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一度麥收時。魯西南地區的芒種節氣一過，農村“三夏”大忙就要開始了。我雖告別親身收麥的日子已有多年，但過去那收麥的場景卻早已被深深鐫刻在腦海中，至今仍歷歷在目，始終難以忘懷。
最為銘心刻骨的是1970前後的幾年。那時我中學畢業後回鄉務農，每年在生產隊割麥是少不了的。那時農村收麥不像現在有了收割機，全靠清一色的鐮刀，一把接一把地硬是割下來。由於自己一直在城裡上學，剛一開始，割起麥來與長年在地裡幹活的青壯勞力相比，就顯得格外吃力。一天下來，其箇中滋味，是從來沒有割過麥的人所能體驗到的。最令人傷感的，還不是那腰痠腿疼、渾身像散了架的肢體感覺，而是內心被可憐的小麥收成而深深刺痛。
那時候，由於農村體制的原因，生產隊種的都是“衛生田”，肥料施得很少，小麥長得又矮又細，麥穗都像“蠅子頭”，一般每畝地小麥才七、八十斤的產量，除去交公糧、留種子等，一個社員分到手的小麥也就是四、五十斤，少的每人只分二、三十斤。在農村那“地瓜乾子當主糧、雞腚眼子是銀行”的年代，農民分得的這點小麥，就需要一年到頭盤算著吃。平時很少吃“淨面”（白麵的意思）的饅頭，多是黑麵加點少量白麵摻和著吃，只有偶爾家中來了客人或到過年，才敢大大方方地吃頓白麵饃。一說起這些往事，那個時代過來的人常常一聲長嘆，淚水沾襟。但對這種不堪回首的日子，現在的年青人卻感到是在聽天書。
不過，在那個時候，原屬於菏澤地區的老家梁山縣卻另有一方“天地”。那就是梁山北部一望無際的東平湖裡，到處呈現出一派小麥豐收的景象。當時，灌注到東平湖內試洪的41億立方的黃河水洩掉以後，淤積的黃河泥沙形成一馬平川、沃野百里的大片農田，種植的小麥長勢格外喜人。由於東平湖內小麥收成好，社員分得的小麥一年到頭吃不完，成為梁山一帶人們嚮往的“福地”。湖外的姑娘們紛紛嫁到湖裡，導致湖外大量男青年打光棍；而湖內的小夥子則“挑肥揀瘦”，睜大眼睛選美女。
各種生產力要素，曾一度向這裡聚集。菏澤軍分區、地區“五七”幹校，都在東平湖內擁有上百畝勞動基地。每到麥收季節，軍分區機關和獨立營的指戰員、地區“五七”幹校裡“靠邊站”的幹部，都要頂著烈日去收麥。按節氣，東平湖內的麥收一般比湖外晚一個禮拜，等湖外的小麥分到社員手中，湖裡的小麥才剛動手收割。東平湖內地曠人稀，每人平均佔地四、五畝，有的甚至還要多一些。
由於勞動力不足，當地農民種麥從種到收，都是粗放經營，收割後的麥田從來不復收，大量的麥子便散落在地裡。於是，這為湖外的農民去拾麥子提供了條件和契機。湖外的農村社員一忙完本地的麥收，便成群結隊，紛紛湧向東平湖裡去拾麥子。一天下來，一般要拾十幾斤甚至還要多。在東平湖裡連呆幾天，個人拾的麥子比在生產隊分得還要多。
不過，在東平湖裡拾麥是一件很遭罪的事。1967年，我就與村裡幾個發小去湖裡拾過一次麥子。這天下半夜3點起床，我帶上一大摞母親用鐵鏊子烙的薄餅，沿著鄉間狹窄的土路，深一腳、淺一腳地步行十幾公里，來到東平湖裡的鵝鴨場村一帶，也就是菏澤軍分區的勞動基地附近。一連三天，我與幾個發小一塊，藍天當被地作床，每天在野地裡就地而睡。
講起吃來，哪有條件生火做飯，每頓都是幹吃從家帶去的涼餅。渴了，就跑到附近的柳暢河裡，蹲在地上探下頭去，雙手捧起河水咕咚、咕咚喝幾口。那時不知為什麼，也沒碰見事後鬧肚子。白天忙於拾麥子，並沒感到多辛苦，一到晚上，就感到時間很難熬了。東平湖內雜草叢生，一到晚上蚊子亂飛，直咬得頭上起疙瘩。為了抵禦蚊子叮咬，就用帶去的粗布單子蒙在頭上。三天過去了，我與幾個發小將拾來的麥子搓好，裝在一個粗布口袋裡，足足有三、四十斤。看著自己的勞動成果，那種獲得感和喜悅之情，簡直無法形容，難以言表。
