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從成都前往永安，接受劉備臨終的託孤遺囑，是三國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後世熟知的三國著名故事陳壽《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對此有如下記載:
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為詔敕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常璩《華陽國志》卷六《劉先主志》對此事件也有記載，但是時間上的逐月記錄還要更加明晰:
三年春正月，召丞相亮於成都，詔亮省疾於永安。二月，亮至永安，先主謂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對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為詔敕太子“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從上面兩個段我們可以看到，劉備和諸葛亮之間的對話，字面上的意思完全一致。陳壽和常璩兩人的共同特點主要有幾點。第一，二人作為史學家在學風上都很嚴謹。第二，這二人都是蜀漢人士。第三，二人生活的時期與蜀漢時期較為接近，陳壽是西晉時期的人，常璩是西晉和東晉交替時期的人，陳壽還出任過蜀漢的官員。第四，拿現在的話說，這二人分別是西晉和東晉的史官，專注記述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在記述史實時都具備良好的條件，可以運用官方文書檔案的有利條件。總之，以上對於史事記述完全相同，讓我們能得出一個很好的結論，那就是上面的兩段史文的記載可以說是確鑿可信的。
白帝城託孤的雕塑場景
自此之後的史籍，諸如宋代司馬光《資治通鑑》郝經《續後漢書》、蕭常《續後漢書》、鄭樵《通志》等，在對此一史事進行的記述中，劉備和諸葛亮的言語，僅郝經《續後漢書》卷十五《諸葛亮傳》的“君當自取”，與“君可自取”有一字之差外，其餘所有文字，均與上面史文相同，並無差異和變動。即使有上面的一字之差，其語意也沒有多大區別。這些史籍記載的高度一致性，也從另一側面印證了上述結論。
但是，我們最關心的的也就是劉備遺囑中所說的“如其不才，君可自取”這八個字，那到底是什麼意思呢？大家對這八個字的理解都不一樣。我認為其中的“自取”，是讓諸葛亮可以適當的處置，到迫不得已的情況下，諸葛亮可以選擇廢黜劉禪，選擇劉備其他的子嗣為君，決不是讓諸葛亮廢黜劉禪自己做皇帝的意思。1995年5月，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抽著《三國志註譯》，其中對此段史文的註釋和翻譯，即採取以上意見撰寫。但是限於體例，未能深人闡述。次年，筆者又撰寫《劉備遺囑“君可自取”句辨釋》之論文，進一步闡述自己看法，發表於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所編之《魏晉南北朝史研究》論文集，1996年10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可惜此書印數很少，現今讀者已經很難找到和查閱。
劉備與諸葛亮繪圖
以上著述問世以來，筆者又繼續作了更為全面的資料收集和更為深人的專題探究。現撰成此文，以求對此重要而有趣的歷史文化謎團，進行一番更為接近歷史真相的破解。
我們從陳壽的相關評語來進行考察
對於劉備遺囑的“如其不才，君可自取”這八個字，後人認同最多的是:劉禪如果無能，那麼諸葛亮便可以取而代之，自己做皇帝。這種理解多是出自羅貫中筆下，在《三國演義》第八十五回“劉備遺詔託孤兒中”，羅貫中把“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改成“如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為成都之主。這句話等於是一句大白話了，就是劉禪如果無能，那麼諸葛亮就自己做皇帝。羅貫中在著作《三國演義》時，絕大部分是引用陳壽《三國志》中的記載，一般原文較為易懂的時候，會選擇保持原文不變；如果有隱晦的原文時，羅貫中就會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著作。羅貫中認為“君可自取”，含義比較隱晦，於是直接改為“自立為成都之主”。而“自立為成都之主”，就是上文所說的“可以自己取代劉禪當皇帝”。
