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周思聪走得太早。一九九六年走的时候，她才五十七岁。
人已去，惟有欣赏她的画，读她的文字。
我爱水墨画，变幻无穷的黑白常令我沈醉。
——周思聪
曾经为之倾倒的形式，拿来却成了桎梏，因为那不是自己心灵的顿悟，而是别人的灵光。
——周思聪
儿童做画，画心中所想，而非眼中所观。孩子不可能热衷于解剖，透视，素描关系这些技巧的搬弄，而是情感驰骋，随心所欲，“万物皆备于我”。这正是艺术家们梦寐以求的境界。
——周思聪
画让人看后应能使人神游，这是成功的。但是不能为了情趣而人为地去编造，只能是自己感受中的生活情趣。——周思聪
生活的感受要通过自己的语言讲出来，不要通过看别人的作品来启发自己的感受，不然往往是不痛不痒。要有真实地感受。
——周思聪
“绘画的功能不仅仅使人赏心悦目。人生充满了苦难，往往它最震撼我的心灵，产生强烈的表现欲望。它不容我装腔作势，故作多情，只能老老实实诉说出来。”——周思聪
周思聪、卢沉伉俪
↗周思聪、卢沉是20世纪晚期中国画坛最具影响力的艺术伉俪。两位先生的创作，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兼容并蓄，融传统与时代精神一体，以独特的生命感悟留下了自己在艺术史上的印记。
↗ 1987年，中国美术馆举办“二月九人美展”，周思聪（右二）与王明明（左一）、张步（左二）
在画坛，周思聪、卢沉的和谐默契众所周知。都毕业于中央美院，接受过严格的素描训练，拥有扎实的写实造型能力，是新中国时期成长的一代画家中的佼佼者。周思聪深秀于内，善于将主观与感应化为绘画，是一位天才型的女画家；卢沉善于把感性理性化，是勇于探索开拓的教授兼画家。
那周思聪到底是一位怎样的艺术家？
“有才气，绘画很独特，拿起笔画出来的就是不一样。”郎绍君说周思聪的才气是卢沉自己都承认的：“卢沉比较理性，他一再说，就绘画才能论不如周思聪。不过，他读书思考，在思想观念上对周思聪有一定影响。”
聊到周思聪个人性格时，卢沉认为周思聪外表柔弱，但内里却有一种骨气。郎绍君则这样形容：“卢沉直率热情，十分健谈，非常关注思潮与理论，周思聪话不多，声音轻轻的，但有实在的见解和态度。她曾说，君子之交淡如水，不多说话都能彼此了解，是真朋友。我比较注意他们的画，他们比较注意我的文章。”
周思是一个让老天都嫉妒的才女，所以从年轻时她就很劳苦。都说有才的人都是孤独的，甚至连老天都会嫉妒。
为了更真切地了解这位伟大而具悲悯色彩的艺术家，下面给大家献上周思聪先生的自白：
我的经历简单而幸运，说来话短。
我出生在
北方乡镇一个旧式的大家庭里。
记得
生着白胡子的祖父
是镇里一所小学的校长，
我四岁时曾被白胡子牵着
混到那所小学里念过书。
三岁时与姑姑合影
生着黑胡子的外祖父
是同一镇里的一位草药郎中，
他很受乡里敬重，
闲暇时常写诗作画，
我童年时最大的乐趣莫过于跟母亲去姥姥家，
坐在黑胡子膝下玩耍，
我对画画的爱恋大约就是从姥姥家开始的。
全家合影
日本人投降那年，
我们全家迁居北京，
我在北京读完了小学中学和大学，
并一直居住到现在，
也差不多算是北京人了。
在小学时，
张怡贞先生是我的美术老师，
她和蔼而严格，
是她给予我绘画启蒙教育。
少年时代与同学合影
读初中时，
偶然见到杂志上刊登的德国人凯绥？
珂勒惠支的画，
受到极大震撼。
她成了我最崇拜的第一位画家。
柯勒惠支作品↓
读完初中，
我兴高采烈去报考中央美术学院附中，
没料想却遭到父亲的强烈反对，
致使我失去了那次机会。
但我的固执
终于胜过了父亲的权威，
第二年我便成为美院附中的学生。
老校长丁井文先生
对我们这些孩子关怀备至，
年轻的老师们都极平易而负责，
我在附中接受了严格的素描基础训练，
度过了难忘的三年。
学生时期
一九五八年，
极左的年代，
我们附中毕业的四十名同学中
被美院录取的只有少数几名，
