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史新编”之《五凉史》连载十——前凉肇基之割据局面的演成

“十六国史新编”之《五凉史》连载十——前凉肇基之割据局面的演成

著名历史学家赵向群先生代表作《五凉史》,是“十六国史新编”之一,汇集传世史料与出土文献,还原魏晋南北朝大分裂时期河西地方的历史,钩沉一千六百多年前纵横河西走廊、丝绸之路的五凉王国的兴亡盛衰,全方位、多面向,还原中国历史上鲜为人知的重要阶段。武威,亦称凉州,自古以来就是河西走廊上门户城市,中西方文化交汇之地。千年的融合发展,形成了光辉灿烂的汉唐文化、五凉文化、西夏文化、佛教文化等为主的凉州文化,成为中国文化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珍品,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给武威这片神奇的土地增添了无穷的魅力。

武威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通过河西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河西史地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理事贾小军先生多次沟通衔接,征得赵向群先生儿子赵晓东先生同意授权,《五凉史》即日起长期在“武威文体广电旅游”微信公众号连载,让更多人了解武威“五凉古都”的历史文化魅力。以飨读者,敬请关注!

感谢贾小军先生、赵晓东先生的大力支持!


“十六国史新编”之《五凉史》连载十——前凉肇基之割据局面的演成


卷二 前凉篇


第一节 前凉肇基

割据局面的演成



张轨死后,子张寔及其弟张茂先后摄理州事。

张寔及其弟张茂摄理凉州政务时期,前凉政权的封建割据政 治局面逐步演成。封建割据局面演成有两个方面的历史原因,一是中原政治形势的变化,即由北方少数民族反晋军事活动而导致 的西晋王朝覆亡;二是河西政治形势的变化,即张寔、张茂继续强化张氏家族对河西的保据,以陇为界,形成与前赵政权的对峙。

张寔,字安逊,张轨长子,他“学尚明察,敬贤爱士”,因自幼随父亲生活在洛阳,深受中原文化熏陶和政治影响。他早年以察举人仕,自秀才为尚书郎。“永嘉之乱”发生后受西晋政府委任为骁骑将军。正当中原饱罹战乱,士民百姓纷纷避乱外逃之际,张寔也力辞骁骑之任,请求追随父亲到凉州任职。西晋政府批准他的请求,将他“改授议郎”。到凉州后,他受命镇压内乱,诛曹祛,“徙元恶六百余家”,因功受晋怀帝分封,为建武亭侯。不久,转为西中郎将、福禄县侯。永嘉五年(311年)后,其父张轨患风痹病不能主政,由他代理凉州政务。摄政期间,惧有人滋事,隐密其父病情,“闭绝音问,莫能知者”。在晋愍帝即位长安后,他受任为西中郎将,领护羌校尉,第二年(314年),张轨病故,他以世子名分被凉州官僚推尊摄理凉州政务,继而正式受晋愍帝策封,为持节都督凉州诸军事、西中郎将、凉州刺史、领护羌校尉、西平郡公。建兴二年,成为张轨政治的合法继承人,在位前后五年(314—319年)。


“十六国史新编”之《五凉史》连载十——前凉肇基之割据局面的演成


张茂,字成逊,张寔母弟,他“虚靖好学,不以世利婴心”。晋愍帝即位,南阳王司马保征辟他为从事中郎,继而推荐他担任黄门散骑侍郎和中垒将军等职,均被他推辞。建兴二年,晋愍帝征他为侍中,接着又策任他平西将军、秦州刺史,加散骑常侍,命他主持雍州军政,而他以父亲年迈久病为由,一并拒而不受。当大兴三年(320年)张寔被阎沙等谋杀后,“左司马阴充等,以寔子骏冲幼,宜立长君。州人乃推茂为大都督、太尉、凉州牧,茂不从,但受使持节平西将军、行都督凉州诸军事、护羌校尉、凉州牧、西平公”。在位共五年(320—324年)。