劉備
當然，羅貫中這樣說，也不是他的發明，在《三國演義》之前就已出現的元代《三國志平話》卷下，就把劉備臨終的話語說成是:“阿斗年幼，不堪為君，中立則立，如不中立，軍師即自為之。”可見三國演義》的說法，乃是《三國志平話》的翻版。但是，由於《三國演義》具有更大的影響力，所以這種說法也就在廣大的受眾當中流傳開來。現今出版的一些《三國志》的譯註本，對於“君可自取”一句，或者將其譯為“您可以自己取代他”，或者譯為“您就取而代之”，就是這種看法的延續。如果有人對此提出異議，還會受到人們的種種質難。
但是，這種理解是否準確，非常值得商榷。我們先從陳壽的相關評語來考察。最早對這一史事進行記載的陳壽，雖然沒有對“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語意進行直接的說明和解釋，但是他的間接性評論，卻為我們提供了考察真相的空間。他在同書卷三十二《先主傳》傳末的“評曰＂中說:
陳壽的《三國志·先主傳》相關評語
常球《華陽國志》卷六《劉先主志》末尾的“撰曰＂ ，也引用陳壽的評論說:
及其寄死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陳子以為“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
陳壽把劉備託孤，簡練的用四個字概括了，那就是“舉國託孤”。這個“託”字，現在我們看來很簡單易懂，然而在當時，按照東漢語言學家許慎《說文解字》的權威性界定，則是不規範的俗體字。當時規範的繁體字是“託”或者“倪＂ 。《說文解字》對“託”字的解釋是＂寄也” ，也就是用言語來託付他人。至於“弧”字， 《說文解字》的解釋是“無父也” ，即死去父親的人，這是一般性的詞義。嚴格而言又有兩種說法:一是《孟子》說的“幼而無父日孤＂ ，是指死去父親的童年人。一是《禮記·深衣》說的“三十以下無父稱孤” ，是指未滿三十歲而死去父親的人。劉備病逝時，劉禪虛歲十七，遠未到達三十而立之年，按照《禮記》的說法，完全可以稱為“孤”。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託孤”一詞的文化來源。這一詞語出自儒家經典《論語》的《泰伯》一篇: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此處的“六尺之孤” ，意指個子不高的少年人。曾子是孔子的嫡傳弟子，他所生活的春秋、戰國時期，一尺約合現今的23釐米，六尺約為1米3左右，是正常少年人的高度。所謂的“百里” ，代指先秦時期方圓一百里左右的小國家。這段文字的白話譯文如下:
曾子說: “可以把年幼的孤兒託付給他，也可以把國家的命脈寄託給他，而他在面臨需要體現節操的重大關頭，絕對不會動搖變心，這是君子一類的人嗎？當然是君子一類的人呀！＂
我們可以看出曾子這個是讚美不僅可以“託孤” ，而且可以“託國＂人 。“孤”和“國”這兩者不管在什麼時期都是很重要的，既然能將這兩者託付給他，就說明他是個不折不扣的君子，不管在什麼時候，出現什麼大的變故，他都會有高尚的品格，內心絕對不會動搖。其實曾子所說的“託孤”與“託國” ，連著用白話表達就是“舉國託孤”的意思。陳壽的“託孤”看來是引用了古人的典故，和這件事情的重要性，這樣就能體現出諸葛亮正人君子的高尚品格。
《三國演義》諸葛亮劇照
既然陳壽有意通過“舉國託孤”的總結，來顯示諸葛亮是“臨大節而不可奪也”的高尚君子，那麼他對“君可自取”一句含義的理解，就絕對不可能是“你可以自己取代劉禪”。因為你把別人託付的孤兒都拋棄了，把別人託付的國家也都篡奪了，還能算是“臨大節而不可奪也”的高尚君子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然而以上對“舉國託孤”的深層次含義，還只是一般意義上的探究。到了漢魏之時，儒家學者對上述《論語》文句的詮釋，又增加了新的文化內涵。曹魏何要所著的《論語集解》一書，彙集了兩漢以來各種流派《論語》學者的文句解釋，同時也間下己意。對其中“六尺之孤”一句，他引用西漢武帝時著名的儒經博士，孔子第十一代嫡孫孔安國的解釋，說是指“幼少之君＂ ，即年幼的君主； ＂寄百里之命＂一句，孔安國說是指“攝君之政令＂，即代為行使君主的政令。至於“大節＂ ，何晏自己解釋為“安國家，定社稷” ，即保安國家、穩定社稷。