出乎意料，
我竟是其中的幸运儿。
与李可染合影
在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五年的学生生活中，
有幸受到我所敬仰的
山水画大师李可染先生、
人物画大师蒋兆和先生，
叶浅予先生、刘凌仓先生、
花鸟画大师李苦禅先生、
郭味蕖先生以及其他各位老师的谆谆教诲，
使我一生受益不尽。
一九六三年美院毕业，
我被分到北京画院做了专业画家。
然而紧接着的十年浩劫
却使我同其他人一样被迫停止业务实践。
结婚照
一九六九年我与卢沉结婚，
志同道合。
我们有一子一女，
日子尽管紧迫，然而和谐、默契。
一九七三年重新开始创作。
展出的作品有《长白青松》、《山区新路》等。
周思聪《长白青松》
周思聪《山区新路》
一九七六年周恩来总理逝世后，
我心情一直不能平静，
一九七八年深入邢台地震灾区，
完成水墨画《人民和总理》。
一九七九年此画获全国美展一等奖。
周思聪《人民与总理》
一九八O年赴吉林省辽源矿区，
开始大型组画《矿工图》的创作。
一九八一年到凉山彝族地区写生，
之后创作了十数幅高原风情画。
矿工组画↓
一九八四年应日本著名画家
丸木位里、赤松俊子之邀赴日，
在东京上野美术馆展出《矿工图》等作品。
在上野美术馆 1984年
于日本赤松俊子家中 1984年
一九八五年以后，
因患病，
创作活动长期受阻，
期间带病完成部分小幅作品。
自传到此便传完了。
人说没有坎坷经历的人，
其作品便没有深度，
看来此话正应验在我身上。
画了三十多年画，
始知自己天资平平。
这都是无可奈何的事，
顺其自然吧。
我只愿人们看到一个真实的我。
谨以此平凡的画集献给我敬爱的师长。
一九九O年九月
看完周先生的自传，发现她对自己的生活描写竟如此风轻云淡、朴实无华，也许在生命的尾声，她早已归于平淡了吧！事实上，真是的生活带给她要悲惨刻骨铭心得多。
从早年间，周思聪的父亲生病需要照顾，卢沉的母亲也跟他们一起生活，善于艺术研究的卢沉对家里的事情并不在行，两个孩子还很小，家庭大小事务都由周思聪一人承担，她总是无论冬夏在冬天院子里用冷水洗衣服，这也似乎是她后期得类风湿病的原因之一。随着卢沉患肝炎，周思聪开始负担起了更为艰辛的家庭和精神负担。但是话语不多的周思聪面对生活中的一切都很少有表露，不久之后周思聪得类风湿关节炎。这是《矿工图》没有完成的最直接原因。
周思聪给好友马文蔚的信中有这样几个片段：“卢沉因病不能画，我的压力很大。这画要表现一种力，需要有男人的气概，我感到自己还缺少这力量。这似乎是没有办法的事。”“我曾经是那么希望着，共同完成。他毫无道理的冷漠，伤了我的心。”
《周思聪与友人书》书影
卢沉退出创作，周思聪病情加重，《矿工图》最终还是没有继续下去。郎绍君说：“类风湿是一种不可逆的疾病，无休止的疼痛，关节变形，伤口难以癒合；不断的住院、治疗，无法解脱的烦脑，组画就搁置了。
严格说，她的风湿病痛，有一段是时好时不好，不是完全没有接续画的可能。我问过她，除了病痛，还有没别的原因？她说：就感觉自己力度不够。
朱嘉凡《周思聪在矿工中间》
《心欲静，忧未歇》一文中说：这‘力度’不是尺幅和笔墨形式方面的，大约是心理上的。作品挽救的历史苦难及其惊心动魄性，需要画家巨大的意志与承受力量。周思聪太多柔肠，太多同情心，她似乎难以忍受从自己笔端流湍出那么深广的痛苦。她认可我的这一推想。实际上，她放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那时候，除了身体与心理，还有家庭负担的压力，以及艺术上的另一种追求。”
《矿工图——同胞、汉奸和狗》周思聪
《矿工图——同胞、汉奸和狗》局部
从文革时期到《矿山图》，周思聪的人物画创作一直承载着艺术家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但当她到了彝族地区之后，她说：“在那里我看到的、感到的和原来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觉得那里地球转的特别慢，人们自生自灭，像植物一样，他们没有文化，但人与人之间却很干净，比较原始，这就很入画。”