幾年過去，時來運轉。我有幸離開農村，上了大學，畢業後進入縣委大院工作，再也不用遭在農村割麥的“洋罪”了，但每年麥收季節，縣委機關幹部也要去城關公社的附近村去幫助社員收麥。當時，那是為了“防修防變”，有目的地組織國家幹部參加農村集體勞動。不過，每年都是象徵性的，並不是拼上命地幫助農民幹活。而且心境也與當農民割麥時大不相同了。如今，雖說也去農村勞動，那是帶著幾分國家幹部身份的自豪感而去的，農民見了縣委的幹部羨慕得要死。那幾年，自己當了國家幹部，生活雖然有很大改變，但農民缺吃少穿的日子仍在繼續。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好似一聲春雷，給廣大農民帶來生活的希望。1980年，家鄉實行了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那時，母親的戶口還在農村，也分得1.5畝責任田。家裡沒有其他人，種地的任務就自然而然地落在我的頭上。我清楚記得，這年我回家收麥，村民們臉上那種燦爛喜悅的表情，是我從來沒見過的。大家一碰面，都像過年一樣高興。全村土地包乾到戶後，小麥畝產一般都在五、六百斤，比過去實行大集體時多了七、八倍。
開鐮那天，本家的大叔喜盈盈地在地頭上放起了鞭炮，噼裡啪啦的鞭炮聲，好似聲聲訴說著鄉親們對改革開放好政策的一片讚美。母親的那1.5畝小麥，雖然比人家長得孬一點，也足足收了五口袋，大約有600餘斤。我把這些小麥讓一個叫“憨二”的鄰居小夥，用地排車拉到梁山縣糧食局下屬的麵粉廠，存在那裡隨用隨取；取出的麵粉再到機關食堂換成饃票。當時，我在縣委工作期間，每月供應的小麥麵粉只有30來斤。平時常有同學和農村老家的人去縣城趕集或辦事，中午就到縣委找我蹭頓飯，我一直為供應糧不夠吃而傷惱筋。自打有了母親的責任田，我再也不用為吃飯發愁了。
談起這些變化，當地的幹部群眾總忘不了一心為民的時任菏澤地委書記的周振興，甘願冒著丟掉烏紗帽的風險，在山東乃至全國較早地推行了大包乾生產責任制。全區實行責任制的1979年，當年就實現了糧食自給自足，一舉結束了長年吃糧靠統銷的歷史。到了1980年後，每年還向國家貢獻小麥10億多斤。就連窮得揭不開鍋的東明縣小井公社的農民，也是家家大囤滿、小囤流。
說起糧食囤，新華社著名記者南振中當時採訪東明縣後，曾寫過一篇很有影響的《看糧囤》的通訊，記述的就是通過東明縣農民糧食囤的變化，反映出農村“大包乾”前後農民生活的巨大反差。在實行“大包乾”責任制前，圍繞農村糧食囤，在包括東明縣在內的魯西南一帶農村，發生過許多令人啼笑皆非而又令人唏噓不已的傷感故事。一些農村有這樣一種現象：在男女青年談婚論嫁時，一般都是由女方的母親先到男方家裡去“相家”，對其經濟狀況考察一番。除了察看房子好孬之外，另一個重要的考察內容是看囤裡有多少糧食，甚至還要親手摸一摸。
由於沒有多少糧食，為了掩人耳目，男方便將破衣服、爛套子放在糧食囤裡，並佔去大部分空間，然後在最上面覆蓋一層糧食，以表示家中生活富裕，媳婦娶進家後不捱餓。這種“障眼法”是很多男方對付女家前來考察的一種小伎倆。我的家鄉梁山縣的農村也是如此。一些男方這種弄虛作假的做法，也常常被女方所識破，最後以告吹而收場。男方使出的這種“看糧囤”的花哨點子，看似荒唐可笑，其實卻道出了當時貧困農民的多少心酸和無奈。如今，糧食多了，他們終於可以昂起高貴的頭顱，敞開大門迎接任何一家女方前來“相家”和考察了!再也不用戰戰兢兢害怕女方識出破綻了!
農村隨著小麥的豐收，也帶來新的問題。過去用條子編的糧食囤已不適應大豐收後的需要，有的農村便發明了用水泥缸盛小麥的辦法，不僅盛的數量多，而且還避免了老鼠侵害之苦。那些年，我們梁山一帶農村非常盛行這種盛麥用的水泥缸，以至造成梁山水泥廠的水泥一度供不應求。
1984年初，梁山縣公安局出臺一個政策，給部分機關幹部家屬“農轉非”。母親那1.5畝責任田儘管收穫頗豐，但我還得來回折騰去種地，弄得我總感疲憊不堪。於是，我便趁這個機會，按照政策規定，申請將母親的戶口“農轉非”，從此，我就徹底告別了農村麥收的日子。
本人雖已離開家鄉多年，但始終魂牽夢繞，忘不掉生於斯、長於斯的那塊地方。更忘不了那困苦的年少生活，忘不了在農村那缺吃少穿的年代。所慶幸的是，母親的農村那1.5畝責任田，也給我留下不可磨滅的美好的回憶。我由衷地感謝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好政策，也感謝那些我在農村遇到困難時伸手幫助我的鄉親們。
2019年6月1日於北京
閱讀更多 清苑慧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