张寔以张轨世子嗣位,这是州府政治转为家族政治的开端。

张寔嗣位时,西晋政权已处在崩溃前夕。建兴二年,刘曜军队连续对关中实行游击战术,使西晋守军鞍马劳顿,疲于奔命。“六月,刘曜、赵冉寇新丰诸县,安东将军索琳讨破之”,“秋七月,曜、冉等又逼京都,领军将军麴允讨破之。”到建兴三年六月,刘曜军队盗挖西汉霸、杜二陵;十月,攻占冯翊。

面对西晋将亡的形势,张氏兄弟必须在“报国”与“宁家”中进行选择。张茂借口父亲老病,不应晋愍帝征召到秦雍去为官,便是一种选择。而张寔作为张轨的继承人,其选择的难度就更大些。首先,他不能不遵从父亲遗命,继续“弘尽忠规”。这一点, 他是做到了。有两件事可以说明。第一件是送玉玺事。

张寔元年(315年),兰池长赵奭上言:军士张冰于青涧水中得一玉玺,钳钮,光照水外,文曰“皇帝玺”。群僚上贺称德。定曰:“孤常忿袁本初拟肘,诸君何忽有此言!”乃送之于京师。”

“十六国史新编”之《五凉史》连载十——前凉肇基之割据局面的演成


胡三省为此事作注说:“晋诸征、镇能知君臣之分者,张氏父子而已。”第二件是派王该勤王和入贡事。316年(建兴四年),“寔遣将军王该率步骑五千人入援长安,且送诸郡贡计”。后王该所率凉州军队与镇军将军胡崧合兵,在长安城西担任防御,直到城破。鉴于张氏父子执忠不二,晋愍帝在投降刘曜的前夜,下诏张寔寄以重托说:

君世笃忠亮,勋隆西夏,四海具瞻,朕所凭赖。今进君大都督、凉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事。琅琊王(指司马睿)宗室亲贤,远在江表。今朝廷播越,社稷倒悬,朕以诏王,时摄大位。君其挟赞琅琊,共济艰运。若不忘主,宗庙有赖。明便出降,故夜见公卿,属以后事,密遣黄门郎史淑、侍御史王冲赍诏假授。临出奇命,公其勉之!

当然,在“弘尽忠规”之外,鉴于西晋亡国而琅琊王司马睿又“远在江表”的形势,张寔还必须作出自己的打算,即积蓄力量准备对付刘曜的西侵。这决定了张寔不能不对政治方略作出某些改变,使其更带有凉州本位性和家族利益性。从主观上说,张氏的割据倾向就从这里滋生。西晋亡国时张寔的政治、军事决策也在朝这个倾向发展。这同样有几件事可以说明:

第一件事是“竞自尊树”。在给晋室送玉玺的次年,即嗣位的第二年初,张寔下令:

忝绍前踪,庶几刑政不为百姓之患,而比年饥旱,殆由庶事有缺。窃慕箴诵之言,以补不逮。自今有面刺孤罪者,酬以束帛;輪墨陈孤过者,答以筐篚;谤言于市者,报以羊米。

贼曹佐高昌隗瑾进言说:

圣王将举大事,必崇三讯之法,朝置谏官以匡大理,疑承辅弼以补阙拾遗。今事无巨细,尽决圣虑,兴军布令,朝中不知,若有谬阙,则下无分谤。窃谓宜偃聪塞智,开纳群言,政刑大小,与众共之。若恒内断圣心,则群僚畏威而面从矣。善恶专归于上,虽赏千金,终无言也。


“十六国史新编”之《五凉史》连载十——前凉肇基之割据局面的演成


张寔以“增位三等,赐帛四十匹”褒奖了隗瑾。此事反映出三层含义,一是张寔罪己,意在邀取令名。罪己原由,他自陈是为“比年饥旱,殆由庶事有缺”,实则表明他要将“尊晋攘夷”转移到内修政理方面。二是张寔已按“建邦命氏”的程序和礼仪 处理“国事”,高昌隗瑾“圣王将举大事”揭示了这一点。三是张寔时,州府权力已完全集中在张氏家族手中,“兴军布政,朝中不知”,“群僚畏威而面从”。