《矿工图——人间地狱》 周思聪
《矿工图——人间地狱》局部 周思聪
在给友人的信中，周思聪谈到她对人的审美标准：
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人，他们不知道自己有多么美。比如一个通身区[黢]黑的矿工，他以为自己的丑陋的。殊不知他是那么美，令你惊异。我也常在街头观察过一些时令女郎，穿一半件洋货什么的，或是脸盘略有点标致什么的，于是盛气凌人、自命不凡起来。一看便知是个草包，从里面浸透出丑态。这当然不属于我所欣赏的“平凡的人”之列。在我尊敬的画家之中，李可染是德高望重的，然而他却是极平常的人。激动起来，结结巴巴说不出话像个孩子，对许多事常显出惊奇“怎么会这样？”，有了高兴事，一遍一遍说给人听。所以他是个常人，是个自然人，至少本质是如此。“我爱平凡的人”这句话，也可以说成“我厌恶自命不凡的人”。
一九八七年七月二日
周思聪性格里还有一种敏感的一面，尤其是对人生悲哀的的情感特别敏感，她需要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慰藉，一种相对宁静、平和的心态，不想再激烈的宣泄，再承载过于沉重的社会主题了。所以她所感受到的彝族是安静、质朴、没有任何激烈的矛盾、时间甚至是静止的，这与大部分去到彝族地区的人们感受到的并不相同，周思聪的关注点在彝族人普通、真实又劳苦的生活，所以周思聪的感情是细腻的，她也把自己的情感投射到她所看到的彝族风情，在她笔下的彝族妇女平静、忧淡，却也总是辛苦的背负着重担。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1981年
“她从大凉山归来的第一幅重要作品，刻画了两个在背柴途中歇息的彝族妇女，题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这正是她的感受和想像——没有争斗和混乱，只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简朴生活。
周思聪是把自己的感情投射到她所看到的彝族女子，她们贫穷，勤劳，淡然、朴素。画她们的笔线和色调也是恬淡抒情的。”郎绍君曾经撰文说这件作品还延续着《矿工图》的浓重陈郁，却没有了《矿工图》的解列和悲怆，“画中两位在途中喘息的彝族妇女，脸上雕刻着沧桑、眼神却木然、漠然。”
周思聪在访谈录里说：“我到了那里就有一种共鸣，好像在上一个世纪的梦中曾经想见，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融洽。”
郎绍君认为：“这些作品笔墨风格已经不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么凝重，空间也变得开阔起来；人物精神的‘淡’则依旧：无论她们在做什么，都像无所谓，无所注意似的，但又很自然，没有一丝牵强。我曾注意到在这些作品中较多出现的妇女形象。她们‘多孤独一人，或在秋雨里、或在雪夜中，或在草地上，身处空阔的原野，云天低垂，尘路漫漫，独立移步，艰难而无怨’。”
郎绍君说“80年代中期，中央美院国画系开人体课，请周思聪去授课。她和学生一起作画，用圆珠笔勾画了一批巴掌大小人体画，这批人体的特点就是‘变形’。课堂上画人体，一般都是为了解决结构、色彩、光线等技术性问题，但周思聪看到和追求的不只是这些，她关注的是生命苍桑在体形上留下的痕迹。这样，在写实性追求的同时，她适当用了一些夸张手法，把那种苍桑感突显出来。
