尤為反感，紛紛指責幣原為軟弱外交。
大正時代的名古屋，明顯的工業化痕跡
幣原同時又單獨提出了對華關係四原則，承接“不干涉主義”，對華關係上：1.不干涉內政。2.中國應維護日本合理的權益，日本也維護中國合理的權益。3.對中國現在的政治狀況表示同情。4.中日兩國應該共榮共存，互相扶植。但我們細細解讀發現，所謂合理權益就是要求中國遵循一切不平等條約，日本利用國際法，改變傳統的武裝直接侵略，用一種偽裝手段為侵華掠奪作掩護。“相互扶植”就是指日本商品傾銷中國，而中國人就應該買日貨。
過去，日本國小生產力不足，資本主義發展極其緩慢，不能和列強展開競爭，只能是靠武裝力量、鉅艦大炮的護航，通過不平等條約把商品傾銷到殖民地、半殖民地；或者直接展開掠奪性貿易。現在日本因一戰的工業發展，有了一定的工業實力，看似和列強站在了同一起點，所以可以改變過去的野蠻。日本外交的最終目的就是在經濟能和列強並駕齊驅的時候，和列強展開經濟競爭。
反對日寇侵佔山東的遊行
四、幣原外交可一點不軟弱
反駁幣原對華不干涉這個虛偽命題的最好例子，就是 “濟南慘案”。1928年北伐軍北上，即將統一全國，日本為了阻礙北伐，繼續維持中國分裂割據的狀況，毅然出兵干涉。因為這樣就能利用各軍閥矛盾，繼續維持在華特權，當然日本不會考慮受苦的中國人民的感受。
1928年日本以保護僑民為藉口三次出兵山東，5月3日日軍在濟南城內大肆破壞，燒殺搶掠，遇難群眾達一萬七千餘人。日本甚至不顧國際公法或兩國交戰不斬來使的東亞戰爭規則，割去了國民政府交涉公使蔡公時的鼻子耳朵，然後殺害了他。蔣介石在這天的日記寫上了奇恥大辱：“身受之恥，以五三為第一，倭寇與中華民族結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即使這樣國民政府北伐仍然取得了成功，名義上統一了關內。
五三慘案紀念碑
日本被為了保住早被視為殖民地的東三省，同年6月4日又製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張作霖，指望扶植張學良上臺後當傀儡。當然後來的發展超出了日本的預料，12月29日張學良通電全國宣佈東北易幟，服從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這樣中國名義上基本統一。
由此推斷，幣原表面上宣揚不干涉、和平、尊重，但實際上一旦中國不符合日本的心意，日本還是會拋棄賬面上的承諾，馬上切換出怒面金剛的臉譜，繼續無惡不作。
文史君說
幣原的最終目的和軍部是一樣的，也是獨霸中國。一旦幣原外交談判（威逼利誘）達不成目的，軍部就會馬上行動，加之軍部批評幣原“軟弱”，在此之下日本交替使用紅白兩張臉譜，致使列強真的以為日本奉行了“協調外交”。幣原給列強成功留下了自己是民主分子、是親英美派的良好印象，憑此資本1945年10月幣原擔任了日本首相，幣原深受美軍信任，被指令修改日本憲法，但是幣原的新憲法就是新瓶舊酒，把天皇神聖改成天皇最高，幣原的形象瞬間崩塌，因為憲法一事，美軍看出了幣原的保守，最終幣原被拋棄，1946年5月下臺。
參考文獻：
1、祝曙光《徘徊在新舊外交之間——試論幣原外交的限度》，《大連大學學報》2017年8月
2、鮑秋媛《幣原外交和斯特萊斯曼外交的比較》《渭南師範學院學報》2009年11月
3、喬晴雨《日本幣原對華外交政策評析》《長春師範大學學報》201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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