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一度麦收时。鲁西南地区的芒种节气一过，农村“三夏”大忙就要开始了。我虽告别亲身收麦的日子已有多年，但过去那收麦的场景却早已被深深镌刻在脑海中，至今仍历历在目，始终难以忘怀。
最为铭心刻骨的是1970前后的几年。那时我中学毕业后回乡务农，每年在生产队割麦是少不了的。那时农村收麦不像现在有了收割机，全靠清一色的镰刀，一把接一把地硬是割下来。由于自己一直在城里上学，刚一开始，割起麦来与长年在地里干活的青壮劳力相比，就显得格外吃力。一天下来，其个中滋味，是从来没有割过麦的人所能体验到的。最令人伤感的，还不是那腰酸腿疼、浑身像散了架的肢体感觉，而是内心被可怜的小麦收成而深深刺痛。
那时候，由于农村体制的原因，生产队种的都是“卫生田”，肥料施得很少，小麦长得又矮又细，麦穗都像“蝇子头”，一般每亩地小麦才七、八十斤的产量，除去交公粮、留种子等，一个社员分到手的小麦也就是四、五十斤，少的每人只分二、三十斤。在农村那“地瓜干子当主粮、鸡腚眼子是银行”的年代，农民分得的这点小麦，就需要一年到头盘算着吃。平时很少吃“净面”（白面的意思）的馒头，多是黑面加点少量白面掺和着吃，只有偶尔家中来了客人或到过年，才敢大大方方地吃顿白面馍。一说起这些往事，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常常一声长叹，泪水沾襟。但对这种不堪回首的日子，现在的年青人却感到是在听天书。
不过，在那个时候，原属于菏泽地区的老家梁山县却另有一方“天地”。那就是梁山北部一望无际的东平湖里，到处呈现出一派小麦丰收的景象。当时，灌注到东平湖内試洪的41亿立方的黄河水泄掉以后，淤积的黄河泥沙形成一马平川、沃野百里的大片农田，种植的小麦长势格外喜人。由于东平湖内小麦收成好，社员分得的小麦一年到头吃不完，成为梁山一带人们向往的“福地”。湖外的姑娘们纷纷嫁到湖里，导致湖外大量男青年打光棍；而湖内的小伙子则“挑肥拣瘦”，睁大眼睛选美女。
各种生产力要素，曾一度向这里聚集。菏泽军分区、地区“五七”干校，都在东平湖内拥有上百亩劳动基地。每到麦收季节，军分区机关和独立营的指战员、地区“五七”干校里“靠边站”的干部，都要顶着烈日去收麦。按节气，东平湖内的麦收一般比湖外晚一个礼拜，等湖外的小麦分到社员手中，湖里的小麦才刚动手收割。东平湖内地旷人稀，每人平均占地四、五亩，有的甚至还要多一些。
由于劳动力不足，当地农民种麦从种到收，都是粗放经营，收割后的麦田从来不复收，大量的麦子便散落在地里。于是，这为湖外的农民去拾麦子提供了条件和契机。湖外的农村社员一忙完本地的麦收，便成群结队，纷纷涌向东平湖里去拾麦子。一天下来，一般要拾十几斤甚至还要多。在东平湖里连呆几天，个人拾的麦子比在生产队分得还要多。
不过，在东平湖里拾麦是一件很遭罪的事。1967年，我就与村里几个发小去湖里拾过一次麦子。这天下半夜3点起床，我带上一大摞母亲用铁鏊子烙的薄饼，沿着乡间狭窄的土路，深一脚、浅一脚地步行十几公里，来到东平湖里的鹅鸭场村一带，也就是菏泽军分区的劳动基地附近。一连三天，我与几个发小一块，蓝天当被地作床，每天在野地里就地而睡。
讲起吃来，哪有条件生火做饭，每顿都是干吃从家带去的凉饼。渴了，就跑到附近的柳畅河里，蹲在地上探下头去，双手捧起河水咕咚、咕咚喝几口。那时不知为什么，也没碰见事后闹肚子。白天忙于拾麦子，并没感到多辛苦，一到晚上，就感到时间很难熬了。东平湖内杂草丛生，一到晚上蚊子乱飞，直咬得头上起疙瘩。为了抵御蚊子叮咬，就用带去的粗布单子蒙在头上。三天过去了，我与几个发小将拾来的麦子搓好，装在一个粗布口袋里，足足有三、四十斤。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那种获得感和喜悦之情，简直无法形容，难以言表。