这批小画传到各地，不自觉的颠覆了人体画单纯的技术目的，以及单纯的唯美追求，人们竟相摹仿，对当时方兴未艾的人体绘画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周思聪画的人体，有生动的肉体，更有深层的精神追求。
随着病情的加重，周思聪后来已经不太容易继续进行人物画创作。荷花，是她80年代后期开始，集中于病重之后的90年代创作的。
“多年的病痛，不断的住院、打针、治疗，朋友们帮助她到新加坡、美国治疗，也未能明显好转。久不离病榻，她渴望重返大自然。
在帅府院的家里，在北京第六医院的病房里，我都见过她用变了形的指关节把笔画荷，画风雨小屋，山水小景。物质生命的困境迫使她寻求精神生命的寄托。
周思聪残荷
笔力和气势不够，就追求墨色和韵味，花少叶多，晴少雨多，没有‘红莲沉醉白莲酣’的盛景，不乏‘月白风清欲坠时’的忧寂。浮萍淡如泪痕，残荷恍似乱云，折落纷披，仍透着生机。寂寞中不乏热情，愁思中又交织着喜悦。前人画荷多‘出污泥而不染’的隐喻，周思聪画荷则直抒心曲，深情动人。”郎绍君说荷花从另一个方面突显出她的杰出绘画才能。
周思聪残荷
“周老师那时身体的状态，所承受的痛苦，对她是一种精神升华，她跟我说过，说都想通了，一切随缘。”这就是王明明为周思聪所总结的“归于平淡”，他说周思聪最后一批荷花用一个字形容就是“无”，技法上减到了不能再减，就像是一种解脱和精神的蜕变，周思聪并不信佛，却像是到了佛学中的最高境界，画中的空灵恰好与她的精神是巧合的。
“从对命运的抗争，到后来的无奈，再到最后的解脱，这是周老师精神上的领悟，把自己的痛苦全部放掉，顺其自然。”对于周思聪晚年的艺术道路，王明明这样诠释。
↗ 蒋兆和《流民图》 200×2600cm 1943年
在中国画命运攸关的年代里，周思聪以一位艺术家的良知与责任，创作出一批震撼人心的作品。《矿工图》组画是周思聪的代表作，是八十年代初中国表现性水墨画的代表作，也是蒋兆和《流民图》之后的又一部揭露侵略罪恶的人道主义力作。这类作品的出现所表现出的悲剧色彩以及悲剧所特有的美感，还有悲剧所特有的文化力量，与那些歌颂的人物和歌颂的作品背道而驰。它给予当时文化界的震撼力，给予美术界的影响力，超乎寻常。
↗ 周思聪 《矿工图——同胞、汉奸和狗》
↗ 周思聪 《矿工图— 遗孤》局部
在1966年由卢沉构思、立意的《矿工图》组画，以东北沦陷时期的矿工苦难血泪史为创作主线。最初计划自《背井离乡》始，描写农民逃荒求生，携家带口进入矿山；第二幅《地狱之门》起，主要描绘矿工们与矿主、监工、刑罚、瓦斯、饥饿、病痛触目惊心的生死搏斗，最终以矿工《当家作主》结束。在1980-1983年的四年时间里，周思聪共完成了《王道乐土》、《人间地狱》、《遗孤》、《同胞、汉奸和狗》四幅作品。由于健康等种种原因，《矿工图》组画最终成为没有完成的浩浩悲歌。
↗ 周思聪 《矿工图 — 王道乐土》
《矿工图》借鉴了西方现代派的构成方法，以分割的画面和重叠的形象喻示了重压之下支离破碎的灵魂，强化了受难者无尽的创伤。在人物造型上，她吸收了表现主义的手法，大胆地进行夸张和变形，墨色焦黑，形象扭曲，构图满密，矿工的苦难似乎要溢出纸外，侵略者的残暴罪行昭然于前。
↗ 匡时2012年秋拍 周思聪《矿工图 — 王道乐土》变体稿 178×240cm
《矿工图 — 王道乐土》第一稿相对完成稿而言，在题材、表现手法、构图、艺术元素等各方面具有极高的一致性，但又在色彩、局部等细节上，体现了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艺术思维变化和提炼的过程。
如今，已经很难有机会见到周思聪如此大尺幅的、具有代表作意义的、且在近当代美术史具有重要地位的作品面世。同时，其对当前国家组织的重大历史题材创作，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閱讀更多 中國美術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