第二件事是保存实力,并强化陇右防务。史载:

建威将军、西海太守张肃,寔叔父也,以京师危逼,请为先锋击刘曜。定以肃年老,弗许。肃曰:“狐死首丘,心不忘本;钟仪在晋,楚弁南音。肃受晋宠,剖符列位。羯逆滔天,朝廷倾覆,肃宴安方裔,难至不奋,何以为人臣!”寔曰:“门户受重恩,自当阖宗效死,忠卫社稷,以申先公之志。但叔父春秋已高,气力衰竭,军旅之事非耆耄所堪。”乃止。既而闻京师陷没,肃悲愤而卒。

张寔不许张肃为晋赴难,而当长安使臣史淑等抵达姑臧后,又借口天子蒙尘,不拜晋使;得知晋愍帝已被刘曜俘往平阳,大临三日延稽岁月,才派遣太府司马韩璞和灭寇将军田齐、抚戎将军张阆、前锋督护阴预等率步骑一万,会同陇西兵马同赴国难, 但又戒令韩璞“督五将兵事当如一体”,“不得有违机信”,“不得有乖异之闻”。与此同时,张寔又传信给南阳王司马保,陈述自己的苦衷,说“孤州远域,首尾多难”,又说此前派贾骞等带军增援,而军未渡陇闻朝廷倾覆,并表白说:“为忠不达于主,遣兵不及于难,痛慨之深,死有余责。今更遣韩璞等,唯公命是从。”另外他放出风声说韩璞在南安与断路的羌人相持百余日,粮尽矢尽,杀驾牛饷军后,兵士奋力战斗,直到张阆率领金城军队赶到才打败羌人。如此云云,无非是造成一种不是不出兵赴难,只因鞭长难及的舆论。至于羌人为何挡道,张阆为何在受命出军百余日后才率领金 城军队抵达南安,还有为何戒令韩璞统军不能有所“乖异”等, 这一切都是机密,故语焉不详,难以为外人道。但稍加分析,便知其中隐情。其实,不许张肃出兵,一是因张肃为张氏宗室,且年老偏执,只知“为人臣”之道,而不懂“全门户”之理。许其出兵,定然是有去无还,损兵折将。分析张寔所说“户门受重恩, 自当阖宗效死”的话语,肯定是受到张肃有关指责后,在为自己申辩。说完了事,并不见诸行动。另外,派韩璞统率陇西兵马向 东,旨在集结军队,形成陇右防线,以备东境不虞,主要是为防御司马保西进和刘曜西侵。向司马保解释“兵不及难”的原因,正在于掩人耳目,免招疑惑,此所谓“兵者,诡道耳”。


“十六国史新编”之《五凉史》连载十——前凉肇基之割据局面的演成


总之,在西晋亡国之际,张寔已在推行“保据”策略,故对“勤王”表现得非常消极。这一态度给鹄企西望的长安士民带来极大失望和悲凉。刘曜军队的杀戮,加上陇右又有焦崧、陈安聚众进行骚扰,“秦雍之人死者十八九”,失望之余,长安百姓作民谣说:“秦川中,血没腕,唯有凉州倚柱观。”到西晋亡国时,张寔政治上的转变最终得到了印证。

第三件事是遥尊司马睿与近拒司马保。张寔四年(317年), 焦崧、陈安的军队进攻上邽,南阳王司马保派使者向张寔求救。张寔以金城太守窦涛为轻车将军,率领威远将军宋毅以及和苞、张阆、宋辑、辛韬、张选、董广等人,率步骑二万前往支援。行军到新阳(今甘肃秦安县东南),接到愍帝在平阳被杀的消息。张寔因愍帝有“挟赞琅琊”的遗诏,加上张诜等又说南阳王司马保有“谋称尊号”的野心,建议他从速上表江南,劝司马睿即位,于是,张寔派牙门将蔡忠为使节,往建康献表。第二年,司马睿即位,是为东晋元帝,改元大兴,而“寔犹称建兴六年,不从中兴之改也”。在愍帝被杀后,司马保也在上邽称晋王,并署张寔 为征西大将军。但不久,司马保被陈安逐出上邽逃往祁山(今甘肃西和县西北)。继而韩璞驱逐陈安,迎司马保重返上邽。如此反复,司马保先后两次向张寔乞师,张寔两次派兵相助。第二年刘曜发兵攻陇右,司马保无力抵挡。准备投奔河西时,张寔却“以其宗室之望,若至河右,必动物情,遣其将阴监逆保。声言翼卫,实御之也”。未几,司马保被其将张春、杨次所杀。死后,其部众一万余人逃到凉州投奔张寔。