諸葛亮雕像
也就是說按照他們的詮釋，曾子在此所說的“託孤”者和“寄命”者，針對的不是普通民眾之間的託付，乃是擁有國家的君主，以及君主認定的賢臣，這兩種特殊人士之間的託付。何要其人，雖然在政治上因加入曹爽集團而失敗，被司馬懿誅殺，但是他的《論語集解》一書，卻在問世之後即成為研習《論語》的主要著作，不僅風行於當時，而且流佈於後世。《論語》是儒家最基本的典籍，陳壽出自蜀漢大儒譙周的門下，儒學修養非常深厚，他對西漢名儒孔安國的上述解釋，肯定並不陌生。而他在入晉之後，對於以往在蜀漢難以見到的何晏《論語集解》 ，也一定會留心研讀。因此，對他這一句“舉國託孤”措辭的深層次含義，就不能停留在一般意義上的探究，更應該加上漢魏儒家賦予的文化新詮釋。這樣一來，上文所引曾子的這段話，便應當翻譯成如下的白話文，才能更加準確暢達:
曾子說: “可以託付他輔佐年幼的君主，也可以託付他代為行使君主的政令，而當他面臨保安國家、穩定社稷的重大關頭，絕對不會動搖變心--這是君子一類的人嗎？當然是君子一類的人呀！”
不難看出:這段文字的邏輯層次中，之所以“可以託付他輔佐年幼的君主”“也可以託付他代為行使君主的政令” ，根本原因在於，面臨重大考驗的關頭，他依然能夠堅持“保安國家” “穩定社稷”的基本原則。也就是說，兩個“可以”是手段， “保安國家” “穩定社稷”才是根本目的。既然是這樣，那麼諸葛亮一旦取代劉禪之後，蜀漢的“國家”變了名號，劉氏的“社稷＂變了主人，那麼整個“舉國託孤”的基本目的都完全破滅了。這就更加有力地反證了一點:陳壽自己對＂君可自取”這句話的理解，絕對不可能是“你可以自己取代劉禪＂。
武侯祠
顯然，深厚而豐富的文化內涵，盡在“舉國託孤”四字之中。後世有一種頗為流行的看法認為，劉備之所以會在說了“舉國託孤”之後，又補上一句“你可以自己取代劉禪” ，是在玩弄誦詐的“帝王心術” :他本來就對諸葛亮心存猜疑，這樣說的目的，是要將諸葛亮逼到死角，使諸葛亮在輔佐劉禪時，不能不忠誠，不能不竭盡心力。《徇批通鑑輯覽》所載清代康熙皇帝的批語“三國人以譎詐相尚” ，對此就是這樣的看法。但是，持這樣的看法者，對陳壽接下來對劉備做出的“心神無貳”讚美性評語，完全無法作出合理的解釋。所謂“心神無t＂ ，用白話表達就是內心沒有任何另外的念頭。
劉備故意要說出這番虛假話語來逼迫對方效忠，顯然是有了另外的念頭，而且是對諸葛亮的忠誠和盡力有所懷疑之後產生的另外念頭，那還能夠稱為“心神無貳”嗎？至少在陳壽的心目中，這樣的看法是絕對不能成立的。尤其必須指出的是，如果陳壽自己真的洞悉到劉備是在玩弄“帝王心術”的話，他無論出自史家乘筆直書的優秀傳統，還是出自個人切身利害的考慮，都應當直接點明，而完全不必為之掩飾。因為他撰寫《三國志》時的西晉武帝之世，其王朝基礎是武帝的祖父司馬懿所奠定的。而司馬懿其人之所以能夠奠定西晉代魏的基業，成功實現其政治野心，正是充分利用了自己在魏文帝、魏明帝兩朝輔政大臣的權位，以及魏明帝死時繼位嗣君曹芳年僅八歲的機遇。
五丈原諸葛亮廟
從《三國志》卷三《明帶紀》的記載來看，就司馬懿而言，魏明帝臨終對他的一番“託孤”言行，同樣算得上是“心神無貳”的。但是，同樣是“心神無貳”的“舉國託孤” ，在蜀漢是社稷安穩，在曹魏卻是江山易主，誰是誰非，不言而喻。可見陳壽越是在這裡讚美劉備“舉國託孤”的“心神無貳” ，就越是有隱射和諷刺西晉王朝所得天下來路不正的巨大風險。相反，如果他說劉備在玩帝王心術，對諸葛亮不真誠對待的話，反倒會為司馬懿起到開脫的作用，對他是有現實好處的，對不對？但是，陳壽並沒有這樣做。在這樣嚴峻的現實政治背景之下，陳壽做出的評論，於情於理，我們都不能懷疑其客觀性和準確性。至於崇尚高度君主集權的康熙，對這一史事發出譏評，很大程度出自現實政治的考慮，而非真正史家客觀論史的評判，可以理解，但是絕對不足為憑。
總之，作為《三國志》親筆撰寫者，史書中劉備遺囑的最早記載者，曾經在蜀漢政權任職的官員，陳壽已經在自己親自作出的評語中，表明了他對“君可自取含義的理解。他的理解，權威性當然無可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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