几年过去，时来运转。我有幸离开农村，上了大学，毕业后进入县委大院工作，再也不用遭在农村割麦的“洋罪”了，但每年麦收季节，县委机关干部也要去城关公社的附近村去帮助社员收麦。当时，那是为了“防修防变”，有目的地组织国家干部参加农村集体劳动。不过，每年都是象征性的，并不是拼上命地帮助农民干活。而且心境也与当农民割麦时大不相同了。如今，虽说也去农村劳动，那是带着几分国家干部身份的自豪感而去的，农民见了县委的干部羡慕得要死。那几年，自己当了国家干部，生活虽然有很大改变，但农民缺吃少穿的日子仍在继续。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好似一声春雷，给广大农民带来生活的希望。1980年，家乡实行了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时，母亲的户口还在农村，也分得1.5亩责任田。家里没有其他人，种地的任务就自然而然地落在我的头上。我清楚记得，这年我回家收麦，村民们脸上那种灿烂喜悦的表情，是我从来没见过的。大家一碰面，都像过年一样高兴。全村土地包干到户后，小麦亩产一般都在五、六百斤，比过去实行大集体时多了七、八倍。
开镰那天，本家的大叔喜盈盈地在地头上放起了鞭炮，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好似声声诉说着乡亲们对改革开放好政策的一片赞美。母亲的那1.5亩小麦，虽然比人家长得孬一点，也足足收了五口袋，大约有600余斤。我把这些小麦让一个叫“憨二”的邻居小伙，用地排车拉到梁山县粮食局下属的面粉厂，存在那里随用随取；取出的面粉再到机关食堂换成馍票。当时，我在县委工作期间，每月供应的小麦面粉只有30来斤。平时常有同学和农村老家的人去县城赶集或办事，中午就到县委找我蹭顿饭，我一直为供应粮不够吃而伤恼筋。自打有了母亲的责任田，我再也不用为吃饭发愁了。
谈起这些变化，当地的干部群众总忘不了一心为民的时任菏泽地委书记的周振兴，甘愿冒着丟掉乌纱帽的风险，在山东乃至全国较早地推行了大包干生产责任制。全区实行责任制的1979年，当年就实现了粮食自给自足，一举结束了长年吃粮靠统销的历史。到了1980年后，每年还向国家贡献小麦10亿多斤。就连穷得揭不开锅的东明县小井公社的农民，也是家家大囤满、小囤流。
说起粮食囤，新华社著名记者南振中当时采访东明县后，曾写过一篇很有影响的《看粮囤》的通讯，记述的就是通过东明县农民粮食囤的变化，反映出农村“大包干”前后农民生活的巨大反差。在实行“大包干”责任制前，围绕农村粮食囤，在包括东明县在内的鲁西南一带农村，发生过许多令人啼笑皆非而又令人唏嘘不已的伤感故事。一些农村有这样一种现象：在男女青年谈婚论嫁时，一般都是由女方的母亲先到男方家里去“相家”，对其经济状况考察一番。除了察看房子好孬之外，另一个重要的考察内容是看囤里有多少粮食，甚至还要亲手摸一摸。
由于没有多少粮食，为了掩人耳目，男方便将破衣服、烂套子放在粮食囤里，并占去大部分空间，然后在最上面覆盖一层粮食，以表示家中生活富裕，媳妇娶进家后不挨饿。这种“障眼法”是很多男方对付女家前来考察的一种小伎俩。我的家乡梁山县的农村也是如此。一些男方这种弄虚作假的做法，也常常被女方所识破，最后以告吹而收场。男方使出的这种“看粮囤”的花哨点子，看似荒唐可笑，其实却道出了当时贫困农民的多少心酸和无奈。如今，粮食多了，他们终于可以昂起高贵的头颅，敞开大门迎接任何一家女方前来“相家”和考察了!再也不用战战兢兢害怕女方识出破绽了!
农村随着小麦的丰收，也带来新的问题。过去用条子编的粮食囤已不适应大丰收后的需要，有的农村便发明了用水泥缸盛小麦的办法，不仅盛的数量多，而且还避免了老鼠侵害之苦。那些年，我们梁山一带农村非常盛行这种盛麦用的水泥缸，以至造成梁山水泥厂的水泥一度供不应求。
1984年初，梁山县公安局出台一个政策，给部分机关干部家属“农转非”。母亲那1.5亩责任田尽管收获颇丰，但我还得来回折腾去种地，弄得我总感疲惫不堪。于是，我便趁这个机会，按照政策规定，申请将母亲的户口“农转非”，从此，我就彻底告别了农村麦收的日子。
本人虽已离开家乡多年，但始终魂牵梦绕，忘不掉生于斯、长于斯的那块地方。更忘不了那困苦的年少生活，忘不了在农村那缺吃少穿的年代。所庆幸的是，母亲的农村那1.5亩责任田，也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美好的回忆。我由衷地感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好政策，也感谢那些我在农村遇到困难时伸手帮助我的乡亲们。
2019年6月1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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