张寔奉表劝司马睿即帝位,但又不尊用东晋大兴年号而仍称“建兴”,这一方面表明他仍作西晋遗臣的态度,另一方面也表明对“尊奖晋室”的原则和举措已有所修改。表面上帮助司马保,实际上拒纳南阳王司马保入河西,是担心司马保会取代自己家族的地位,给保据事业带来不利的影响。对待司马家族各支势力的不同态度和措置,表现了敬而远之的策略,这个策略在后来的割据政治中还有发挥和使用。

客观形势是西晋灭亡后,凉州孤悬于西陲,并与前赵刘曜政权形成对峙。从张寔主观上说,司马保死后,除“遥尊东晋”,与东晋建康政权保持名分关系之外,很难说在政治上还有什么宗藩之别。

为上述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所决定,张寔时期,前凉政权已步入政治割据时期,史家所谓“寔自恃险远,颇自骄恣”,正是对其政权性质发生变化的点睛之笔。而崔鸿撰《十六国春秋》,所录政权依据的标准是所谓:“自晋永宁以来,虽所在称兵,竞自尊树,而能建邦命氏成为战国者,十有六家。”张寔时期,在“竞自尊树”与“建邦命氏”上,是完全够格的。应当说,张寔是前凉割据政治的实际缔造者,从张寔起,前凉跻身于十六国之列。


“十六国史新编”之《五凉史》连载十——前凉肇基之割据局面的演成


张茂嗣位后,进一步发展家族政治,发展割据事业。他安内与攘外并举。对内,严厉镇压叛乱颠覆势力,诛杀阎沙及其党羽数百人,又诱杀凉州大姓贾摹。对外,进一步强化东线防务,抵抗前赵进攻,而与东晋基本上无什么政治联系。

张寔被刺在大兴二年(319年)六月。在此前的二月,刘曜已称皇帝,并定都长安,继而改国号为赵,是为前赵。同年十一月,石勒在襄国称赵王,是为后赵。黄河流域已成分裂之势。刘曜即位长安后,前赵军队开始对长安以西地区发动扫荡。时南阳王司马保驻上邽,他集结关陇兵力,并联结秦陇氐羌和屠各胡,在陈仓(今陕西宝鸡市)一线与赵军对垒。但不久即遭焦崧和陈安的进攻而失败,接着,自己也被张春、杨次刺杀。

所以,张茂主政的前三年(319—322年),前凉东部形势并不严峻。当时,陈安占据着上邽,刘曜则忙于兴理内政和抵抗石勒,也附带经略仇池。并且陈安和刘曜之间也时有战事。张茂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占据了原由司马保控制的陇西、南安两郡,将防御前线放在韩璞军队驻扎的冀城(今甘肃甘谷县南)。及至其主政的第四年(323年)六月,刘曜攻破陈安占领的陇上诸县并发 兵向凉州推进时,由陇西、南安、冀城构成的三角形防线已能发挥有力的牵制和防御作用。

张茂保据和防御政策的初步成功,证明前凉“自成战国”的时机业已成熟,只是还需要进一步整顿内务以扩充实力。为此,他又运用权变策略麻痹刘曜,向刘曜“遣使称藩,献马、牛、珍宝不可胜纪”,而刘曜拜张茂太师、凉王。这样,“遥尊晋室”的虚伪性暴露无遗,而前凉割据的真实性却昭然若揭。


分享到:


相關文章: